新現實主義小説

進入新時期以來，作為現實主義文學的審美形態，首先出現的是“傷痕文學”，它深刻地揭示了極“左”路線給社會和人民造成的內傷和外傷，同時，也形象地展示了黨和人民與“四人幫”的封建專制主義所進行的殊死鬥爭。尤其從人性的角度看，它最先關注人的悲慘遭遇和內心創傷，着重批判了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定歷史時期極"左"路線對人們心靈的戳害，使人們精神變異、性格扭曲，使人成為非人的社會現實。它的重要意義還在於使中斷多年的現實主義傳統又恢復起來。而"反思文學"的產生則是人們試圖站在一個較高的歷史角度來觀照“文革”的歷史，思考歸結經驗教訓。可見，“反思文學”是對“傷痕文學”的正常續接和發展。它不但寫出了“傷痕”，而且寫出了造成這種創傷的原因和淵源，重新審視和評價這段歷史，以及這種社會和人生的悲劇不再重演，這無疑有着較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歷史意義。但是，這兩種文學現象總的看來，仍然籠罩在較濃重的政治色彩中，主題的顯現也比較單一。它們的審美傾向主要是暴露和批判，審美情感也主要側重於憤懣和反思。所以，這僅僅是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作為現實主義文學必然向着更為廣泛更為直接的現實生活接近，以推動社會的前進。接下來的“改革文學”便是推動社會改革和前進的現實主義文學潮流。應該説，“改革文學”依然是“反思文學”的延續和進展。因為，“反思文學”在昭示人們：要使極"左"路線造成的悲劇不在重演，就必須徹底割除現存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領域中不適合社會發展的癰疾。從這個角度上説，"反思文學"是為“改革文學”提供了依據和條件。

"改革文學"的出現是歷史發展的需要和人民審美需求的滿足。從現實生活的發展看，黨和國家已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一個空前高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高潮已經到來。從文學創作上來看，深刻變化的社會現實也為作家們提供了創作的廣闊天地，他們響應時代的召喚，把審美的目光從反思歷史轉向改革變化的現實，反映時代的脈動和人民的願望，表現新的人物和新的時代風貌。從人民的審美需求看，他們急欲看到改革變化了的活生生的生活圖畫。這些，都很自然地促進了“改革文學”創作潮流的興起。一篇《喬廠長上任記》開了"改革文學"的先河。以喬光樸、李向南為代表的改革者的形象積聚了強烈的時代精神和理想色彩，薈萃了社會主義改革者的優秀品質和剛毅性格。他們大刀闊斧、勇於創新、鋭意進取、勵精圖治，在艱難曲折的改革之路上奮爭拼搏，組成了人人稱頌的“開拓者家族”。因為他們代表了人民羣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巨大熱忱和渴望改革的迫切願望，反映了歷史前進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同時，也為現實主義文學畫廊添加了生氣灌注的人物形象。這些，無疑是值得肯定和稱道的。

但是它也存在着許多不足和缺陷。首先是雷同化傾向。這些改革者儘管性格各異，但都如同克隆的“喬廠長”，有着喬光樸的基因。同樣的説一不二的鐵的手腕，同樣的義無返顧的信心，同樣的剛毅堅強的男子漢氣魄。這就形成了某些新的“套子”和“模式”。其次是“青天”意識。由於過分渲染了這些改革者的能耐和本事，因而在這些人身上就籠罩着一層神的光環，透溢出一種“青天”意識和救世主思想。他們似乎就是過去英雄俠客、賢臣良相，出山上任、除弊興政在新歷史階段的翻版。這正如有些評論家所指出的：在這些改革者身上，有意無意地歌頌了一種封建奴化思想，給舊時代的‘青天’意識披上了一層美麗的面紗，而沒有真正意識到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為了調動每個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克服傳統的奴化意識，根除專制的生成土壤，我們需要的是民主化而非人格化。

不少反映改革的作品，卻把改革者描寫成‘鐵腕人物’、‘青天’的典型，作家對這些人物大唱讚歌，讓讀者發生誤解，以為社會上只要出現更多的鐵腕人物，社會改革就會順利進行，‘改革人物’成了對'鐵腕人物'的單一的審美觀照。其實這與作家創作改革文學的初衷是南轅北轍的。①再次是理想化。“改革文學”充滿了浪漫情調和理想色彩。這源於作家們是從一種觀念或理想的“圖式”看取生活，創造出一種理想的生活途徑讓人們去實現。這種創作目的在於作家們的巨大的政治熱情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對社會和民眾救贖的責任。這樣，文學的社會作用被誇大了，改革者也被神化了。改革者成了救世主，文學成了療救社會的藥方。

新現實主義小説從當前現實景況出發，冷靜客觀的剖析社會現狀，塑造生活在我們中間的普通人。作家們也不在以啓蒙者的身份俯瞰人世，而是以一種平視的角度把自己溶入平民的生存空間，表現出對生活在社會底層人們的同情和關愛。可見，新現實主義小説與以往的“改革文學”有很大的不同。

它表現出對“改革文學”的超越。它不是從人的觀念關係把握現實生活，而是從人的現實關係反映社會衝突。以往的改革文學無論是強化保守和官僚的勢力同進取和改革的勢力的兩相對壘，還是突出由一定的規則、習慣、禮俗、心態所渾然合成的某種生活方式、文化氛圍和社會風氣這種改革進一步發展的惰性和阻力，都偏重於人的觀念關係。而在當前一些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觀念關係，而是一種現實的利害關係。如在關仁山的《太極地》中，鄉政府官員之間的矛盾已不是觀念上的進步與落後、改革與保守的關係，而是利害關係，是激烈的官場爭鬥。做事務實為人謹慎的何鄉長終因鬥不過老謀深算的範書記而被排擠走。政績平庸的鄉團書記小鄭卻因其對象的舅舅是縣委組織部長而在競選中捷足先登。原本忠厚老實的邱滿子也在官場的角逐中磨練的圓滑成熟，後來以犧牲鄉民的利益為代價由官場的失意者變為贏利者。

這些官場內幕的現形、個體生命的異化説明了黨的幹部的整體形象正在扭曲變形，以及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的迫切性。又如在談歌的《大忙年》中寫出了金錢和權勢對人們心靈的污化。陳浩因無權無勢而在岳母家受歧視，同學會也以權錢為集結的標尺。在《山問》中則寫出了道德的迷亂，文明的衰落。山民們對勘察隊巧立名目、不擇手段地勒索，蠻橫無理地敲詐。這與當年對勘探隊的體貼關懷大相徑庭。這些利害關係都説明物慾橫流漫溢了我們營造多年的精神圍牆，世俗使我們喪失了崇高。調適人們失度的心態，扶正傾斜的精神標尺，是至關重要的。

從塑造的人物看，也從理想的聖壇上走向平俗。改革者也成了困難的拯救者。那種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果敢氣魄早已消失殆盡，或裹挾在重重矛盾中，如陷泥潭不能自拔；或限定在困境中，如履薄冰艱難前行。這與當年叱吒風雲的喬廠長大相徑庭，但這卻是20世紀末這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如，《大廠》中的呂建國、 《分享艱難》中的孔太平、 《年前年後》中的李德林、 《大雪無鄉》中的陳鳳珍、《破產》中的高德安，他們雖然身為廠長、鄉鎮長，但卻身處困境、如牛負重，雖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也無濟於事。他們只能以自己的人格凝聚人心，用自己的犧牲鋪平前行的道路。他們既是改革者，又是改革的犧牲者；他們既是現實困難的承受者，又是化解艱難困境的排頭兵，但時代賦與他們的卻是一個悲劇的命運。他們只能"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以此來履行自己的沉重使命。如高德安臨危受命，為了挽救瀕臨破產的城北軋鋼廠，他絞盡腦汁、費盡心血，但因腐敗勢力和黑惡勢力的沆瀣一氣，終無濟於事。最後心力交瘁，死在工作崗位上。呂建國也無力挽救大廠，最後也只能用自己的犧牲給下崗的工人們找出路。他們有時為了公眾的利益，還要忍辱負重。

如孔太平為了保住鎮裏的經濟命脈，而不得不饒過強姦了自己表妹的民營企業家洪塔山。而陳鳳珍也同樣是為了發展鎮裏的經濟，不得不依靠民營企業家潘老五。因而有時他們得不到羣眾的支持和理解，自己也深受良心的譴責、靈魂的折磨。這些人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現實人，他們有着和我們一樣的情懷，一樣的境遇。這樣他們就能得到人們的理解和同情，這樣他們就從理想世界中走向了現實社會。這，無疑是新現實主義小説現實品格中最重要的一點。

新現實主義小説也繼承了"改革文學"的理想精神。因為理想是現實主義精神的重要方面。所謂現實主義精神就是熱切關注國家、社會的現狀和前途，深切關愛人民羣眾生存命運的憂患意識。而這種精神的強大底藴和生命力就在於作家對國計民生的摯愛和關注，在於作家與人民羣眾的密切親和，在於作家對國家和社會所擔承的責任和使命。現實主義精神不僅要求作品真實地再現現實，而且要求"以熱情為元素"，把所生活的願望和理想展現出來。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不僅要關注熱愛生活，而且應該站在社會時代的高度看取社會走勢，把握時代脈向，同時將自己的審美激情灌注到審美形象中去，給人們以感染和鼓舞，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