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歌運動

1960年在南美的智利和阿根廷出現了“新歌”運動，古巴隨後也產生了類似的“新吟遊歌謠”運動。新歌是一種政治性很強的音樂，它既包括愛情歌曲，也有重要事件的記錄，甚至可以是一種武器。總之，它是與拉丁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但是，這些從事新歌運動的音樂家並不屬於一個政黨，他們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裏工作，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只是共同的生活態度，那就是改善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民艱難、困苦的生活狀況，反對社會中的不公正現象並渴望使大陸上的每一個人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為新歌運動奠定基礎的有三位關鍵性的音樂家，即阿根廷的阿塔瓦爾巴尤·潘基（Atahualpa Yupanqui 1908一1992）、古巴的卡洛斯·普艾布拉（Carlos.Puebla 1917一）、智利的比奧萊塔·芭拉（Violeta Parra 1917一1967）。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的作品是農村和城市音樂文化之間的橋樑。尤潘基和帕拉深入民間，蒐集了很多歌曲並進行演唱，普艾布拉則一直生活在豐富的鄉村歌曲傳統中。他們都在傳統歌曲的基礎上採用一些新材料進行創作，積累了相當多的曲目。

在1960 年，新歌運動已作為一種真實的力量出現在社會上，當時拉美的不少政府為了抵制1959年古巴革命的影響，在美國的支持下，試圖進行一些民主改革，如擴大人民的選舉權、改革教育和農業體制等。這些變化的確給社會帶來了活力，但也點燃了反對美國影響的民族主義，並在探索拉美文化—體化時展開了為廣泛的民族自決權而進行的鬥爭。

關於新歌運動的觀念最早出現在阿根廷，1962年的《新聞記者圈》雜誌上，報道了著名歌手墨灑達斯·索薩（Mercedes Sosa）和阿爾曼多·德哈多·哥麥茲（Armando Tejado Gomez）參加“新音樂會”演出的消息。在這個音樂會上，阿根廷本地的歌曲體裁如《恰加雷拉》（Chacarera）、尚巴（Zamba）和恰馬梅（Chamame）重新恢復了生氣，索薩美妙動人的歌聲和她精心選擇的曲目使音樂會十分成功，她也成為了享有國際聲譽的歌唱家。但阿根廷的新歌運動並不像拉丁美洲其他國家普及。

在智利，由於擁有比奧萊塔·芭拉和維克多·哈拉（Victor Jara）這樣傑出的音樂家，新歌運動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帕拉繼承了巴亞多爾（Payador 民間詩人、歌手）的傳統，她還特別熱衷於將安第斯高原印第安人的樂器引入到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如竹笛、排簫、恰郎戈琴等。芭拉曾在巴黎居住過，她對法國的傳統尚松（Chanson）歌曲也十分喜愛，因此她的作品也受到尚松的一些影響。

從1965年到1967年，芭拉在聖地亞哥主持一家音樂俱樂部，她親自演唱她自己改編、創作的各種歌曲，歌曲的內容既有關於愛情的，也有反映人民日常生活的，其中有些歌曲尖鋭地揭露了社會上的不公正，為窮人的悲慘遭遇吶喊，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一首名為《—切都顛倒了》的歌曲尤為著名，其中的歌詞大意是這樣的：“白痴當了教師，強盜當了總統，小偷當了法官，一切都顛倒了……等”。1967年她自殺身亡，她的兒子安赫爾、女兒伊薩貝爾繼承了她的事業，繼續在聖地亞哥演唱，直到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上台後他們才被迫流亡到歐洲，並在世界各國演唱新歌。

維克多·哈拉是一位戲劇導演，同時還是一位歌手和歌曲作家。他將新歌運動推向了更大的舞台，即使他在1973年被謀害後，多少年來他的歌曲仍為人們傳唱着。他來自一個貧苦的移民家庭，靠他的毋親在菜場賣萊維持生活，她還常為人們的婚喪喜慶節日去演唱歌曲，哈拉從毋親那裏學會了很多歌曲並掌握了清晰、優雅的演唱風格，以及歌唱與吉他演奏的密切配合。

維克多·哈拉的很多歌曲在60年代的智利引起了人們的激動甚至狂熱，他為一首傳統歌曲《修女》所寫的戲謔性的版本，説出了修女內心的願望，被禁止。另一首歌曲是《你去問布艾爾多·孟蒂》，當時有—批窮困的無地農民被謀殺，布艾爾多·孟蒂是當時的內政部長，責無旁貸。但此歌也被禁止。他對歌手有自己獨特的看法：“真正的革命應該在吉他的後面，所以吉他變成了鬥爭的工具，它應該像槍—樣進行射擊。”他寫的另一首歌曲《為勞動者祈禱》得到了第一屆新歌節的獎，並嬴得了人民的心。他最心愛的—首歌曲是《回憶阿曼達》，這是—首美妙、激情的愛情歌曲，1980英國音樂家羅伯特·韋特曾重新演唱這首歌曲，獲得了神奇的效果。

1991 年4月，在聖地亞哥的體育場，智利的藝術家、舞蹈家、演員、街頭音樂家、傳統的巴亞多爾歌手聚集在一起，慶祝智利的獨裁者、劊子手皮諾切特的下台，並悼念過去為革命而犧牲的烈士，包括智利前總統阿連德和維克多·哈拉在內。18年前，1973年的9月，正是在這裏，哈拉被反動軍隊抓來，他的全身為機關槍彈所洞穿，暴屍於水泥地上。如今，人們在同—地方，又唱起了哈拉最後譜寫、演唱的名曲《自由歌唱》（Canto Libre）。

新歌運動和比奧萊塔·芭拉、維克多·哈拉的影響早已超出了國界，烏拉圭的歌手、歌曲作家達尼埃爾·維格里蒂（Daniel Viglietti）創作的《我的美洲之歌》（Cancion para mi America）就是拉丁美洲各國新歌運動的最早作品之一，它的歌詞大意如下：“把我們的手伸向印第安人，這會使你幸福，他會告訴你跟隨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這首歌傳遍了拉丁美洲的每一個國家，甚至傳入了佛朗哥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

維格里蒂創作了一糸列的歌曲，其中有著名的《來自遠方的米隆加》（Milonga de andar lejos），歌詞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我想要打破這種生活，我多麼希望改變它。”1969年他還創作了一首著名的歌曲《把籬笆推倒》，主張耕者有其田，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這首歌曲為當局禁止，1972年還將他投入監獄，在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抗議下，他才獲得釋放。

從1970年到1980年前後，新歌運動進入了很多國家（如尼加拉瓜、秘魯、阿根廷、巴西）的各種節日中，音樂家們在各國旅行演出，並演唱當地的各種歌曲。他們還超越了語言的障礙，進入了巴西，在他們的影響下，巴西的著名歌手也唱起了新歌。

從音樂上看，新歌運動最重要的影響是採用當地印第安人音樂的因素和貧困民眾常用的以吉他為基礎的音樂。著名的智利音樂團體如基拉帕雍（Quilapayun）和印蒂·伊馬尼（Inti IIIimani），他們的成員穿着勞動者的斗篷，用排簫、竹笛、響器來演奏音樂，這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過去那些極力抵抗殖民主義的印第安人的公社。基拉帕雍還採用西方古典音樂的形式，與作曲家塞爾西沃·奧特加（Sergio Ortega）合作，創作演出了清唱劇《尹基給的聖瑪麗亞》（Canata Santa Maria de Iquique），它的內容是1907年的智利硝石礦大罷工。

這些智利的音樂團體在1973年由智利阿連德政府作為官方的文化大使，去歐洲訪問演出，但正是這一年，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合法政府。這些音樂團體被迫長期在歐洲流亡，但也因此在歐洲大量傳播了拉丁美洲的新歌和安第斯高原的印第安人音樂。他們也成為逃亡在世界各地的智利人的精神寄託，今天，他們已經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古巴也是新歌運動的重要地區，在這裏早就存在着遊吟歌手的傳統，他們在這個島國到處漂泊，帶着吉他自彈自唱。演唱的歌曲內容大多與愛情和愛國主義有關，並常常把古巴比喻為一位婦女。辛杜·格雷（Sindo Garay）是20世紀初一位最著名的歌手，他在1909年創作的波萊羅《來自巴亞莫的女郎》（La Bayamo）至今還是遊吟歌手的保留曲目之一。巴亞莫是古巴獨立運動的搖籃，對女郎的愛實際上表達了所有愛國者對祖國的愛。另一位著名歌手是霍塞伊託· 費爾南德斯（Joseito Fernandez），他是歌曲《關塔那摩姑娘》（Guantamera詞作者為古巴愛國詩人何塞·馬蒂）的作曲者。另一位來自古巴東部聖地亞哥的歌手尼哥.薩基託（Nico Saquito）創作的遊吟歌謠超過了500首。

此外，還有一位歌手卡洛斯·普埃布拉（Carlos Puebla），他創作、演唱的四重唱以詼諧的口吻歌頌革命的成就，如著名的《現在費德爾來了》（Y en eso llego Fidel）就是他的傑作。直到新歌運動70年代初傳到古巴以前，他一直是唯一的著名政治性歌手。

在1967年古巴舉行了“抗議歌曲節”（Protest Song Festival），這是拉丁美洲各國的新歌運動音樂家第一次有機會相逢，並在一起討論、交換意見、發展友誼。當時曾有一些著名的美國抗議歌手來參加這次活動，他們曾在反對美國侵越戰爭和民權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古巴的“新吟遊歌謠運動”與“新歌運動”的關係很密切，歌詞的內容從愛情、愛國轉為個人對革命的體驗、渴望社會能迅速發展等。歌手們都是有文化教養的人，其音樂大多采用法國尚松歌曲的風格以及西班牙民間吉他的傳統，此外，來自南美巴西的音樂也對古巴的新吟遊歌謠產生過影響。很多新吟遊歌手聚集在哈瓦那的電影學校中，在這裏他們可以與古巴的著名作曲家、吉他演奏家萊奧·布魯韋爾（Leo Brouwer）、巴弗羅·米拉奈斯（Pablo Milanes）和西爾微沃·羅德里格斯（Silvio Rodrigues）一起工作。

米拉奈斯和羅德里格斯是古巴新歌運動的兩位代表，他們都創作有關政治鬥爭的歌曲，如獻給安哥拉、尼加拉瓜和智利人民的歌，兩人所寫的歌詞都很好，公眾將羅德里格斯看成是古巴愛國詩人何塞.馬蒂的繼承者。但他們的音樂風格並不相同，從音樂上來看，前者在他的古老黑人敍事歌曲中採用了比較多的爵士化音響，古巴黑人詩人尼古拉.紀廉也對他有影響。他寫的愛情歌曲也很著名，如《猶蘭達》（Yolanda）就是一首優美的的歌曲。後者在他獻給費德爾·卡斯特羅的一首歌曲《監獄》中，曾這樣寫道：“監獄已經倒塌，雖然它是鐵製的，但監獄中的夢還在繼續”。

另一個古巴式的傳奇發生在1989年1月27日的午夜，羅德里格斯為了慶祝革命勝利30週年，準備開始他的環島旅行，他計劃在每一個城鎮的廣場為羣眾演出。在這天晚上，他用了一個通宵的時間來攀登馬埃斯特臘山的最高峯一圖爾基諾峯，他到達頂峯時已經天明，周圍有幾百人和他在一起。這時羅德里格斯唱起了一些最古老的敍事歌，將它獻給古巴偉大的愛國詩人何塞·馬蒂（Jose Marti），因為何塞.馬蒂也曾經在這裏為古巴的解放而與西班牙殖民者戰鬥過。

古巴年青—代的“新遊吟歌謠運動”的歌手有卡洛斯·瓦雷拉（Carlos Varela），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歌曲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表現了古巴社會中的困難和島上年青人所經受的挫折，有時還接觸到國際政治，如對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崩潰等。他的音樂風格處於米拉奈斯、羅德里格斯的古老音樂風格與搖滾音樂風格之間。目前還有—種新的浪潮，即在現代音樂中採用古老的形式，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女歌手、歌曲作家尼尤爾卡（Niyurka），她曾這樣説過：“新遊吟歌謠運動不會死亡，因為它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存在於我們的內心深處。但我們是坦率直言，而不像老一代要小心翼翼地對他們的言詞加以修飾”。

在拉丁美洲的有些地區，如中美洲的尼加拉瓜、薩爾瓦多，新歌已經成為直接指向反動獨裁者的尖刀。如在1979年桑地諾陣線戰勝索摩查獨裁政權前，卡洛斯（Carlos）和路易斯·恩裏克（Luis Enrique）兩兄弟創作了《M1卡賓槍》及其他具有實用價值的歌曲，通過游擊隊秘密電台的廣播，很多住在偏僻地區的不識字的農民，都學會了裝配武器、製造爆炸物並加入了武裝起義的行列中。新歌在薩爾瓦多的情況與尼加拉瓜相似。

當桑地諾陣線取得政權後，伏爾剛多（Volcanto是Volcano火山與Canto歌唱兩字的組合）運動的興起使音樂家會聚在一起。他們的歌曲內容有關於推動掃盲的，甚至於還有鼓勵人民食用玉米食品以應付進口小麥短缺狀況的。事實上，整個尼加拉瓜革命的歷史，從打游擊到桑地諾掌權以至在選舉中敗北，無不帶有路易斯.恩裏克的歌曲的印記。近來，他已經將注意力轉向本地印第安人的音樂。

從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在這個大陸的很多地方，特別是那些腐敗的獨裁者當政的地方，作為新歌運動形式之一的抗議歌曲始終在政治鬥爭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直到1992年，在巴西彈劾總統時，示威羣眾高唱一首加埃達諾·維爾索（Caetano Velso）創作的《高興啊高興》，表達他們的意願，這也説明即使在當代的拉丁美洲，新歌仍然在政治活動中發揮着很大的影響。

拉丁美洲新歌運動前後共持續了30年，它對整個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即使到今天，人們還能感受到它的脈搏在跳動，比奧麗塔·芭拉和維克多·哈拉的詩歌、音樂仍在人們的耳邊迥響，正如一位著名的梅林蓋（Merengue，多米尼加共和國的一種音樂體裁，現已傳遍拉美、北美和歐洲）音樂的明星胡安·路易斯·格雷拉（Juan Luis Guerra）所説：“他們（指新歌作曲家）都是歌曲創作大師，每一個人都受到了他們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