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維運動

蘇共二十七大以後，戈爾巴喬夫的新領導班子逐步改變了過去幾十年蘇聯一直堅持的理論，推出了對外關係新的政治思維，即新思維運動。蘇聯新領導認為，蘇聯過去的對外政策“有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痕跡”，“新思維”為改革這些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戈爾巴喬夫説，由於對外政策是直接為國內改革服務的，因此，“如果沒有以‘新思維’為基礎的對外改革，就不會有改革的成果”。它作為蘇聯新領導“處理國際事務的方法論”，被廣泛地運用於蘇聯的外交活動中，並對蘇聯的劇變和解體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到1988和1989年，戈爾巴喬夫則一步步地抽去了原來還表示要堅持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真正含義。“到1991年中，他已經成為一個隱藏的資本主義者，甚至他自己對此也毫無察覺”。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根據自己的記錄整理了戈爾巴喬夫1991年7月參加倫敦七國首腦會議上對西方領導人的講話，它清楚地表明瞭他這時已經完全成為西方思想的俘虜，並且是在有計劃地將蘇聯改變為西方式的國家：“我知道成功的社會是自由的社會。我不可能公開地這樣説，但是我真想以你們為榜樣締造我的國家。……我正盡力做自二戰以來你們一直祈禱的事：消除蘇聯對其他國家的軍事威脅，打開國門，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轉入市場經濟──你們在意識中喜歡把這些稱作資本主義，但你們知道我不會這樣説。這正是數十年來你們所夢想的，但卻從不敢指望它會發生。”

新思維首先更改了對當代世界和資本主義的基本看法。戈爾巴喬夫説：“生活糾正了我們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規律和速度的認識，糾正了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所起作用的理解”。他承認，資本主義並沒有象過去預料的那樣迅速走向死亡，相反，它還有其生存的理由和能力，因此，應該堅決拋棄過去一直宣講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因為它“不能用於政治預測”。新思維還認為，兩大體系之間是一種辯證的統一和矛盾的關係。這兩個體系生存在“屬於一個整體的世界上，而且這個世界的特點是越來越相互依存，相互聯繫和統一”。戈爾巴喬夫據此得出結論：“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有着就其內容來説十分相似的進程”。

新思維還對蘇聯傳統的戰爭觀進行了革命性的變革，認為在現代條件下的戰爭不可能使任何人從中獲利，只會導致人類文明的毀滅。過去堅持的社會主義將在新的世界大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和各國人民將通過戰爭埋葬帝國主義的論點已經不符合核時代的現實。戈爾巴喬夫説：“我們只能一道生存下去，或者一道死亡”。“除了和平共處之外，沒有其他出路”。

根據這兩個對世界和資本主義的新判斷，新思維提出了“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的論點，並以此作為“新思維”的靈魂和邏輯起點。戈爾巴喬夫説：“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更確切地説，是確認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既然兩種制度在逐漸接近，既然人類面臨着共同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那麼就要求“排除現代兩大社會體系的對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對立”。要從政策上、從意識形態中清除“敵人形象”。也就產生了高於階級、民族利益之上的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戈爾巴喬夫甚至斷定：“全人類利益將是進步的基礎”。指出，由於人類文明構成了不同社會制度中共同的東西，因此人類整體利益高於任何單個羣體（階級、民族、國家） 利益。為了全人類的價值，應當跨越階級和民族的利益差別，達到利益的平衡。

把新思維的這個理論運用到歐洲，戈爾巴喬夫又在外交政策上形成了建設統一的歐洲大廈的設想。他認為，歐洲比其他各大洲相互依賴程度更高，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更迫切。因此，歐洲各國應該結束因對抗而相互隔離的局面，把全人類的利益，歐洲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攜手共建統一的新歐洲。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任何人都不能允許自己藉口社會制度和國家現有的差別而忽視他們所有的人均屬於一個現代化的文明”。拆除“鐵幕”成為實現歐洲統一，蘇聯重返“歐洲文明”的前提。

戈爾巴喬夫看到了時代的變化，部分揭示了過去集團對抗的根源：對外關係的意識形態化。他試圖通過尋找全人類的共同點和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來消除這種對抗。這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在劇烈變化和發展的世界中，看到世界的相互聯繫、看到世界一體化的趨勢是戈爾巴喬夫等人的一種進步。然而，真理與謬誤往往只有一步之差。戈爾巴喬夫等在過分渲染其新思想時，恰恰忘記了任何統一都是建立在有差異的個體基礎之上的，只強調統一而否定、人為地淡化矛盾，或者相反，都是嚴重的形而上學。在世界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存在着不同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仍然是人們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基本出發點，離開民族、思想和社會利益來談全人類的統一隻能是空想和不現實的説教。由此可見，戈爾巴喬夫全人類價值的思想在批判過去只承認對立而否定統一的同時，又走向了反面，把全世界價值觀、利益的一致不僅看作現實可觸摸的，而且認為這種一致性必然會消除各種差異。在這一點上，他與其前任們是一樣的，只不過其前任們是用階級對立的簡單化將各種差異掩蓋起來，戈爾巴喬夫則用全人類價值這種空想忽略了各種差異。消除對抗、尋求合作應該在艱苦的工作中爭取各國平等、獨立、和平共處、和平競爭。

而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全人類價值的思想導致了，他在規勸對方擯棄對抗政策的同時，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向對方靠攏。其結果是既未説服對方，又使自己失去了應有的思想武器。如同以對抗、甚至宣稱以戰爭反對戰爭的方法是錯誤的一樣，為了實現合作單方面地鑄劍為犁，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也是錯誤的。

更為嚴重的是，新思維又根據全人類的利益，認為已形成了全人類的價值，並試圖以此作為判斷國際事務的標準。然而，這就如同過去那種超越國家、民族利益的國際主義一樣，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存在着本質性差異的情況下，這種虛無縹緲的“共同價值”必然要由一個現實的價值觀去替代。過去的國際主義是歸結到了蘇聯利益和標準上，這一次則要歸結到“占主導地位的全人類的觀念和準則”、“國際社會的準則，被國際社會稱之為文明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在國際舞台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的規則和觀念。這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新思維”去追求西方的價值觀，去滿足西方的標準和需要。可以説，這是蘇聯在實踐中，在一系列問題，包括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問題上一再向西方讓步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