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際分工

二戰以後特別是1960年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逐漸表現為全球範圍(尺度上)的經濟整合。新國際分工和全球市場已成為世界經濟運行兩個必須要素；新國際分工帶來了全球性的資本流動和國際商品交換，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的社會再生產逐漸形成了全球性的分工網絡體系，導致了經濟全球化的深化發展；其直接推動力就是企業、地方、政府的追求利潤、謀求發展和為其持續運行而必須取得的競爭優勢。結果，跨國企業、發達國家地區為尋求理想市場和生產地展開了激烈競爭；欠發達國家(地區)、企業為爭取資本也處於相互競爭的環境中；並且不同等級發展的企業、國家、地區為維持或獲得競爭優勢而處於嚴酷的競爭中。競爭已經成為新國際分工的最基本的機制，在全球化中企業、地方、政府興衰變化的內在運行機制便是競爭優勢的發展。企業、地方、政府是經濟全球化中的關鍵主體，剖析新國際分工中企業、地方、政府的競爭機制，是分析新國際分工的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 

企業競爭優勢是國際經濟發展中其它競爭優勢的基礎。企業缺乏競爭機制，沒有活力，地方與國家就難以在新國際分工中處於優勢地位。企業競爭機制主要是企業運行的更新能力機制和創新能力機制，充分體現在企業產品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和相應活動創新。

企業價值鏈產品的更新和創新能力。企業產品價值增殖的實現通過相互作用的研究、開發、生產、銷售、服務五個環節逐步實現的，產品價值的增殖，是上述五個環節每個部分的創新或更新的互動效應，是企業獲得長期利潤和競爭優勢的直接推動力，產品價值鏈各個環節的創新，價值鏈的連續，連續特徵等的創新是影響企業競爭優勢的狀態的關鍵因素。與企業產品價值鏈直接聯繫的是企業輔助活動和基本活動，輔助活動主要由企業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管理、技術開發和採購組成；基本活動就是研究、設計、生產、銷售和服務五個環節的活動，只有使產品價值鏈的競爭策略、生產特點、活動組織和市場營銷相匹配，企業的創新能力才可能最大發揮，企業才處於競爭優勢的最佳狀態。有的研究認為企業競爭優勢關鍵是加速產品的研究與開發、實行靈活生產體制和改進零部件的供貨關係。在全球競爭中，太市場營銷也是企業競爭機制的一個重要方向，大市場營銷即6PS戰略即產品(Product)、購買者(Purchase)、營銷渠道(Place)、促銷(Promote)、政治(Politics)和價格(Price)分析戰略。

地方競爭的源動力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市場全球化、產品全球化、技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強大地推動着地方為獲得公眾利益和地方價值而不斷提高競爭優勢。② 近半個世紀以來，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國家政府與產業活動的關係大大減弱，並且跨越國家界限獲得產品與服務已越來越容易。③ 區域像產業一樣存在着產生、成長成熟、衰退和復甦的週期中；並且，地方獲得競爭優勢變得更加頻繁而且呈現出了變幻莫測的局面；地方命運已由世界事件、科技發展、匯率變化和產業競爭等來決定。三個方面的綜合作用，把地方推到了全球競爭的前沿，地方只有積極適應全球變化，充分分析和利用全球性的機遇和挑戰，主動參與到全球性新國際分工中，才能在世界經濟競爭中持續發展。

地方營銷的主旨在於將地區看作市場導向的企業，將地區的未來發展視為吸引顧客liIhilt的產品，通過發展優勢，劣勢、機遇和危機的策略分析，決定地區發展的目標市場，主動地進行營銷。

地方競爭優勢的獲得主要依據地方營銷(PlaceMarketing)。地方營銷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面：① 地方在區域或全球中的優勢、劣勢、機遇和挑戰的戰略性分析；②地方創新與營銷主體互動網絡的形成，官(政府)、產(產業界)、學(大學教育界)、公眾和媒體五方形成的學習、協調、互動、高效的創新與營銷網絡；③營銷因素分析，主要包括地方形象、公共設施、吸收力與生活品質等方面，是構成地方吸引力的關鍵；④ 營銷目標，主要是地方之外的投資者、廠商、企業總部、人才、流動人口和各類旅遊者；⑤針對特定的目標市場，形成有效的營銷策略帶動地方發展.持續獲得競爭優勢。地方營銷就是善於把握地方營銷各個環節的連續性，發揮各類創新主體的網絡互動作用，激化各個環節的競爭優勢，為地方利益和企業利益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

雖然企業和地方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上升，國家壺爭地位和作用在下降；但企業、地方競爭機制並不能替代國家競爭機制。正如波特研究：國家是企業最基本的競爭優勢，因為它能創造並持續企業的競爭條件，國家不但影響企業所制定的策略，也是創造並延續生產與技術發展的核心。自1960年以來，國際經濟格局處於不斷整合過程中，少數發達國家一直主宰着新國際分工格局，國家只有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取競爭優勢，才能在國際分工中爭取主動地位。國家競爭機制創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同時國家競爭機制起着整合企業、地方競爭優勢的作用。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提供了國家競爭機制創新的新前景。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的核心是由企業戰略、企業結構與企業競爭，生產因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持產業四個基本環節構成的互動網絡刨新體系“ 。波特對四個環節的互動作用做了詳細闞述：

首先對生產因素的作用，如果國內企業競爭程度不斷提高，就會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改革生產活動組織，創新出新的高級生產要素，降低對初級生產要素的依賴；國內需求層次提高，也會不斷促進對生產條件的投資，改善生產因素組合或產生新生產因素；國內相關與支持產業的創新同樣會刺激生產創新；生產因素的不斷升級即意味着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地位和作用不斷提高。

其次，對需求條件的作用，激烈的企業競爭使得國內需求增加、水平更高；一大羣競爭廠商建立起國家的形象，不斷提高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在專業化生產和創新過程中，吸引外商和投資者同時提高了本國產品和國際市場影響力；在國際上成功的相關產業生產出互補的產品，引發外國市場的需求，並且因為與世界級相關產業的形象相關而受益。

再次，對相關產業作用機制，一定數量的國內競爭者鼓勵發展更專業的供應商和相關產業；專業型的生產因素可以轉移或轉型到相關和支持產業的發展上，大規模或成長中的國內市場需求刺激了供應商(下游產業和輔助產業)的成長和深化。

最後，對企業競爭力、市場競爭力的作用機制，世界級的客户跨入上游供應產業，有利於促進和提高國內企業競爭意識和競爭力的培養，相關和支持產業推出新產品，拓展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為新興產業發展和進入提供了機會.具有競爭優勢(比較優勢、絕對優勢)的生產因素和專業型生產因素吸引新產業進入和發展。四個環節的互動機，自然會引發國內產業活動率先佔領國際競爭的戰咯位置，凝聚永久不變的競爭優勢。

此外，國家機遇和政府作用，也對國家競爭機制起着輔助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審時度勢，科學分析和把握國家、企業的機遇，建立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為競爭優勢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和指導。

自從弗洛布爾(1978)的著名論文《新的國際分工》發表以來，很多學者開始討論新的國際分工現象，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2] 

(一)“新國際分工”是跨國公司生產體系向第三世界國家的擴展

弗洛布爾將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國際分工與此前舊的國際分工進行了比較。作者通過對德國紡織與服裝業的全球區位演變的分析論述道，此前形成的極少數工業化國家從事工業生產，其他絕大多數欠發達國家則為前者提供原材料，並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國際分工格局正在打破，跨國公司將一批批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線，開始從工業國家向欠發達國家轉移。欠發達國家由此湧現出越來越多與世界經濟體系相關聯的生產部門。世界經濟體系的聯繫也由此發生了重大改變，從“貿易”轉向“生產”。

弗洛布爾認為，新國際分工發生的根本原因是：(1)技術進步使得距離和地理位置對於生產的重要性減少了；(2)技術進步、企業組織的改進使得複雜的生產過程可以分解為基本的簡單步驟，受教育很少的人也可以很快學會；(3)發展中國家大量廉價的勞動力。

赫裏克(1982)論述的新國際分工與弗洛布爾比較接近。但他揭示出了資本—生產關係在國際分工中的改變。他選擇1973—1974年的石油危機作為國際分工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傳統的國際分工占主導地位，基本特徵是美國、西歐、日本等國家用製造品換取第三世界國家的原材料；之後，體現為第三世界國家用製造品換取西方工業國家的資本品。這種改變顯然也是跨國公司生產體系向第三世界國家擴展的結果。貝隆(1981)、拉斯蒂(1985)、馬斯達帕(1998)定義的“新國際分工”與赫裏克基本相同，也是從資本—生產—商品的關係來論述國際分工的新特點的。

(二)“新國際分工”是國際垂直一體化

在題為《垂直一體化和水平一體化：所有權的優勢》這篇著名論文中，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並沒有明確指出垂直一體化將成為一種重要的新國際分工。但我們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世界經濟的發展看到，他們對於垂直一體化的所有權優勢提供了準確的預見，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開始採用這種分工方式，併成為一種重要的新國際分工模式。20世紀80年代晚期後，跨國公司採取垂直一體化方式的FDI開始大量流向發展中國家。1990—1995年，採用垂直一體化分工模式的FDI每年增長了20%，而1996—2000年間，則每年增長了40%(UNCTAD，2002)。

(三)“新國際分工”是“訂單製造”(或者“外包”)

羅斯傑把訂單製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簡稱CM)稱為網絡時代的新國際分工。羅斯傑對訂單製造的定義是：大型公司把部分(或全部)零件設計、程序工藝、裝配設備、後勤、營銷渠道、倉儲、售後服務等環節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給其他企業，產品和服務貼發包公司的品牌，承包企業則一般沒有品牌。訂單製造是IT行業增長最快的一個亮點，每年達到20%—25%的增長率。根據“技術預測者”的計算，2000年全球的訂單製造達到了880億美元。而IT產業的迅猛發展使得CM從“美國模式”變成了全球的大規模生產模式。CM不限於IT行業，通訊行業、汽車行業、空間技術等行業都有。訂單製造導致了專門從事訂單製造企業的產生。訂單製造業開始成為行業的“基礎設施”，而訂單企業則成為跨國分工網絡的載體。

(四)“新國際分工”是產品內分工對福特製、豐田制分工模式的替代

盧鋒認為，分工首先是企業內分工，以始於20世紀初的福特製為代表。以福特汽車公司為例：生產方式是：從大湖附近礦山運來煤炭和礦石，全部過程，包括熱處理、制模、銑削、衝壓、焊接、拋光、噴漆、總裝等數百種工藝，都在底特律的雷格工廠完成。克魯格曼形象地説，雷格工廠一頭吃進的是煤和礦，另一頭吐出的是轎車。其次是企業間分工，以20世紀80年代風行世界的豐田製為代表。以豐田汽車為例：這是一種多層次生產方式，總公司只進行最終組裝和基本原材料供應；數以百計的企業在第一層：次級組裝，大部件生產；數以千計的企業在第二層：單個部件生產；數以萬計的企業在第三層：工程性服務。此後就是產品內分工，以產品為對象的分工——以工序、區段為對象的分工體系。這開闢了生產率提升和經濟增長的新源泉。為發達國家對全球資源進行整合提供了方便；為發展中國家融入國際分工提供了新的契入點，這正是跨國公司全球價值網絡的細密化。

(五)“新國際分工”是隨資源稟賦變化的國際分工

在《全球化與“更新的”國際分工》一文中，弗朗西斯描述了比弗洛布爾(1978，1980)的“新”國際分工“更新”的國際分工。他認為，弗洛布爾的新國際分工理論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的動態發展，因而認為新國際分工的根本特徵是中心國家集聚高技術生產，外圍國家集聚低技術生產，而且外圍國家越來越被逼到外圍。可是，弗朗西斯認為，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虎”的崛起否定了弗洛布爾的觀點。

弗朗西斯認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源有了巨大的增長。他援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來説明這一點。到1995年，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在校生達到3540萬，超過了發達國家的3370萬。其中技術類在校大學生髮展中國家也超過了發達國家(700萬/580萬)。技術類大學生在多為發展中國家的亞洲分佈最多，達到460萬(其中中國120萬，印度100萬)，而發達國家集中的歐洲、北美分別只有270萬、200萬。拉美地區的技術類大學生也達到了140萬。發展中國家這種資源稟賦的進步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按照裏德爾(1996)的研究，一個國家有沒有絕對數量的技術人力資源，對於這個國家能否參與基於知識的經濟活動具有關鍵的意義。發展中國家技術類人力資源的增長將影響跨國公司的生產分佈決策，使發展中國家捲入新的國際分工。羅爾(2000)和伯曼、馬欣(2000)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

(六)“新國際分工”是基於“全球商品鏈”的國際分工

格里(1998)將“全球商品鏈”定義為：一系列企業圍繞着一種最終產品而建立起來的勞動和生產過程的組織間網絡，這一網絡將居民、企業、國家融合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新的企業不斷通過整合到這種全球商品鏈參與國際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鏈條越來越龐大，其作用開始超越國家政府之間的經濟交往作用。

(七)“新國際分工”是基於跨國公司關係網絡的國際分工

孟慶民、李國平、楊開忠這樣描述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新國際分工的基本內涵：跨國公司是新國際分工的主角，推動跨國公司促進新國際分工格局的動力是市場需求、契約轉讓、生產一體化以及降低成本的要素構成和生產組織的改革，新國際分工的直接動力是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生產。新國際分工的全球格局存在着明顯的空間差異：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工格局、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工格局的差異，以及分工中區域分工優勢的升級轉換規律。再之，新國際分工促使企業國際化、區域一體化。因而企業、地方在新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企業、地方、國家在新國際分工中的角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為了各種利益的需要而參與新國際分工的競爭，競爭成為新國際分工的基本機制。

(八)“新國際分工”是市場價格引導的國際分工演變為跨國公司引導的國際分工

冼國民(1994)認為，主權國家對於要素流動的限制，對本國工業和市場的保護以及地理距離等因素的存在，價格機制對國際分工的調節受到一定的限制。跨國公司的成長改變了傳統國際分工的性質及其協調機制。 隨着傳統國際分工部分被跨國公司內部國際分工所替代，世界市場機制就被跨國公司的層級管理制所替代。“看得見的手”因此替代了“看不見的手”來協調各國企業之間的分工與協作，調節資源在各國企業之間的配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改變了傳統國際分工的性質，使當代國際分工出現了轉型：在由盲目的市場機制協調的國際分工中，出現了由跨國公司內部有意識地、有計劃地予以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這樣，當代國際分工就成為由跨國公司占主導地位的，包括其他傳統類型國際分工的混合結構。

(九)“新國際分工”：國際分工的性質從“剝削”轉向“經濟互補”

多杜辛(1993)注意到這樣的現象，儘管18、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證明了不僅個人之間可以實現高效率的分工，國家之間也是可以的，但由於殖民地時代的陰影，戰後發展中國家的很多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因為害怕“資本主義的剝削”以及受“自立發展”思想的影響，低估了國際分工帶來的機會，拒絕參與國際分工。 在《互補性——國際分工的新趨勢》這本書中，多杜辛認為，殖民地時代的國際分工是以“剝削”為特徵的，而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國際分工是以“經濟互補”為特徵的：國際分工同樣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機會，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國外要素彌補自己的不足，通過國內國外要素的組合實現經濟、社會的更高效率。

(十)“新國際分工”：國際分工從為國家服務演變成為跨國公司服務

在《新國際分工中的後工業化》中，伍(1994)從市場功能/企業功能對比這一角度來研究新舊國際分工的對比。他引用了哥德斯丁(1976)提出的這一命題：企業內交換是一種後市場經濟機制，對市場機制具有某種替代作用，不過前者只能平衡企業內經濟，不具備後者平衡整個社會經濟的功能。伍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企業內交換”已經超過了國際貿易的一半這一事實出發，認為，近來跨國公司的快速成長使得企業內交換逐漸將市場平衡社會經濟的功能弱化了，國際分工也就發生了新的變化：儘管新的國際分工與舊的國際分工相比，減少了傳統剝削，增加了經濟互補作用，但這是以扭曲所在國的市場功能為代價的。伍認為，跨國公司力量的來源是對產品的創新和多樣化具有控制力，這使得它們與當地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很強，最終將發展為當地政府與其説是參與國際分工，不如説是參與跨國公司的企業內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