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劇同志會

辛亥革命前後，原在日本的“春柳社”成員陸續回國。不少人投身於革命，有人還做了官，如陸鏡若做過都督府的秘書，馬絳士擔任過實業廳的科長，但南北議和後紛紛辭職。1912年年初，陸鏡若在上海召集馬絳士、吳我尊、歐陽予倩等原“春柳社”骨幹，又吸收了些新成員，組織“新劇同志會”，開始了職業演劇。此後，他們雖然一直沒有使用過“春柳社”的名字，但陸鏡若、歐陽予倩等在上海領導的社團及演出活動，始終保持着原“春柳社”的基本風格。1914年，陸鏡若還組建了“春柳劇場”，因此他們這一派被稱為“春柳派”新劇。

陸鏡若(1885一1915年)，原名輔，字扶軒，藝名鏡若，江蘇武進（今常州）人。早年留學日本。他對戲劇十分熱愛，立志改革中國舊劇，創造新戲劇。陸鏡若對日本新派劇和新劇(即話劇)都相當精通。1908年10月，他拜日本新派劇著名演員淺澤藤二郎為師，在後者辦的“俳優養成所”學習。1910年年底，他加入了以介紹歐洲近代戲劇為宗旨的坪內逍遙領導的“演劇研究所”，接受了日本新劇的正規教育。陸鏡若於1908年加入“春柳社”後，逐漸成為“春柳社”的核心人物。

1912年農曆三月，“新劇同志會”在張園演出了陸鏡若編劇的七幕劇《家庭恩怨記》。這是一個富有道德勸誡意義的家庭悲劇，寫前清軍官王伯良在辛亥革命中攜公款潛逃，回家鄉途中經過上海，娶名妓小桃紅為妾。小桃紅跟隨王伯良到蘇州老家後仍與原相好李簡齋私下幽會。一天，兩人的私情被王伯良前妻之子重申和其未婚妻梅仙撞破。小桃紅便在王伯良生日宴會的酒中下毒，企圖害死重申未遂，又在王伯良面前誣陷重申調戲她。王大為震怒，欲趕重申出門。重申想向父親辯解，然王伯良大醉不醒，重申絕望自殺，梅仙發了瘋。不久，王伯良得知事情真相，後悔不及，便手刃小桃紅。萬念俱灰的王伯良把全部家產捐給了上海的孤兒院，欲舉刀自殺，被好友勸止，遂決定重新從軍，為國效力。此劇是陸鏡若的代表作，也是“春柳派”上演最多的劇目。

1913年年初，湖南社會教育團通過歐陽予倩邀請“新劇同志會”到長沙演劇。在演劇活動中，歐陽予倩進一步顯示出了他傑出的組織才能和編演水平，成為“新劇同志會”僅次於陸鏡若的領導人物。

歐陽予倩(1889一1962年)，原名立袁，號南傑，藝名蓮笙、蘭客、桃花不疑庵主等，湖南瀏陽人。出生於書香官宦家庭，從小酷愛戲劇，受到過良好的古典文學教育和維新思潮的影響。赴日留學後先學習商科，後改入早稻田大學文科。1907年，歐陽予倩加入“春柳社”，成為“春柳社”的中堅分子。1911年回國後，他與陸鏡若先後組織“新劇同志會”、“春柳劇場”。“春柳劇場”解散後，他投身京劇界，編演了大量劇目，如《鴛鴦劍》《潘金蓮》等，並獲得“南歐北梅(梅蘭芳)”之譽。

1914年，在上海的文明戲職業化高潮中，陸鏡若租下外灘謀得利小劇場，打出“春柳劇場”的招牌，開始了長期固定的公演。

據統計，春柳同仁前後共演出過200個左右的劇目，其中大部分是隻有情節提綱的幕表戲。這些戲多為表現婚姻愛情的家庭倫理悲劇，並且有相當一部分是根據日本新派劇和歐洲浪漫派小説改編的。這些劇目所體現出的反封建、要求社會平等等思想，在當時的社會中也顯得“陳義過高”，不被一般觀眾所理解。所以，“春柳派”的觀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到了“春柳劇場”後期，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下，為了生存，他們不得已而降格以求，像“新民社”“民鳴社”那樣把《紅樓夢》《聊齋志異》《水滸傳》等古典小説和流行唱本、彈詞拿來改編成幕表戲，匆匆上演。結果，“春柳劇場”不但沒有引來新的觀眾，反倒失去了原有的觀眾，很快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1915年9月，揹負着巨大經濟和精神壓力的陸鏡若勞累而死，終年30歲，“春柳派”新劇也走到了它的終點。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春柳派”的演劇已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首先，“春柳派”的表演相對細膩逼真。像“春柳派”盛演不衰的《家庭恩怨記》中，如馬絳士演瘋狂了的梅仙尋找重申一場，他完全進入了角色，把梅仙的悲苦和絕望表現得淋漓盡致，演完這場戲下來滿面淚痕倒在椅子上。其次，“春柳派”的演劇比較注重劇本，從不加演幕外戲，舞台形象較為嚴整統一。他們不像當時大多數進化團派的文明戲劇社那樣不認真排戲，只憑劇情大綱，就上台隨意發揮、任意搞笑。

總體而言，“春柳派”為中國話劇藝術的發展積累了最初的有益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