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論

書中各篇於1938年9月至次年4月草成時即陸續在昆明《新動向》半月刊發表，修訂後於1939年6月結集成書，1940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共12篇，依次為：別共殊、明層次、辨城鄉、説國家、原忠孝、談兒女、闡教化、評藝文、判性情、釋繼開、論抗建、贊中華。繼《新理學》而作，以《新理學》中關於共相與殊相的關係之討論為基礎，解決中國社會變革的實際問題。作者當時部分地接受了唯物史觀，在社會性質、文化類型轉變的問題上，主張由“以家為本位的社會”轉進為“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認為所謂東方與西方之差別，其實不過是古今之異，是鄉下與城裏之別，因此強調發展生產力，通過產業革命，建構以生產社會化為基礎的近代文化。作者以其殊相共相觀批評了“本位文化”論和“全盤西化”論，認為中國文化或西洋文化都是屬於某類的文化。所謂西方文化即是指近代或現代文化。學習西方，不是學某一西方國家之偶然的、特殊的、個別性的東西，而是學其主要的、屬於某類的某性。一個國家或民族所有的文化是特殊的文化，是很複雜的，可以同時屬於許多類、有許多性。我們所要注重的是其主要的性質，即共相。學習西方，正是要學其共相。殊相是學不到手的，共相是可以學到手的。作者不承認有所謂民族性或國民性，只承認有某種風習或國情。在社會的性與情的關係上，一社會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舊情説，這是“開來”；就其在另一方面須根據舊情説，這是“繼往”。新性必有根據於舊情。作者強調：“中國現在最大底需要，還不是在政治上行什麼主義，而是在經濟上趕緊使生產社會化。這是一個基本。”“我們是提倡所謂現代化底。但在基本道德這一方面，是無所謂現代化底，或不現代化底。”（《新事論》）意即在組織社會的道德上“繼往”，在知識、技術、工業上“開來”。本書現收入《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