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格

2006年8月7日，高盛歷史上的傳奇總裁約翰.L.文伯格去世了。一個星期之後，《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他的訃告。在8月7日之前，文伯格是人間的傳奇；他將在天堂裏繼續享有傳奇。 ^[1] 

約翰.L.文伯格先生的父親在1929年經濟危機之後的一天敲響了高盛公司的大門，怯生生地請求一個清潔工的職位──傳奇就這樣開始了。這位年輕的清潔工最終成為高盛歷史上掌權時間最長的總裁，親手完成了福特汽車公司的IPO（首次公開募股），這次IPO使得高盛終於從默默無聞的陰影中走了出來，屹立於華爾街羣星之列。 ^[1] 

然而，直到約翰.L.文伯格繼任總裁為止，高盛只是一家不錯的投資銀行，還不是一家可以與摩根士丹利、所羅門兄弟或美林並列的金融巨人。約翰.L.文 伯格在他近20年的決策生涯中，成功地把這些競爭對手依次踩在了腳下。他果斷地引進了日本三菱銀行的投資，從而解決了資本金不足的問題，強化了高盛的全球網絡，使它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更加重要；保持了高盛歷史悠久的嚴謹務實的合夥人文化，與其他投資銀行的飛揚跋扈形成了鮮明對比。最後，他又見證了高盛公司自己的IPO，這是華爾街大型投資銀行的最後一次IPO。很多人説，約翰.L.文伯格接手的是一個不錯的高盛，他留下的是一個不可戰勝的高盛。 ^[2] 

但是，文伯格先生大概不希望別人對自己、對文伯格家族過分矚目。他更希望人們對高盛矚目，對這個偉大的團隊矚目。文伯格先生的兒子約翰.S.文伯格擔任着高盛投資銀行部門的聯合首席執行官，作為這個傳奇家族的第三代繼承人，他的業績足以令父親和祖父的在天之靈驕傲。但是，約翰.S.文伯格同樣很少誇耀自己的功績，或者家族的榮耀，恰恰相反，他像自己的父親一樣微笑着對新來的員工們説：“在高盛，我們從來不説‘我’，我們只説‘我們’。” ^[2] 

對於驕傲的銀行家來説，把“我”變成“我們”是極端艱難的，甚至比把黃沙煉成金子還艱難。因為沒有“我們”的概念，雷曼兄弟公司的董事展開了一連串宮廷鬥爭，最後賣掉了這個偉大的牌子，也賣掉了雷曼家族的歷史遺產。因為沒有“我們”，摩根士丹利在過去7年裏內訌不休，優秀的銀行家紛紛出走，留下了一個瘡痍滿目的帝國。也因為沒有“我們”，花旗集團至今還無法成為真正的金融巨無霸，它的投資銀行部門（所羅門美邦）始終是一個半死不活的累贅。高盛的全部力量都包含在這個簡單而艱難的詞彙中，它冷眼看着自己的競爭對手自毀長城，消失在歷史的塵埃裏。——這段話引用自國內知名商業金融評論家裴明憲先生的評論。

約翰.L.文伯格是一位幸運的銀行家，雖然經常超負荷地工作，但他還是得以安度晚年，沒有像另一位高盛總裁列維一樣倒在工作崗位上。列維在患有嚴重心血管疾病的情況下堅持工作，最後死於紐約港務局的一次融資聽證會。高盛從來不缺乏這樣拼命工作的銀行家，他們即使已經積累了足夠的金錢和榮耀，也不會放棄工作。華爾街應該為這樣的銀行家而自豪。 ^[2] 

在8月17日那期的《經濟學家》中，編輯用整整一頁的篇幅介紹了文伯格這個人，但沒有介紹他的任何具體功績，因為幾乎每個金融家都熟知他的功績。最後，編輯寫下了一句非常深刻的結論：“文伯格的遺產當然是激動人心的，但也帶來了一點麻煩。”——一點麻煩，不僅是給高盛帶來了一點麻煩，也給所有銀行家帶來了一點良心上的麻煩。 ^[3] 

這個麻煩所指就是高盛過去所堅持的“良心”。文伯格在位的時候，對合夥人制度抱有一種痴迷的情緒，合夥人甚至無法自由提取任何一筆現金。他工作勤奮，作風簡樸，不太像一位正統的投資銀行家──這些都是人們熟知的，如果僅僅如此，文伯格大概也不會被稱為“良心”。 ^[3] 

文伯格真正的良心，或者説真正的頑固之處，在於他在投資銀行業務上堅持某些底線：拒絕籌劃和參與惡意收購，絕不與客户產生業務衝突，以及絕不在媒體面前泄漏高盛的任何內部消息。前兩條已經徹底被拋棄了，因為高盛不僅參與了惡意收購（是站在進攻方一邊，而不是防守方一邊），而且建立了龐大的資產管理部門和私人股權集團，與它的客户爭奪利潤豐厚的買方業務。如果文伯格還是總裁，高盛的私人股權集團恐怕根本不會存在，而這項業務是高盛皇冠上的明珠。 ^[3] 

更重要的是，文伯格生前確定的一系列道德原則和企業文化都在逐漸崩潰，高盛和它的競爭對手的區別已經越來越小了。在文伯格當政的時期，我們可以把華爾街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高盛，另一個是其他所有公司。高盛的高管人員從來不會跳槽到其他華爾街公司，高盛的專業人員遭到的起訴非常少（除了1989年那次著名的內部交易事件之外），而且高盛的名字從來不會成為新聞肥皂劇的主角──不過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3] 

高盛只是一個名字，它只意味着榮耀和薪水，而不是某種不可磨滅的精神。它的員工經常隨意跳槽到其他華爾街公司，而且經常被牽扯進一些不光彩的醜聞。文伯格的遺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3] 

不過即使如此，高盛並沒有像摩根士丹利或花旗集團一樣，成為公眾娛樂的對象。後兩家公司在最近幾年的各類報紙上，已經被嘲弄了無數次。如果投資者希望在工作之餘尋找一些樂趣，他們肯定會去閲讀摩根士丹利高層爭鬥的八卦新聞，或者關於花旗高管乘坐私人飛機問題的連篇累牘的爭議。顯然，高盛還沒有成為華爾街八卦新聞的主角，但是這仍然離文伯格當年建立的高盛文化很遠。 ^[4] 

有很多人認為，等到文伯格時代的高層主管都退居二線了，整個機構完全失去了合夥人文化的薰陶，這家偉大的投資銀行就將完全暴露在財經記者狗仔隊的密集火力之下。裴明憲先生評論説，文伯格去世的時候，高盛公司沒有任何表示，既沒有新聞發佈會，也沒有官方追悼儀式。這或許是高盛的一貫作風，但更有可能是因為高盛正在儘量遠離文伯格的路線，尤其是那些從私人股權業務賺取了鉅額現金的高層主管，更不可能對文伯格倡導的高盛文化有多少好感。在亞洲和拉美的新興市場國家，高盛的專業人員隊伍在急劇擴張，良莠不齊的員工素質正在迅速抵消舊有的合夥人文化。無論是高層主管還是下層員工，好像都沒有必要銘記文伯格，因為他已經是上一個時代的人物了。 ^[4] 

當鮑爾森接受布什的邀請，出任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時，他只是將他自己的名字加入了高盛集團長長的一串公職人員名單中。無獨有偶，克林頓時期，美國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Rubin）也來自高盛集團，鮑爾森是10年之中第二任來自高盛的美國財長。 ^{[4]  [5]} 

在美國曆史上，華爾街和外界主要是政界的關係一直是處於博弈的遊戲中。在連番互有攻守的事件中不少投資銀行家領悟到只有滲透到政府、學術界等地方去，儘可能擴大思想影響力才是維護利益的最有效方式。而把這一戰略貫徹得最徹底的是高盛。但有趣的是，高盛恰恰是在經歷了白宮和國會關係的低潮期後領略到這些的。 ^[5] 

由於1929年的大蕭條，政府頒佈了一系列至今仍嚴厲控制着華爾街一舉一動的法案和法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法案強行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劈成兩半。此法案通過後的前20年，投資銀行幾乎賺不到錢。高盛的老總裁老文伯格承認，從1933年到1953年，高盛幾乎沒有賺到一分錢，其他投資銀行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一些歷史悠久的投資銀行放棄了證券業務，改行從事貨幣業務或商品交易。為了阻止1933年的災難再次發生，美國政府願意扼殺金融界的一切活力。如果美國的銀行業不是由世界上最優秀、最勤奮的商業天才組成的話，它恐怕早已窒息而亡。 ^[5] 

出於謀取私利的目的，高盛向當時仍然無知的廣大弱小散户投資者大量地推銷未經過市場風險檢驗的產品，這些產品失敗後留下了一大羣憤怒的散户。在這場風波中高盛作為產品的發明者大賺了一把，代價卻是其後數十年生涯中在該行業的聲譽喪失殆盡。 ^[5] 

不過在這場教訓後，高盛重拾信心。在核心價值觀中，高盛開始注入兩項元素：對內是絕對地強調團隊精神和合作，對外則是以“long term greedy”作為對政界的永久性追求的標準。這兩項元素承前啓後，並且是由高盛的管理層高人手把手地親自傳授給每一層員工。而尤其是後者的觀念，更是自新員工跨入在Broad大街85號高盛總部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不停地灌輸。在高盛，倘若誰把對於個人財富的追逐看作終極目標，是和公司理念不吻合並且遭到嘲笑的。 ^[5] 

高盛認為，在財富價值之外，還有更令人貪婪的東西，那就是對政府公職的渴望和追求。自高盛的創始者希德尼·維恩伯格（Sidney Weinberg）開始，從事政府公職就被賦予光環，被視為“更崇高的召喚”。 ^[5] 

從白宮延伸開來，在更多的經濟和政治難分經緯的領域，高盛也有着一幫老練的前校友勇往直前。當年被看好可能成為亨利·鮑爾森繼任人的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在中國的高等學府清華大學執起教鞭。他甚至放棄在高盛高達千萬美元的年薪，接受清華大學象徵性的“1美元”聘金。其卧薪嚐膽之心，堪稱是高盛校友中最具有“犬儒主義”的一類人。 ^[5] 

憑藉着在中國打下的這番基礎——包括政界、商界的人脈——約翰·桑頓幾乎成為了中國與美國政濟界的橋樑，被譽為基辛格第二。憑藉着與中國政府的良好關係，高盛在中國成立了合資公司，並且成為諸多大型國有企業的海外承銷商。 ^[5]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刊登了高盛公司前總裁約翰.L.文伯格先生的訃告，這距離他的逝世已經有兩個星期了。《經濟學家》經常刊登著名人物的訃告，從政治寡頭到商業鉅子，再到文藝名人甚至有爭議的先鋒藝術家，只要對現實產生影響，都可能出現在它的訃告專欄上。但是，文伯格先生的訃告明顯的與眾不同，對於《經濟學家》這樣一份以中立客觀著稱的雜誌來説，這份訃告實在太高調了。它不但登上了雜誌的首頁，作為本期重要文章加以介紹，而且被加上了一個非常煽情的名字：“高盛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Goldman Sachs）。 ^[3] 

文伯格在位的時候，對合夥人制度抱有一種痴迷的情緒；合夥人甚至無法自由提取任何一筆現金；他工作勤奮，作風簡樸，不太像一位正統的投資銀行家──這些都是人們熟知的，如果僅僅如此，文伯格大概也不會被稱為“良心”。 ^[3] 

文伯格的遺產還剩下多少？

或許只剩下新聞沉默，拒絕讓高盛的名字和摩根士丹利或花旗集團一樣，謝天謝地，高盛還沒有成為華爾街八卦新聞的主角，但是看樣子這只是時間問題。 ^[3] 

總之，在文伯格去世之後，華爾街變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因為促使它保持沉默、堅守良心的最後動力已經消逝了，什麼亂七八糟的事情都可能發生，什麼肥皂劇都可能被導演，什麼道德戒律或文化約束都成了空談，只有薪水支票上的數字才是真的。至於良心……你確信這個東西真的存在嗎？ ^[3] 

全體起立鼓掌吧！正劇演完了，鬧劇正式開始。我們很想看看這些野心勃勃的新演員最後會唱出什麼好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