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論

江户末期反對與外國通商、主張擊退外國的一種封建排外思想。它起源於儒學的“華夷思想”，是區別本國和夷狄的“名分論”思想。幕末時期，由於先進列強侵入亞洲而逐漸有了現實的根據。特別是藤田東湖、會澤安等的後期水户學為其典型。嘉永、安政（1848－1859豐）以後面臨對付外來壓迫的實際問題，於是針對幕府的開國政策，“攘夷論”與“尊王論”結合起來，成為反幕的口號。文久年間（1861－1863年）發生薩英戰爭和四國艦隊炮擊下關等事件，達到與外國實戰的地步，但實踐證明攘夷是不可能的。當時，在尊王攘夷運動向討幕運動發展的過程中，“攘夷論”也局部地反映了民族意識。明治初年攘夷思想仍有影響，尤其表現為不斷髮生殺傷外國人的事件。

幕末時期的反幕政治運動。“尊王論”和“攘夷論”本來是兩種不同的思想，源於儒學的“名分論”。但是，幕末幕藩體制矛盾的激化和因外國壓迫而引起的對外危機，使兩者結合起來，成為幕末政治運動的一大潮流。1853年（嘉永6年）培理來日後面臨現實的外壓，儘管朝延表示要進行攘夷，但大老井伊直弼不待天皇同意就於1858年（安政5年）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因此，反對派聯合起來，把尊王和攘夷結合在一起，以“尊王攘夷”作為反幕的口號。這個運動以下級武士和浪人為首，包括豪農豪商，以及僧侶、神官、國學家等。京都是這個運動的據點。文久年間（1861－1863年）進入最高潮，長州藩是運動的中心。1863年（文久3年）5月10日長州藩炮擊外國船艦、“天誅組”舉兵、平野國臣等的生野之變，以及翌年的水户藩天狗黨之亂、禁門之變等，這些都是激進派發動的政治事件。但這期間策劃“公武合體”的運動也展開起來，文久3年8月18日薩摩藩、會津藩等發動政變，尊攘派被逐出京都。薩英戰爭和四國艦隊炮擊下關事件。使尊攘派認識到攘夷是不可能的。尊攘運動的“名分論”觀念也逐漸克服。慶應年間（1865－1867年），從尊攘派轉化來的討幕派主張開國政策，討幕運動具體貫徹於各種現實政策之中並獲得發展。

日本德川幕府末期面臨着困難的選擇。一方面 ,幕府為了保證其封建經濟的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進行 ,必須恪守“祖法” ,堅持攘夷 ;另一方面 ,當歐美列強憑藉發達的交通工具進逼日本的時候 ,幕府缺乏迎擊外敵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 ,而祖法又要求攘夷。處於進退兩難境地的幕府被迫開國 ,加入西方條約體系。而開國帶來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經濟問題 ,又激起了以“尊王攘夷”為表現形式的國家民族主義觀念的勃興 ,變革幕藩體制作為一個歷史方向被提了出來。當攘夷的妄想被西方的炮艦徹底擊碎以後 ,攘夷不再是目的 ,而成為尊王攘夷論者推翻幕府統治、推進日本近代化的手段。

內容提要攘夷思想是日本型華夷觀和近代民族主義共同作用的產物，其發展和演變深刻影響了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的國家意識。在鎖國攘夷語境下，加強中央集權、明確疆界和強調國族認同成為異於幕藩體制的早期國家構想。進入開國攘夷階段，各派政治力量將攘夷思想與尊皇論結合起來，推動國家體制的變革與倒幕維新，對內樹立起明治國家的絕對權力，對外塑造出改正條約以至廣佈國威的強硬假象。攘夷思想與文明論的結合，使國家軌跡偏轉到從脱亞到侵亞、從追隨歐美近代化到對抗歐美的歧路。新攘夷論先是否定亞洲繼而否定歐洲，致力於用武力擴張構建皇國統御萬邦的日本型華夷秩序，致使戰前日本的國家發展最終失去了主體性和近代性。 ^[1] 

關鍵詞 日本史 明治維新 國家意識 攘夷思想 華夷秩序

近代以來，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和民族主義的構建與外來危機的刺激密不可分。許多學者從“ 挑戰— 應戰” 模式中獲得啓示，展開對民族主義與國家意識的研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該理論基礎上提出了“ 官方民族主義” 。丸山真男亦認為：“ 政治性的國民意識並非自然自生性的存在，其發生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它以某外部刺激為契機，通過對以前所依存的環境或多或少自覺的轉換，把自身提高為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使這種轉換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國勢力，即所謂的外患。” 具體到近代日本而言，“ 外患” 在日本明治維新前後形成的國家意識與民族主義中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作為“ 外患” 直接產物的攘夷思想亦成為主導日本國家意識形成與發展的核心要素。隨着明治時代構建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付諸實踐，攘夷思想又為侵略擴張提供了理論依據，負面影響了明治之後日本的國家軌跡。

攘夷思想本發端於中國，自先秦“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和尊華夏賤夷狄的華夷觀念發展成熟後，在《春秋公羊傳》中首次以“ 救中國攘夷狄” 的文字形式出現，而後又與儒學結合，在大一統事業和東亞封貢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它以名分和禮教為標準對他者與自者進行親疏、優劣二分，以“ 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的文化優越性為依據，賦予攘除異質文明的合理性。隨着華夷秩序在東亞的確立，攘夷思想在東亞其他地區亦有其各自的闡釋與內涵。日本在吸收與改造中國儒學的同時將神國思想與皇國中心主義雜糅其中，並以之為基軸建構出偏離儒學範疇的日本型華夷觀，這一異化為而後日本攘夷思想內在雙重矛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學術界對攘夷的定性與認識隨明治維新史研究的深化而革新。傳統觀點一般將其歸結為一種排外思想，並與尊皇思想和國體論相綁定，同開國相對立。大隈重信將攘夷歸結為與開港完全相對立的盲目拒外行徑，指出西洋軍事衝擊致使“ 攘夷之勢漸被鎮壓，遂啓本邦革新之曙光” 。戰後馬克思主義學者多批判其為封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井上清指出“ 攘夷論是無論從將軍、天皇直到各藩下級武士，即一切武士本能地具備的封建的排外主義” ，遠山茂樹總結其為“ 封建統治者所固有的排外主義風氣” 。蔣立峯用“ 濃厚的盲目排外的封建特性” 歸納攘夷論的特性，謝躍則認為它是“ 鎖國狀態下的一種封建排外思潮” 。上述研究強調了攘夷作為一種錯誤的對外認識在日本近代化中所起的負面作用。

也有學者認為攘夷並非僅具封建排外性，注重闡述它在構建近代日本國家體制中所發揮的效能。德富蘇峯認為德川齊昭所倡議的攘夷實際上是進行藩政改革的口實，指出文久年間之後的攘夷活動更突出地是其對內的效應，即“ 以攘夷為名，舉倒幕之實” 。服部之總將尊王攘夷比作德川封建制之破壞者的口號，坂本太郎更將尊王攘夷視作為“ 討伐幕府而施放的煙幕” 。而近年來研究的重新解析，從三個方面動搖了傳統觀點並給予了從國家意識層面探尋攘夷思想的空間。

第一，攘夷思想當中的排外成分是否佔主流仍待甄別。歐美學者如比斯利、納吉塔等就以現實主義的視角從排外當中分餾出國內政治鬥爭成分，也嘗試就排外的主體進行分層歸類從而進一步將排外限定化。比斯利所稱的“ 改革的大名” 與“ 不滿的武士” 其對外認識及對內訴求就相差甚遠。張崑將試圖用“ 保守的攘夷論” 和“ 激進的攘夷論” 進行區分，但其所謂激進者亦實指向於內，即針對德川幕府本身。到20世紀90年代，由吳廷璆主編的《日本史》中指出攘夷在幕末經歷了從“ 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 向“ 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同於鎖國政策” 轉向。

第二，攘夷思想與開國並非一貫對立。內藤俊彥認為尊王攘夷首倡者之一的會澤正志齋在《新論》中有着開國制夷的表述，並結合長井雅樂上呈的《航海遠略策》和吉田松陰所倡的“ 海外雄飛論” 等，指出長州藩志士同樣將開國作為攘夷的必要前提。藤田雄二更強調攘夷論其作為自強手段的靈活性，這促使日本從排斥西洋轉向認清世界情勢並與西洋協調。源了圓分析了大國隆正的“ 大攘夷論” 觀念，認為它架起了開國論和導入萬國公法的橋樑。國內學者如馮瑋、郭麗、向卿的研究亦突出了在自強和擺脱殖民危機的民族主義基調下，攘夷與開國並非對立。

第三，攘夷思想並未止步於明治國家的建立。坂野潤治將明治初年西鄉隆盛、黑田清隆等人急於對外出兵的主張歸結為新攘夷，指出“ 試圖以成為東亞盟主來取代過去針對歐美的攘夷” 。瀧川修吾認為徵韓論“ 迎合了尊皇攘夷思想” 並對明治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韓東育指出日本型華夷秩序不僅在近代東亞依然存續，而且還以西洋條約體系為工具，構建以日本為東亞盟主的新朝貢體系。這實際表明，在既定的目標和變動的利益下，攘夷思想一直延續發展至日本帝國的最終戰敗。尤其在明治時代的長期存在和發展異化，終於使得日本在克服西洋的西洋化道路上誤入歧途。

至於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國家意識則與其民族主義密不可分，主要圍繞國家意識的連續性與變異性展開：連續性體現出其國家意識的主體作用，變異性則強調外來因素“ 助力” 下的過度膨脹。就連續性來説，宋成有指出：“ 明治維新近代化基本國策受到幕末改革的啓迪或直接沿用，體現了歷史的連續性。” 韓東育認為維新變革只是日本“ 脱亞” 與“ 自封” 路上的一個台階，其國家意識並未因維新而發生斷裂。從變異性來看，明治維新往往被視為具有變革性和進步性的資產階級革命。張禮恆強調俄國威脅論“ 掌控了日本的思想，支配了日本的行動” ，使它迅速走上與江户時代相異的擴張道路。而攘夷思想顯然是將國家意識的連續性與變異性貫穿為一體的新視點。

具體來説，攘夷思想是在外來危機下襬脱殖民危機、實現自強獨立而衍生出的自我本位意識，同時興起的民族主義作為攘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影響了日本的對外認識及對外關係，也參與構建出日本近代國家體制和國家意識。它在與尊王思想相結合之前已經初具雛形，且並未終結於開國倒幕的策略性調整；它在表現出手段或者旗號作用之同時，其本身就是一種目的。在外來危機迫近的局勢下，它貫穿了鎖國、開國兩種語境；在近代日本自身走上所謂近代化道路、陷入對外侵略漩渦的擴張語境下時，攘夷思想內在的民族主義成分便被自我消解，其意識潛層中立足於華夷秩序的思考模式得以再度復燃。因此，本文將攘夷思想與明治國家意識置於上述三種連續語境之中，在釐清攘夷思想發展演化軌跡之同時梳理出其與明治國家意識間更深層次的聯繫。同時，根據語境與具體情境的變化將開國通商、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主導亞洲等思想納入攘夷研究的體系之中，力求使目前對於攘夷的研究更為豐滿。

華夷之辯的觀念自奈良時代便從中國傳入日本，但無論是《日本書紀》中的“ 歸化” 觀念，還是武家頭領命名為“ 徵夷大將軍” 的淵源，江户時代隨着日本自身主體性意識增強，逐漸否定了以中國為華，以周邊為夷的“ 中心— 邊緣” 式認識體系，取而代之的是以神皇為主體的日本型華夷觀,但它只涉及自中心優位心理，與國家意識的構建沒有太大聯繫。而到了18世紀中期，鎖國體制瀕臨瓦解以及西洋異質文明侵入，致使日本在發現歐洲過程中，形成了以加強海防、通航通商、富國強兵、開拓殖民來攘除西洋威脅的早期國家意識。具體來説，俄國對北地的威脅催生出日本的“ 早期民族主義，海防論作為攘夷思想的早期形式，它的形成從本質上來説是自者於他者刺激下的一種反應。18世紀中期日本的海防論多由與西洋接觸頻繁的蘭學者倡議提出，在積極瞭解海外情勢的知識背景下，他們已經發展出明確國土疆域、鼓勵通航通商、伸張利益屬地等抵抗西洋殖民的策略，形成了異於幕藩鎖國體制的新型國家意識。

早在1771年，從俄國流放地堪察加逃出的匈牙利人貝奧尼斯基就通過荷蘭商館對日本發出警告，信中寫明俄國人將於翌年來襲。信的內容實際上並不可靠，然而這一“ 警告” 不久後即在日本引起了震動。蘭學者工藤平助針對俄國覬覦蝦夷地作《赤蝦夷風説考》，並警告稱“ 若置之不理，使勘察加人與蝦夷地結成一氣，則蝦夷將受命於俄羅斯，不復受制於我國，恐後悔莫及” 。實際上，工藤起初並未將蝦夷地視為日本的固有領土，搶在俄國之前控制蝦夷只是因為聽説蝦夷地多金銀礦，因而“ 為增強日本之國力，莫過於開拓蝦夷之金山，並增加其產量” 。在對俄國有進一步瞭解之後，工藤判斷俄國南下可能更多是為了開拓商路以獲取物資和金銀，因此用蝦夷開採之金銀與俄國互市，不僅可以保有蝦夷之地，更可充裕日本經濟之根基。工藤的觀念裏已經具備了國際意識與近代疆界意識的雛形，而且貿易被他視為了一種非常規形式的衞國手段，因此他的攘夷意識中具有了矛盾性的近代色彩。工藤的意見得到了當時的老中田沼意次的重視，他的建議與田沼所謂的重商主義不謀而合。幕府也因此於1785年向蝦夷地派出了探險隊，《蝦夷拾遺》作為這次派遣的成果呈交給了幕府。然而，由於田沼於1786年的失勢，這一系列的行動就此終止。

真正意義上的海防論由林子平提出。與工藤相比，林所關注的地域範圍進一步擴大，在更為宏觀的視野下，他還首次提出了建立全國性海防體系的設想。在1785年撰成的《三國通覽圖説》中，他強調為了保衞日本，必須確保蝦夷、朝鮮和琉球；而這就要求“ 無論貴賤文武，均宜知曉此三國地理” ，一旦有事，“ 若武門攜人入此，知曉三鄰之地理，乃武藝之餘計” 。可見他對於蝦夷地亦是相當重視的，這種重視同樣是對俄國南下的現實威脅的反應。但和工藤一樣，他還沒有將蝦夷視為日本固有領土的意識。與工藤相比，他的視野更為寬闊卻也略顯激進，他將琉球特別是朝鮮視作類似“ 屬地” 的態度説明了一種更具外向性格的攘夷意識的形成，從某種程度上説，這種擴大化了的疆域觀念稱得上是山縣有朋所謂“ 利益線” 之先聲。1786年成書的《海國兵談》更為詳細地闡發了他的海防思路。他在水戰卷的開篇強調“ 海國之武備在海邊，海邊之兵法在水戰，水戰之關鍵在大炮，此乃海國自然兵制也” ，首先指出了日本作為一個海國的事實，這一國家疆域觀念顯然更趨形象化、具體化。“ 來海國亦難亦易，若乘軍艦得順風，距日本二三百里遠海之地，疾行亦不過一二日” ，既然過去曾是阻攔的大海此時由於西方國家航海技術的發展而不再成其阻礙，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新的防禦機制以抵禦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他主張改變長期以來受中國影響只關注陸戰的舊習，指出“ 水戰為海國武備之根本” 。他還特別指出江户灣潛在的危險性，“ 想起來時下只在長崎備有艦炮，而安房、相模等港口沒有任何裝備，此事實在不妥……宜在安房、相模兩國設置諸侯，在入海口的瀨户設重兵防守。日本整體海岸武備之事始於此港口，此乃海國武備中之關鍵” 。“ 設置諸侯” 與“ 整體海岸武備” 的表達，無疑潛藏着進行中央統一國防建設的訴求。林子平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事實上僅僅數年之後，俄國的拉克斯曼就到達了蝦夷的根室港並要求進行通商。但是，林子平還是因為他的言論獲罪。雖然他並沒有對幕府的統治提出質疑，但是公開議論並散播外國的威脅是當時的老中松平定信所不能容忍的，而且事實上鎖國體制本身就要求對海外信息進行管制。此外，他所希冀的中央一體化的國防政策其背後的國家意識與幕府現有的體制完全不相適應，也就是説，他的建言實際上已經指向了幕藩體制的根基。然而，懲罰的背後幕府並不是無所作為，松平定信雖然收縮了田沼的蝦夷政策，卻開始正式考察並佈置江户灣的岸防體系，甚至一度打算從荷蘭引進軍艦建設海上力量。但是，苦於捉襟見肘的財政條件，加之寬政改革的失利以及松平定信本人的下台，上述舉措隨後也偃旗息鼓。

幕府的現實經濟條件限制了剛剛起步的海防建設，“ 這樣一來，初期的海防論，不久就轉化為富國強兵論” ，攘夷思想也由此不再僅僅聚焦於外部威脅，它開始將目光投向國內並意圖通過向外發展來一併解決內外危機。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是本多利明和佐藤信淵。

本多利明在《經世秘策》中將硝石、金銀、船舶、屬地列為“ 四大急務” 。其中，火藥不僅可作軍用，也可開山導渠；積累金銀則可改善國內經濟；商船和貿易可使國家富強；開拓屬地則是為了阻止蝦夷被俄國侵佔。他特別重視開拓屬地，稱之為“ 統治者的首要任務” 。於是，由蝦夷地引發的國土防禦意識發生了擴張性的轉向。在如何開拓屬地問題上，他將通商和戰爭視為重要手段，“ 航海通商與親臨戰場無異；獲取大利與凱旋於戰場而佔領郡國無異” 。他還指出“ 以外國交易為守護國家之本業”，這與鎖國體制下由幕府壟斷對外貿易並不矛盾，其落腳點與林子平之中央一體化海防幾乎一致，而這種整體國防觀念一經外向性擴展就與戰爭論相等同。他引用歐洲為了通商而開戰的實例，賦予戰爭以合理性，“ 歐羅巴以萬國交易為國務最第一之制度，縱使戰爭，若為國家謀益，合於君道之本意，則其合理致極” 。在國家模式上，他認為英國與日本同樣是國土狹小的海國，但英國卻因為“ 屬國多” 而成為“ 大富大強之國” 。因而日本需仿效英國的模式，遷都堪察加，於庫頁島建設大城郭，不僅將俄之領土變為屬地，甚至可向中國和美洲進行開拓殖民，如此可將日本建成為“ 天下第一最善國” 。外來危機還促使本多利明打破了幕藩體制下的“ 藩國” 、“ 天下” 觀念，意識到俄羅斯南下對於蝦夷的威脅後，他在《蝦夷拾遺》中就已經提出了“ 日本” 、“ 日本國” ；在《蝦夷開發上書》中，更是提出了“ 大日本帝國” ，這已具備了民族國家觀念的雛形。但是，這種原始的國家意識還只是簡單地嫁接於西洋印象之上，並未從德川日本的實際去考量，本多意識中的國家典範純粹只是當時西洋殖民帝國的翻版。唐納德·金因此對本多評價道：“ 本多的地理知識與同時代的大部分人相比的確非常優秀，但卻因為他奇怪的弱點而被打了折扣，很明顯，這個弱點就是他總是試圖把自己所有的地理知識密切聯繫到他的‘ 帝國’ 思想的宣傳上。” 然而，在本多過激的攘夷甚至是殖民思想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僅意識到了貿易是解決內憂外患的方式，而且主張國家主導進行貿易抑或是戰爭，已然具備了建立一個統一集權國家的認識。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對幕府應該是充滿了期待，他的民族國家建設思想雜糅了近代意識和侵略意識。

1804年，被幕府拒絕通商的俄國在蝦夷地大肆破壞，這一危機直接促使佐藤信淵闡發了關於海防、經濟等方面的思考。佐藤基於為幕府服務的初衷，提出了變革體制的倡議。在《混同秘策》中，他針對商品經濟和外來危機給幕藩體制帶來的衝擊，建議“ 皇城位中央，西設皇廟，東置大學校，北置教化台，南設神事台，又其南置太政台，學校之東列農事奉行、物產奉行、百工奉行、融通奉行四府，西北有陸軍奉行府，陸軍三十六營悉數圍繞皇城西北，東南有水軍奉行府，水軍三十六營悉數圍繞皇城東南……” 這雖然在形式上是對古代天皇制國家官制的複製，實則是意圖通過建立完備的中央權力體系以此集權，進而強化國家機器；六府之中包含“ 水軍府” ，“ 水軍府亦建五演習之水寨，軍船乘出海上……陸軍時而習水戰，水軍亦訓練陸戰，雖遇事可盡臨機應變之妙，諸侯常用心於相和” ，這也就使得建設全國性的中央軍隊成為可能。在之後由水野忠邦推行的天保改革中，佐藤的部分思想得到了採納，水野的諸多舉措都顯示了他有志於加強中央集權；但是天保改革的失敗使幕府失去了以將軍為中央集權核心的機會。而在與國學聯結的殖民設想中，他賦予日本以無限的優越性，“ 故以根本為經緯，則全世界皆為郡縣，萬國之君皆為臣僕” ，為此他甚至還詳細制定了混同中國的“ 征討方案” 。可見，佐藤的攘夷思想與國家意識中不光充斥着空想，還具有極其濃厚的擴張主義色彩。

針對俄國在蝦夷地的緊逼，幕府可以説是寸步不讓。首先是在1799年和1802年先後將東蝦夷和西蝦夷兩地收為幕府“ 天領” ，直接由幕府防備；1807年加強了蝦夷地的防衞併發布了對俄國船隻的驅逐令；此外，幕府還向蝦夷地多次派遣了探險隊和測量隊，事實上正是由1808年間宮林藏的勘探才首次確認了庫頁島並不是一個半島。在南方海域也於1810年首次在江户灣建立了由大名負責的防衞體系，白河藩的松平定信正是在房總一帶負責警戒。另外，幕府還設置“ 天文台” 負責海外情報的蒐集，除了已經形成慣例的《阿蘭陀風説書》和《唐船風説書》外，幕府還要求荷蘭商館提供《別段風説書》以供參考。因此，這一時期幕府在應對來自西方的威脅時並非束手無策和消極鎖國，它率先進行的改革某種程度上為而後的富國強兵打下了基礎。但幕府並非完全接納知識分子的建議，幕府默許或支持的蘭學事業只能作為幕政的工具，在傳統幕藩體制的框架下為政治和國防服務，一旦抨擊和批判幕政，知識分子們則會受到類似“ 蠻社之獄” 一樣嚴酷的鎮壓。

18世紀中葉以來，一批知識分子正是在對作為他者之歐洲的再度發現中，基於危機意識開始形成有別於傳統幕藩體制的近代國家構想。他們一方面意識到了國家集權的必要，倡議建設有力的中央政府並由中央主導拓殖、航海等事業；另一方面形成了初步的國家疆界意識，並由此連帶激發出建設整體國防的強烈願望。他們還跨出幕藩體制限制下的藩國意識，強調把日本作為一個整體，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本型華夷觀的傳統認知，將積極瞭解海外情勢作為抵禦西洋威脅的重要手段。但受制於舊有體制，知識分子羣體關於危機的言論仍舊受限，通過拓殖通航、富國強兵來抵禦西洋的攘夷思想也並未能擴大其影響。最為關鍵的是，作為統治核心的幕府在面對先行知識分子提出的早期國家構想時體現出保守性與反覆性，一旦觸及幕政核心或幕藩體制，幕府就採取堅決的壓制與打擊。直到黑船來航，外來殖民危機的巨大壓力才導致幕府進行更為徹底的國家意識的重塑。

19世紀後，伴隨鴉片戰爭的衝擊和法國、美國船隻在日本近海的出現，幕府面臨的外交形勢愈加嚴峻。儘管幕府在1842年用“ 薪水給予令” 替代了1825年發佈的“ 無二念打払令” ，但是顯然鎖國體制只要繼續存在，就註定無法滿足西方國家的通商訴求。而且在天保改革失敗後，國內政局的實力分佈也有了微妙變化，一些藩的藩政改革取得成效，尤其是與幕府主從關係本身就“ 具有很強假象” 的西南外樣大名實力大增，對幕府的實力與權威形成了潛在威脅。外交困境與內政危機交織在一起，就迫使幕府不得不再度強化鎖國體制。此時鎖國體制不僅成為幕府對外抗衡西洋的重要手段，還成為維繫整個幕藩體制的支柱和盾牌。內憂外患的艱難局勢使得幕末的各種政治勢力圍繞着鎖國與開國、開港與攘夷展開了多方面的國家重構設想與努力。攘夷成為幕末政治運轉的核心課題，按照其特徵及其與國家意識的關係，大致分為“ 信仰式攘夷” 、“ 體制內戰術式攘夷” 和“ 體制變革式攘夷” 三種形態。圍繞着是否攘夷、攘夷的主體及手段，雄藩大名、草莽志士、下級公卿形成了公武合體、尊王攘夷及王政復古等多種國家再建主張。

“ 信仰式攘夷” 來自儒學背景知識分子對西洋殖民危機的反抗和對異質文明侵入的全面排斥。根據市井三郎的研究，“ 信仰式攘夷” 將西洋事物與西洋人歸於蠻夷的類屬，站在華夷之辯的立場主張全面攘除。大橋訥菴、齋藤竹堂以及橫井小楠的早期思想都明顯地帶有以華排夷的傾向。大橋訥菴是“ 信仰式攘夷” 的典型代表，他在《辟邪小言》中徹底否定了西歐，並堅決批判當時倡導開國者的“ 裁長補短主義” ，強調在活用西洋技術時應當始終警惕人心不為“ 戎狄” 所奪取，“ 彼西戎之陋習，與我神州相異，我先洞看活機，載使其機，雖幾年學其技，亦以抵擋戎狄” 。在如此強烈的排外情緒下，訥菴主張舉國上下應該在孟子用兵之道的前提下，通過正人心、振士氣來抵禦西洋的堅船利炮，“ 孟子論用兵之道，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後世解者謂天時地利非可全廢，但人心不和則天時地利亦無用” 。齋藤竹堂所著《蕃史》亦強調了抵禦西洋為全日本最核心的任務。他認為日本應為恪守聖德和皇統，如此不僅可以對抗西洋，還能統一世界，“ 獨吾邦剖判以降，皇統一姓，君臣守其位，不能逾越尺寸，仁義忠孝，可以為風……五洲之大，漸次一統，豈無其時哉” ，其中所稱“ 漸次一統” ，則成為一種朦朧的“ 擴張” 意識，成為日後一大隱患。而橫井小楠早年也站在神國優位論的角度強調攘夷的必要性，“ 夫我神州百王一代三千年來獨立於天地之間，世界萬國無能與之類比，縱人民皆死，土地盡失，決不予醜虜致和” 。“ 信仰式攘夷” 打破鎖國迴避西洋的消極態度與做法，站在以神國優越論為中心的華夷之辯立場，對西洋採取了全面攘除的態度。雖然它反映出幕末知識分子與志士對殖民危機情勢的積極迴應，但只是激發了下層志士和底層民眾非理性的排外意識，通過生麥事件等行動加劇了西洋與幕末日本的矛盾，其中激進的民族主義成分而後成為牽引體制發生轉變的思想資源。

“ 體制內戰術式攘夷” 指雄藩大名通過實行有效措施來強化幕藩體制，借攘夷之名進入幕政決策核心並擺脱內外危機。在攘夷的手段上，倡導者們在理論和實踐上大多脱離了全盤排外的藩籬，傾向於通過知悉夷情、開國貿易和振興武備來攘除外夷。在攘夷的主體上，他們分為公武合體與尊王攘夷兩大派系，但無論是哪種國家走向倡議，都沒有越出幕藩體制的舊有框架。後期水户學代表人物藤田幽谷在《近來政治之惡弊》中，指陳“ 本朝用兵第一在於有心得之，縱無事時節二百年太平之餘，諸侯亦不可忽教閲講習，況外夷窺覦之時，不可般樂怠敖，不得置遠古之聖語之不顧，不得背東照宮之御遺訓……百姓次第窮困，户口歲歲遞減，畢竟致國本財用不足之源也” ，在批判幕府失政致使農村荒廢、武備弛緩的同時，強調革除惡弊，通過充實武備來應對“ 外夷窺覦” 。而後藤田東湖在《迴天詩史》中將攘夷視為幕藩體制再編的強心劑，明確主張水户在幕藩體制再建中發揮核心作用，“ 我納言公夙慨然有攘夷之志，體會祖宗之意，又洞察洋夷之謀，以為洋夷出沒海上。禍心不測，其守備不可不嚴也……今夫蝦夷地方者，神州北門之鎖輪，而委之於一小諸侯，而諸侯又委之以商賈，以貪互市榷場之利” ，提出開拓蝦夷、發展商道來抗夷。會澤正志齋在《新論》的“ 守禦” 篇中，突出了振奮士氣、統合人心來實現有效攘夷，“ 示天下以大有為之志，與天下共其憂戚，夫如是，天下智勇之士亦皆奮然，輸赤誠，宣忠力，誓不與虜生，東西馳騁爭自報效，萃天下智勇於廟堂，廟堂一揮令行，如響義氣溢天下然後可以大有所振起作興也” 。

在戰術式攘夷論者中，體制變革上升為目的，而攘夷作為手段策略則隨着情勢的變化而不斷改變。水户藩主德川齊昭致老中阿部正弘的建議書《海防愚存》中力主幕府堅決“ 拒和打擊” ，但日美親善條約簽訂之後，德川齊昭則參與到幕府通好西洋、開國海防的建設中，號稱“ 卧薪嚐膽” 以拒敵。這一時期攘夷思想還結合後期水户學闡發的尊王論，為幕政革新提供更有力的理論依據。無論是海防還是經濟的重振，都倚賴於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這是上一階段的攘夷論者早已形成的共識，而天保改革就意圖通過上知令和禁止藩營專賣來達到集權目的；而此時在實施攘夷中摻入尊王，實際上是想借此名分進入德川政治體制變革的核心。藤田幽谷在《正名論》裏，將幕府放置在朝廷尊威之下，通過朝廷統合各路諸侯來行使權力，這可以視為對天保改革之後逐漸失效的幕藩體制的再度調整，“ 幕府尊皇室，則諸侯崇幕府。而諸侯崇幕府，則卿、大夫敬諸侯。夫然後上下相保，萬邦協和” 。水户藩呼籲通過“ 尊王攘夷” 建立有力的中央力量，實則是意圖在權力得到強化的幕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水户藩為代表的戰術式攘夷論開啓了變革幕政之路，它試圖通過鼓吹皇室的優越地位並以此來擴大自身的參與，重塑幕府的權威；藉着改革和海防的旗號，一內一外重塑德川政治體制。除了水户藩之外，長州藩主毛利敬親與藩士長井雅樂也主張在公武合體的框架下，實現幕府率領眾藩尊王攘夷。長井雅樂在《航海遠略策》中提出“ 國是遠略出於天朝，幕府奉而行之，正君臣之位置，而使海內如一” ，認為在朝主幕從的國家體制下，通過開國航海、興富國強兵之術實現“ 攘夷大業” 。終於，在19世紀40年代之後愈演愈烈的外部威脅下，在藩政改革中蓄積了力量的雄藩大名終於開始對幕政決策發揮影響力。

幕府也意識到了雄藩大名支持的重要性，在阿部正弘擔任老中後，他旋即對德川齊昭、薩摩的島津齊彬等大名進行拉攏，試圖借這些人的對外強硬態度來增強幕府對外政策的説服力。在這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局下，傳統德川政治體制中無權進入決策中樞的親藩大名和外樣大名首度被給予了諮詢的權利，這種對於傳統的打破不啻為一種國內政治結構上的“ 開國” 。水户藩倡導的“ 尊王攘夷論” 在這個特殊時期是有別於傳統幕藩體制國家架構的新興國家意識，要求重新調整幕府和重要藩國在整個架構中的話語權。但是，1858年以“ 條約敕許” 為導火索，大老井伊直弼未經天皇敕許便與美國簽訂通商條約，激起了體制變革式攘夷派的強烈反對。而後，以井伊為代表的老中勢力隨即以安政大獄壓制反對者，一橋派大名的勢力被摧垮，體制內幕主朝從的尊王攘夷體制構想也隨之落空。

戰術式的攘夷為變革幕政之肇始，它依然有着濃厚的“ 敬幕” 保護色，其尊王與公武合體並未真正地觸動幕藩體制。並且，它的影響範圍僅限於數位與幕府關係密切的雄藩大名及其藩士。而19世紀60年代崛起的長州派尊王攘夷論者則已經以京都皇室為中心展開了實際的政治鬥爭，這一種類型的攘夷就是“ 體制變革式攘夷” 。與“ 信仰式攘夷” 和“ 戰術論式攘夷” 在現有的文化與體制中排外不同，他們並不滿足於在幕藩體制內進行調整，更傾向於打破幕藩體制，在攘夷與開國貿易上，他們採取了靈活的態度，以破約攘夷為目的，以開國貿易為手段，他們借幕府在對外簽訂不平等條約問題上的窘境，以尊王攘夷為打破幕府獨佔對外貿易和外交事務的合理旗號，進而創建新的國家體制。

吉田松陰在安政五年針對哈里斯拜謁將軍所撰寫的文稿中，就批判了幕府閉關鎖國的弊端，強調航海互市，表明“ 以開國促攘夷” 的立場，“ 言國家之大計，欲振雄略馭四狄，舍航海通市何以為？若封關鎖國，坐以待敵，則屈勢縮力，則亡不待時” 。1862年，赴上海考察的高杉晉作見證了歐美列強對上海的殖民統治，感慨“ 交語漢韃與英法，欲舍我短學彼長” ，認為“ 勤國之實，在富國強兵” 並上書幕府以長崎為中心開展海外貿易。在開國問題上，長州尊攘派與戰術式攘夷者們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是他們十分堅決地反對幕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吉田松陰責難幕府不顧慮朝廷與天皇而與美國簽訂安政條約為喪權辱國之舉，“ 不思國患，不顧國辱，不奉天勒。是乃徵夷之罪，天地所不容，神人皆憤。當凖此大義討滅誅伐，然後事可立，刻不容緩” ，他勤王倒幕的主張也受到其學生久坂玄瑞、高杉晉作、木户孝允等藩士呼應。尊攘派的反對還集中於幕府開國致使物價暴漲問題上，久坂玄瑞看到物價騰貴致使民窮餓困，指出“ 胡虜橫行士人慣坐不怪，此間大量買馬，米不得賣……如此貿易不止，則無賴伶俐商賈或博得大利，然如農者益大困矣” ，遂堅決主張廢除幕府與列強簽訂的通商條約。久坂玄瑞等長州尊攘派所提出的破約攘夷主張並非孤立無援，《官武通紀》也記載了薩摩強烈反對幕府獨佔對外貿易，“ 薩州內交易傾俄衰微，而今薩州經濟殆窮迫，當以攘夷之策慫恿於京師，拒幕府之開國” 。薩摩之所以持此態度，是由於幕府在政治上依舊不信任雄藩，而幕府壟斷對外交流和貿易也不能為雄藩所接受，這也就為而後薩長同盟的結成埋下了伏筆。如此一來，長州藩尊攘派主導的破約攘夷、開國貿易設想就成為日後倒幕力量和明治新政府致力發展的國家方向。

各藩有志之士以及朝廷公卿逐漸形成脱離幕府擁立天皇進行攘夷的政治構想。橫井小楠指陳“ 幕府刑賞不明……無敕許而開諸港引出神州未曾有之侮辱，上惱天子之宸襟下釀萬民之憤怨” ，主張“ 將軍家速上洛以實顯誠意，尊崇天朝（朝廷），令億兆庶民皆知尊天朝賤醜夷” 。公卿巖倉具視亦提出“ 大政御委任之名儀，猶存關東，其實權握於朝廷” 的倡議。儘管在政治立場和攘夷手段上他們與長州尊攘派依然存在齟齬，但他們打破幕藩體制的構想與長州的破約攘夷逐漸咬合。“ 八·一八” 政變後，以長州為代表的尊攘派暫時轉入低潮，以島津久光為首的雄藩大名甚至開始着手在幕府架構下建立起雄藩聯合政權，但由於橫濱鎖港問題和元治國是會議的破裂，體制內攘夷派被德川慶喜及幕府完全排斥出決策層，體制內攘夷派的政治主張最終宣告破裂。此後的倒幕運動過程中，公武合體與王政復古勢力此消彼長，最終，長州尊攘派的開國攘夷和王政復古主張得到西南雄藩的呼應，並在薩長同盟主導下，迫使德川幕府大政奉還，“ 體制變革式攘夷” 最終主導了幕末日本的走向，並奠定了明治國家的體制結構與國家發展方向。

可以認為，幕末攘夷思想的發展變化是各派政治力量參與塑造新日本的體現，三種形式的攘夷都帶有明顯的國內政治色彩，其實質乃是在於參與政治、進而將自身的國家構想與國家意識注入到現實政治之中。因此，攘夷思想一開始還只是披着“ 改革” 的外衣，但隨着雄藩屢次試圖進入政局最高層而均告失敗，推翻原有政治體制的攘夷思想便愈發激進，並逐漸成為質疑幕府存在之正當性的最佳切口。最終，薩長兩藩以尊王攘夷為旗號推翻了幕府，樹立起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權的合法性與權威性，既實現了幕政改革無法完成的近代民族國家建設，又將幕政改革的國家意識選擇性地延續到明治國家之中。而信仰式攘夷中皇國優位、排斥西洋的意識並沒有隨着攘夷策略的轉變而消解，它成為“ 布國威於海外、大振皇基” 的通奏低音，影響了近代日本國家的走向。

在變革體制式攘夷思潮的促動下，明治維新瓦解了幕藩體制，新政府在“ 新攘夷論” 的基調下展開了國家建設。“ 新攘夷論” 是在傳統華夷秩序的解體和西方文明強勢侵入之下逐漸形成的。幕末西洋殖民的打擊促使日本式華夷觀與尊攘運動結合完成了國家體制轉型，進入明治時代，通過武力構建日本型華夷秩序的構想再度活躍起來。它僅將近代民族國家的形式作外衣之用，又借文明論塑造新的合理性。這就使得近代日本從徵韓破約走向了東亞爭霸乃至是入亞排西洋，從而實現了去中心的中心化、去西洋的西洋化。

建國思想的雙重矛盾性使政策制定過程中始終伴隨着不同聲音，維新政府間向心力漸趨式微，藩閥內部的各種設想又加劇了分離趨勢。以木户孝允和板垣退助為代表的民主派預備導入西方立憲制，以大久保利通為代表的富國派主張優先發展工業，以西鄉隆盛為代表的強兵派妄圖擴充軍備、發動對外戰爭。三派都主張自己的政策最具優先性，互不相讓。而1873年各派圍繞徵韓論展開激烈論爭則進一步加劇了矛盾，徵韓的分歧不僅是對外政策的齟齬，也是幾大政治力量關於國家建設方向的較量。時任內閣書記官的長沼熊太郎稱“ 兩黨傾軋之根本，並非僅在徵韓一議，實有更深之淵源。換言之，平素政論不合之人，以徵韓論證為口實挑起事端，致使政府外形上產生了分裂” ，政府內部的徵韓論具有雙重作用，“ 一是作為外交政略的，一是作為內治政略的” 。

實際上，徵韓意識早在幕末樹立新權威的過程中就已具雛形。1868年，神祇局通過強調豐臣秀吉徵韓的“ 模範作用” ，以此與對外羸弱的德川幕府形成反差，“ 豐臣太閣起於側微，一臂攘定天下之難，奉繼上古列聖之偉業，宣皇威於海外……今般朝憲復古萬機之際，當不得廢如此之典” ，這成為新政府瓦解舊權威、重構新權威的政治宣言。除樹立權威之外，徵韓還具有消除內部紛爭、確保士族武備國家權力的集權性格。由於1873年徵兵制的施行，“ 愛國” 不再只是士族的專利，即使是一介平民亦可應召入伍乃至是成為軍官。如果説兩年前的廢刀令還只是在精神層面打擊保守士族的優越意識，那麼此時《徵兵令》的頒佈幾乎象徵着士族全部優越地位的終結。因此，西鄉在此時肯定徵韓，既有助於疏通國內矛盾，平息保守士族的不滿，主張“ 移鬱積之人心於外，乃天下一新之急務” ；戰爭的進行亦給予了舊士族建功立業，重塑自身身份權威的可能。西鄉隆盛作為“ 徵韓派” 的代表人物，維新後便對政府的開化政策與新官僚制度長期不滿，“ 他反對當時政府所採取的半資產階級的方向，想要把中央改造成為他所改革的薩摩藩那樣的士族獨裁的政權” 。可見，他還殘留着作為武士的優越感和特權意識，這種士族國家的構想堪稱軍人當國之先聲。不僅如此，徵韓問題中還回響着幕末時期尊攘派以皇國駕馭萬邦的餘音，木户孝允早於1869年就向巖倉具視提出侵略朝鮮的建議，指出“ 速定天下方向，當遣使朝鮮，質問彼之無理，彼若不服，鳴罪聲討，以希大張神州之威” ，以此鞏固尊皇的成果。而除了達到雄飛海外目的之外，通過侵略朝鮮來加強日本國防、攘除西方威脅也是明治初年政要們所謀取的，1873年西鄉隆盛就指出“ 如魯西亞最早用兵保護樺太……應先用兵保護朝鮮” 。徵韓在他們看來可以達到退可防禦、進可雄飛的雙重功效，雖然徵韓論在而後一度被擱置，但通過侵略周邊國家和地區來解決內外危機的模式卻被繼承下來。出兵台灣、發動甲午戰爭都是這一路線的延續，可見徵韓也影響了明治國家的侵略擴張性格。

隨着文明開化思潮的蔓延，由徵韓論所塑造的集權、軍國和侵略三大國家意識又與文明論產生了化學反應，形成文明論框架下的“ 新攘夷論” 國家構想。在文明論體系下，“ 新攘夷論” 重新定位了華夷，東亞朝貢體系下中國和朝鮮均在半開化的標籤下降格成野蠻之夷；長期以來被視為夷的西洋升格為文明之華，日本則扮演着加入西方文明序列的角色。這不僅吻合了明治時代“ 破歷來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 的國策，將攘夷的對象轉移到中國和亞洲也使得“ 布國威於海外” 成為可能。文明論下的華夷之分據此“ 具有了世界性，也就有了後來福澤諭吉的‘ 脱亞入歐論’” 。由此，新攘夷論規範了明治國家的兩種走向，而福澤諭吉之思想無疑是解讀這兩重走向的最佳註腳。

新攘夷論國家的第一個走向是“ 入歐” ，即學西洋促文明，以文明爭獨立。事實上，維新之後明治國家的文明開化、立憲修法其實質也是為了達到近似西洋的文明狀態，以此完成條約修訂，獲得國家的獨立。但這種自上而下的文明與開化太偏工具論，更多隻是流於形式，到了所謂鹿鳴館外交時期甚至在國內引發了劇烈反彈。與此相對，福澤諭吉的“ 入歐” 思想更為成熟。他主張以西洋文明為目標，在當時迫切的殖民語境下，他也倡導國家應選擇像西歐列強一樣的擴張路線。在《外交論》中，他進一步將攝取西歐文明作為日本走向富強路途中最為優先的課題，指出要避免遭受西歐列強的殖民侵略，就需要像西歐一樣走向殖民其他國家的道路，“ 方今之勢，世界各國相互對峙若禽獸相食，侵食者為文明之國，被食者為不文之國。我日本國當加入食者之列與文明國人共求良餌歟？抑或與數千年來不振之亞細亞古國為伍共守古風為文明國人所食歟？成獵者獵取兔鹿歟抑或為兔鹿被獵者所狩歟？二者必選其一” ，這實際暗含與列強為伍吞食亞洲之意。論及西歐是否是明治國家發展的最終目標時，他又站在相對主義角度稱“ 文明的發展是無止境的，不應滿足於目前的西洋文明” ，只將追求西洋文明作為謀求現階段國家獨立的步驟，這也就隱然形成了一種勢將覆蓋西洋的全新追求。在面臨實際國家利益時，福澤強調“ 亞細亞東方不再容西洋人酣睡” ，對待入歐的態度也標誌着福澤諭吉從文明論出發走向國家主義。

而第二個走向“ 脱亞” 又使福澤從國家主義滑向了帝國主義，即“ 以歐侵亞” 。早在1881年福澤諭吉就寫道：“ 今西洋諸國威迫我東洋之勢，其狀無異火之蔓延。然東洋諸國，特別與我毗鄰之中國朝鮮，遲鈍而不能抵擋，若木造板屋不堪火勢。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單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自己。以武力保護他們、以文明開化他們，必使其速仿我國，加入近代文明。” 當時的明治政府仍未擺脱與西方國家的不平等關係，國內政治也由於自由民權運動的激盪常常處於困局，是年還爆發了明治十四年政變。然而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下，福澤不僅將日本置於比中國和朝鮮更高的一個文明層級上，還表示日本應用武力與文明“ 保護他們” 、“ 開化他們” ，似乎從他寫作《文明論概略》至此的短短六年間，日本就已然完成了從半開化到文明的飛躍。更值得注意的是，福澤將武力美化為一種保護甚至是文明教導的手段，這無疑是殖民侵略最具欺騙性的偽裝，也啓發了日後的亞洲主義。

以江華島事件為契機，明治國家在文明論的掩護下藉着幫助朝鮮改革的旗號正式介入朝鮮半島局勢。江華島條約簽訂之際，“ 士族一般階層和民權派諸報紙都對其進行稱讚，還出現了將黑田清隆和井上馨比作佩裏的論調，謳歌日本像美國那樣成為朝鮮和亞洲文明化的指導者” 。但壬午兵變、甲申政變的相繼發生，使得日本在朝勢力極不穩定。1885年 “ 巨文島” 事件發生後，英國選擇通過支持朝貢體系來維繫在遠東利益，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擴充因此大受挫折。鑑於此，福澤轉換語調公然拋出“ 脱亞入歐論” ：“ 我國不可猶豫不決，與其期待鄰國的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脱其隊伍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法，不能因鄰國之故而特別關照，應據西洋人與之接觸之風對待。” 此前的“ 保護” 與“ 開化” 至此終於扯下了偽裝的面具，暴露出文明論並不文明的實質。此番“ 脱亞” 宣言，既是此先“ 以西洋為目標” 的一種極端延續，也是對西鄉隆盛士族國家意識中擴張執念的再度復燃。只是，戰爭不再以舊士族為依靠，它以文明為幌子，由此具備了文明論語境下的合理性。戰爭與文明彷彿是亦步亦趨，彼此增進。可見，無論“ 入歐” 抑或“ 脱亞” ，其實質都只是在於“ 侵亞” ，目的本身並無變化，只是旗幟與口號改換了而已。更為複雜的是，攘夷思想內在的核心要素開始發生逆轉，暫且受到抑制的日本型華夷思想再度復燃，它使日本在借用文明論和萬國公法瓦解傳統華夷秩序，同時隱秘地構建自己的秩序。無論是1872年將琉球設為王並對琉球王進行冊封，還是1910年吞併韓國並冊封李王，都充分體現出日本自身國家意識中的雙重矛盾：它身披近代民族國家和萬國公法的外衣，實質卻通過武力擴張邁向以日本為核心支配東亞的前近代式帝國。

因此，穿插於兩次冊封之間的甲午中日戰爭既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新攘夷論在東亞付諸實踐的關鍵步驟，也是日本型華夷秩序在近代得以確立和擴大的決定性一環，它不僅標誌着傳統華夷秩序壽終正寢，也意味着東亞地區的萬國公法秩序開始在日本的侵略擴張下受到擠壓。戰爭期間，福澤諭吉以文明論禮讚戰爭的言行得到包括廣大師生在內的國民響應。旅順淪陷後，福澤組織慶應義塾師生進行火炬遊行，學生們高唱“ 文明野蠻雪與炭，長久和合無所盼。有朝一日來血雨，終滅仇敵須盡歡。久盼機會終來臨，文明力量懲野蠻。我軍面前無敵手，所向披靡陸海原。文明軍旗迎風飄，齊聚麾下共團欒” ，借文明外衣開戰的觀念已普及至平民。在此種邏輯下，最終的勝利又再度強化了明治國家已然文明化了的這一虛幻認識。而陸奧宗光所持評價頗為典型：“ 畢竟我國長期以來採用了歐美的文明主張，各項改革取得了圓滿成功……這完全是基於我國文明的進步。” 侵略戰爭至此具備了“ 文明徵伐野蠻” 的合理性，在新攘夷論的框架下，殺戮與侵略被理解為驅除野蠻的進步，戰爭則被看作文明擴張的必然結果。由此，明治國家舉國開化邁進了自我標榜的近代“ 文明” 殿堂，也使自己如願以償地位列於新華夷秩序的金字塔頂。這恰恰意味着日本與西洋矛盾的開始：華夷秩序與萬國公法是無法相容的。

然而，甲午戰爭後，西洋列強“ 三國干涉還遼” 驚醒了明治國家步入歐洲文明的美夢，在爭奪東亞主導權上，西洋列強並未向“ 文明開化” 的日本讓步，殖民帝國爭奪利益空間的現實“ 削弱了‘ 文明開化’ 對於國際關係的樂觀看法，這為保守主義者提出文化自治，維護日本國家力量提供了基礎” 。在日俄爭奪中國東北殖民權益時，新攘夷論的內核開始由“ 文明” 轉向“ 力量” ，其中的前近代成分徹底佔據了優勢。西洋國家被再度定位為攘除和對抗的對象。事實上早在甲午戰爭之前，部分日本知識分子就為重新定位日本與亞洲、日本與西洋的關係而發聲。樽井藤吉在1885年拋出“ 大東合邦論” ，先是強調“ 白人所以逞毒爪鋭亞者，欲以宇內之嬴秦也，我黃人甘為六國乎” ，將西洋喻為強秦、將黃種人國家喻為岌岌可危的六國，又通過“ 日本國實為世界之樂土也……皇統連綿二千五百餘年，即不老不死之天皇統治焉” 等描述把日本置於文明優越的地位，在表達了“ 拓版圖養國力以欲與歐美持平衡” 真實目的後，主張通過文明開化的方式將朝鮮併入“ 大東國” ，並把中國納入所謂的合縱行列，還設想“ 聯合暹羅、緬甸，使馬來半島脱白人之羈絆，大起鐵道，開日本國及印度間之交通，懷柔其土人以挫英人之驕慢，唱大義以解同種國民之倒懸” ，倡議亞洲各國在日本的主導下“ 不慈眼視白人也，必有不待歲月而見各人種興同盟軍之日” 來攘除西洋。至1891年，國粹主義代表人物三宅雪嶺與志賀重昂將《日本人》雜誌改名為《亞細亞》，開始宣揚日本應該超越本國連帶亞洲的國家主義意識。在《真善美日本人》中，三宅雪嶺更發出了日本旨在反思歐化，建立非西歐式文明發展道路的宣言：“ 今歐美諸國勢力強盛，所向披靡波及日月……亞細亞諸國相踵敗亡之際……日本人大伸其特能，能補足白人之缺陷，毋庸置疑地將推進極真極善極美圓滿幸福世界作為擔負的一大任務。” 陸羯南也針對日本急欲加入西洋列強陣營提出批判，而且放言：“ 而今的國際法大半偏庇歐洲諸國……吾輩希望建立基於公理正道的國際公法……宣公道於世界乃日本帝國的使命，亦符合祖宗的遠猷，兼六合而掩八紘。” 這無疑是引領世界的表態。日俄戰爭之前，日本更是通過“ 反黃禍論” 來為侵略戰爭開脱，為支配東亞找尋新的合理依據。1903年，森鷗外於早稻田大學提出“ 白禍論” ，並於次年寫出“ 無論黃禍抑或野蠻，濤濤黃流的噩夢將湧入歐羅巴” 的詩句，表達代表黃種人與俄國死戰的決心。日俄戰爭結束後，岡倉天心將取得勝利的日本稱為給亞洲帶來黎明與希望的存在，在《日本的覺醒》中更將西洋文明比作給亞洲帶來災難的“ 白禍” ，“ 對東洋諸國而言，泰西諸國來航絕非是福祉……他們更多帶來的是侵國入寇般的恐懼，也就是白禍” ，甚至指出侵略朝鮮是為了幫助其獨立和通商，而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則是被迫“ 為了和平而開啓戰端的” 。到1907年，隨着日本與美國的對立逐漸凸顯，還出現了以英美為假想敵的小説《黃禍白禍未來之大戰》。至此，對抗歐美已經在明治晚期的國家意識中抬頭。

可以説，新攘夷論既是明治日本對外認識和對外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內在規範着明治國家的結構與走向。它打着文明論和萬國公法的旗號，卻逐步以武力擴張為手段確立“ 封貢關係” 。在這種意識主導下，徵韓破約、文明徵伐野蠻或是連帶亞洲對抗歐美，都過度催生出極端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也深刻影響了而後的亞細亞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思想。

自江户時代後期到明治國家的發展道路上，攘夷思想貫穿並影響了近代日本國家的形成與發展。西力東漸促使鎖國體制瓦解，在發現歐洲的過程中，幕政以外的知識分子率先形成了以加強海防、通航通商、富國強兵、開拓殖民來應對西洋威脅的系列構想，塑造出早期國家意識。然而，幕府恪守於幕藩體制致使這些早期國家構想無法付諸實踐。幕末時期更為迫切的殖民情勢使得攘夷成為變革的旗幟，歷經信仰式攘夷、戰術式攘夷和體制變革式攘夷的變奏，將尊皇倒幕、開國破約納入創造新國家的理論與實踐中，最終通過明治維新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

攘夷思想在明治維新後持續發揮作用，為了徹底擺脱西洋列強的殖民威脅，徵韓論承接了發現歐洲和創立新國家時期關於集權、軍國和擴張的種種設想，將其上升至國家意志。而後，明治國家又在文明論的掩護下構築起新攘夷思想，在謀求獨立、脱亞入歐、連帶亞洲的不同語境下，與亞洲、歐洲相繼呈現出對抗關係。對待亞洲，近代日本手拿文明論和萬國公法，將亞洲鄰國置於自己構建出的前近代式秩序之中；面對西洋，則是高舉代表亞洲和黃種人的旗號，妄圖成為亞洲盟主，使東亞脱離近代萬國公法體系。但是，以華夷二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攘夷意識，是以要麼吞併對方要麼被對方控制的非此即彼方式參與構建國家意識的，因此這種國家意識並不包含國際關係上的對等觀念。由此，日本的國家意識歷經“ 去中心的中心化” 到“ 去西洋的西洋化” ，卻始終在近代與前近代之間徘徊。在新攘夷論的影響下，明治國家羽翼未豐就迫不及待踏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先後發動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逐漸發展成軍國主義國家。攘夷思想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國家建構過程中帶來的“ 雙重震撼” ，最終導致日本走上了侵略亞洲、對抗歐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