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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形成於北京，時間是在1840年前後，盛行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時有“國劇”之稱。它是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劇種。它的行當全面、表演成熟、氣勢宏美，是近代中國戲曲的代表。京劇是中國的“國粹”，已有200年曆史。

京劇，也稱“皮黃”，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腔調組成它的音樂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調（如柳子腔、吹腔等）和崑曲曲牌。它形成於北京，時間是在1840年前後，盛行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時有“國劇”之稱。它是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劇種。它的行當全面、表演成熟、氣勢宏美，是近代中國戲曲的代表。

京劇是中國的“國粹”，已有200年曆史。京劇之名始見於清光緒二年（1876）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徽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崑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成為京劇，是中國最大戲曲劇種。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京劇是綜合性表演藝術。即唱（歌唱）、念（唸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為一體、通過程式的表演手段敍演故事，刻劃人物，表達"喜、怒、哀、樂、驚、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為：生（男人）、旦（女人）、淨（男人）、醜（男、女人皆有）四大行當。人物有忠奸之分，美醜之分、善惡之分。各個形象鮮明、栩栩如生。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京劇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一、孕育期徽秦合流 清初，京城戲曲舞台上盛行崑曲與京腔(弋陽腔)。乾隆中葉後，崑曲漸而衰落，京腔興盛取代崑曲一統京城舞台。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藝人魏長生由川進京。魏氏搭雙慶班演出秦腔《滾樓》、《背娃進府》等劇。魏長生扮相俊美，嗓音甜潤，唱腔委婉，做工細膩，一出《滾樓》即轟動京城。雙慶班也因此被譽為“京都第一”。自此，京腔開始衰微，京腔六大名班之大成班、王府班、餘慶班、裕慶班、萃慶班、保和班也無人過問，紛紛搭入秦腔班謀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長生的表演有傷風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將魏長生逐出京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繼三慶徽班落腳京城後(班址位於韓家台衚衕內)，又有四喜、啓秀、霓翠、春台、和春、三和、嵩祝、金鈺、大景和等班，亦在大柵欄地區落腳演出。其中以三慶、四喜、和春、春台四家名聲最盛，故有“四大徽班”之稱。“春台班”進京時間，按漢調名家米應先於乾隆末年，在京曾擔任‘春台班’台柱時始，證明該班進京時間早於“四喜”和“和春”。“春台班”位於百順衚衕。“四喜班”於嘉慶初來京。徽戲、崑曲兼演、尤以崑曲為著，故有“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哄傳四喜班”之語。該班位於陝西巷內。“和春班”於嘉慶八年(1804年)於李鐵枴斜街組建。該班以武戲見長。道光十三年(1853年)解散。“四大徽班”的演出劇目、表演風格，各有其長，故時有“三慶的軸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之譽。“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調外，崑腔、吹腔、四平調、梆子腔亦用，可謂諸腔並奏。在表演藝術上廣徵博採，吸取諸家劇種之長,融於徽戲之中。兼之演出陣容齊整,上演的劇目豐富，頗受京城觀眾歡迎。自魏長生被迫離京，秦腔不振，秦腔藝人為了生計，紛紛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兩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過程中，徽班廣泛取納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劇本移植，為徽戲藝術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徽漢合流 漢劇流行於湖北，其聲腔中的二黃、西皮與徽戲有着血緣關係。徽、漢二劇在進京前已有廣泛的藝術交融。繼乾隆末年，漢劇名家米應先進京後，道光年初(1821年)，先後又有著名漢劇老生李六、王洪貴、余三勝,小生龍德雲等入京，分別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米應先以唱關羽戲著稱，三慶班主程長庚的紅淨戲，皆由米應先所授。李六以《醉寫嚇蠻書》、《掃雪》見長;王洪貴則以《讓成都》、《擊鼓罵曹》而享名；小生龍德雲善演《轅門射戟》、《黃鶴樓》等劇；余三勝嗓音醇厚，唱腔優美、文武兼備，以演《定軍山》、《四郎探母》、《當鐧賣馬》、《碰碑》等老生劇目著稱。漢劇演員搭入徽班後，將聲腔曲調、表演技能、演出劇目溶於徽戲之中，使徽戲的唱腔板式日趨豐富完善，唱法、唸白更具北京地區語音特點，而易於京人接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各大名班，均為老生擔任領班。徽、漢合流後，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調與安徽的二簧調再次交流。徽、秦、漢的合流，為京劇的誕生奠定了基礎。二、形成期

道光二十年至咸豐十年(1840年-1860年)間，經徽戲、秦腔、漢調的合流，並借鑑吸收崑曲、京腔之長而形成了京劇。其標誌之一：曲調板式完備豐富，超越了徽、秦、漢三劇中的任何一種。唱腔由板腔體和曲牌體混合組成。聲腔主要以二簧、西皮為主：之二，行當大體完備；之三，形成了一批京劇劇目；之四，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為京劇形成初期的代表,時稱“老生三傑”、“三鼎甲”即:“狀元”張二奎、“榜眼”程長庚、“探花”余三勝。他們在演唱及表演風格上各俱特色,在創造京劇的主要腔調西皮、二簧上和京劇戲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語言特點的説白、字音上，做出了貢獻。第一代京劇演員中,尚有老生盧勝奎、薛印軒、張汝林、王九齡等；小生龍德雲、徐小香;旦胡喜祿、羅巧福、梅巧玲:醜楊鳴玉、劉趕三;老旦郝蘭田、譚志道;淨朱大麻子,任花臉等,他們為豐富各個行當的聲腔及表演藝術,均有獨特創造。後任‘四喜班’班主的梅巧玲，勇於突破青衣、花旦的嚴格分工舊規,為旦角的演唱藝術開闢了一條新路。《同光名伶十三絕》是京劇史上的一幅名伶彩色劇裝寫真畫，由晚清民間畫師沈蓉圃繪製。他參照了清代中葉畫師賀世魁所繪《京腔十三絕》戲曲人物畫的形式，挑選了清同治、光緒年間（l860至1890）京劇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員，用工筆重彩把他們扮演的劇中人物描繪出來，顯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 此畫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由進化社朱復昌在書肆收購,經縮小影印問世,並附編《同光名伶十三絕傳》一冊。三、 成熟期1883年一1918年,京劇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為時稱“老生後三傑”的譚鑫培、汪桂芬、孫菊仙。其中譚鑫培承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各家藝術之長，又經創造發展，將京劇藝術推進到新的成熟境界。譚在藝術實踐中廣徵博採，從崑曲、梆子、大鼓及京劇青衣、花臉、老旦各行中借鑑,融於演唱之中，創造出獨具演唱藝術風格的“譚派”，形成了“無腔不學譚”的局面。二十年代後的餘叔巖、言菊朋、高慶奎、馬連良等，均在宗“譚派”的基礎上發展為各自不同的藝術流派。汪桂芬,藝宗程長庚,演唱雄勁沉鬱,悲壯激昂，腔調樸實無華，有“虎嘯龍吟”的評道,他因“仿程可以亂真”,故有“長庚再世”之譽。孫菊仙,18歲時選中武秀才，善唱京劇，常入票房演唱，36歲後投師程長庚。他噪音宏亮,高低自如。唸白不拘於湖廣音和中州韻,多用京音、京字，聽來親切自然。表演大方逼真，接近生活。“老生後三傑”師承各有側重,藝術風格各異,從全面權衡,譚鑫培文武昆亂不擋,藝術造詣及對京劇的發展,遠遠超過汪、孫。光緒年間，譚鑫培被稱之為“伶界大王”,在劇界地位,如當年之程長庚。咸豐十年(1861年)京劇始入宮廷演出。當年五月初六起至月末，分由三慶班、四

喜班、雙奎班及外班(京劇班)演出。光緒九年(1883年),慈禧五旬壽日,挑選張淇林、楊隆壽、鮑福山、彩福祿、嚴福喜等18人入宮當差,不僅演唱,且當京劇教習,向太監們傳授技藝。自此,清宮掌管演出事務的機構“昇平署”,每年均選著名藝人進宮當差,結止宣統三年(1911年)，計有譚鑫培、楊月樓、孫菊仙、陳德霖、王楞仙、楊小樓、餘玉琴、朱文英、王瑤卿、龔雲甫、穆鳳山、錢金福等生、旦、淨、醜的名家150餘人曾入宮。由於慈禧嗜好京劇,加之京劇名家頻繁在宮中獻藝,聲勢日強。同期,位於大柵地區的廣德樓、三慶園、慶樂園、中和園、文明園等戲園、日日有京劇演出,形成了京劇一統的局面。京劇成熟期,除“老生後三傑”外,生行尚有許蔭棠、賈洪林;武生俞菊笙、楊隆壽;淨行何佳山、黃潤甫、金秀山、裘桂仙、劉永春等;小生王楞仙、德珺如、陸華雲:旦行陳德霖、田桂鳳、王瑤卿、朱文英;醜行王長林、張黑、羅百歲、蕭長華、郭春山。這一時期,旦角的掘起,形成了旦角與生角並駕齊驅之勢。武生俞菊笙,開創了武生自立門户挑梁第一人,他被後人稱為“武生鼻祖”。上述名家,在繼承中有創新發展,演唱技藝日臻成熟,將京劇推向新的高度。

四、鼎盛期1917年以來,京劇優秀演員大量湧現,呈現出流派紛呈的繁盛局面,由成熟期發展到鼎盛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為楊小樓、梅蘭芳、餘叔巖。1927年,北京《順天吋報》舉辦京劇旦角名伶評選。讀者投票選舉結果:梅蘭芳以演《太真外傳》,尚小云以演《摩登伽女》,程硯秋以演《紅拂傳》,荀慧生以演《丹青引》,榮獲“四大名旦”。“四大名旦”脱穎而出,是京劇走向鼎盛的重要標誌。他們創造出各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形成了梅蘭芳的端莊典雅,尚小云的俏麗剛健,程硯秋的深沉委婉,荀慧生的嬌暱柔媚“四大流派”,開創了京劇舞台上以旦為主的格局。武生楊小樓在繼俞菊笙、楊月樓之後,將京劇武生表演藝術發展到新高度,被譽為“國劇宗師”、“武生泰斗”。老生中的餘叔巖、高慶奎、言菊朋、馬連良,20年代時稱“四大鬚生”。同期的時慧寶、王鳳卿、貫大元等。30年代末、餘、言、高先後退出舞台,馬連良與譚富英、奚嘯 伯、楊寶森稱之“四大鬚生”。女鬚生孟小冬,具有較高藝術造詣,頗有乃師餘叔巖的藝術風範。

1936年秋，北京大、中學校愛好京劇者及廣大觀眾給各報寫信,倡議進行京劇童伶選舉。時富連成社社長葉龍章與北平《立言報》社長金達志商妥，由該報發表通告，專門接待各界投票，逐日在報上發表投票數字，並約請“韻石社”幾人來報社監督。規定投票日期為半月,到期查點票數 中華戲曲學校和富連成社負責人及《實報》、《實事白話報》、《北京晚報》、《戲劇報》亦派人當場查驗票數。選舉結果,富連成社李世芳得票約萬張,當選“童伶主席”。生部冠軍王金璐，亞軍葉世長；旦角冠軍毛世來，亞軍宋德珠；淨角冠軍裘世戎,亞軍趙德鈺；丑角冠軍詹世甫,亞軍殷金振。選舉結束後,於虎坊橋富連成社舉行慶祝大會，並於當晚在鮮魚口內華樂戲院舉行加冕典禮，由李世芳，袁世海演出了《霸王別姬》。童伶選舉結束後，仍由《立言報》主持,選出李世芳、張君秋、毛世來、宋德珠為“四小名旦”，“四小名旦”聯抉於長安、新新兩家戲院演出了《白蛇傳》和《四五花洞》，以示祝賀。流派紛呈；人才濟濟,是京劇鼎盛期的又一標誌。這一時期除楊派(小樓),梅派(蘭芳)、尚派(小云)、程派(硯秋)、荀派(慧生)外,旦角中還有筱派(翠花)及宋派(德珠)、張派(君秋);老生行中的餘派(叔巖)、高派(慶奎)、言派(菊朋)、馬派(連良)、奚派(嘯伯)、楊派(寶森)、新譚派(富英);淨行中的金派(少山)、侯派(喜瑞)、郝派(壽臣)以及50年代後產生的裘派(盛戎);小生行中的姜派(妙香)、葉派(盛蘭);老旦行中的龔派(雲甫)、李派(多奎);醜行中的葉派(盛章)等。同期尚有眾多京劇表演藝術家,如生行中的王鳳卿、時慧寶、王又宸、李洪春、譚小培、李萬春、李少春、高盛麟等；旦行中的閻嵐秋、徐碧雲、朱琴心、趙桐珊、雪豔琴、新豔秋、章遏雲、金少梅、碧雲霞、琴雪芳、王玉蓉、言慧珠、童芷苓、梁小鸞、吳素秋、趙燕俠、杜近芳等;小生中的金仲仁、茹富蘭、程繼先;醜行中的郭春山、慈瑞泉、馬富祿、張春華等。

徽商之班徽州商人富甲一方，商業的成功引發了文化消費慾望的高漲。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戲曲聲腔崑山腔的興起，紛紛蓄養家班，角色鬥藝，並賣力為乾隆下江南收集聲色歌舞，不惜重金包裝徽劇色藝，客觀上為徽劇進京創造了條件。

徽商與徽班 徽州地處皖南山區，為崇山峻嶺環抱的四塞之地， 不屈於命的徽州人，為了生存，更為了發展，踏上商旅之路…… 雄霸明清商界500餘年的徽州商幫以鹽商出名，黃山歙縣的鹽商尤其出名，富甲一方。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戲曲聲腔崑山腔的興起，江南江北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賈紛紛蓄養家庭戲班。已經在外地商界嶄露頭角的徽商也紛紛效仿。長期為某個徽州商人所養所用的戲曲班社就被外人稱為“徽班”。

徽商廣蓄家班，安徽沿江一帶、包括古徽州的地方戲事也開始興盛。他們唱崑腔，由於語言的差異而不“諧吳音”，不經意間唱出了一點“地方風味”。於是在青陽腔的影響下，唱出了安徽調——“徽昆”，後發展為二簧腔。尤以誕生在安徽安慶市懷寧縣的石牌調最著名。

徽州藝人帶着鄉音下揚州，得到了徽商們的親情惠顧和重金扶持。他們或出沒於碼頭街肆，或為徽商富賈所容留。技藝得到發展，鄉音也漸佔上風。這時徽班的概念已不完全是“徽商之班”，而開始有了徽調（石牌腔，亂彈調）的含義。

值得一提的是，歙縣大鹽商江春，是一位品味極高的戲曲鑑賞家，他酷愛戲曲，家中常常“曲劇三四部，同日分亭館宴客，客至以數百計”。他把各種名角聚在一起，又讓不同聲腔同台互補，使異軍突起的徽班具有了博採眾長的開放格局。“亂彈”亂唱，紅火異常。這時最叫彩的是來自安慶的戲曲藝人，清李鬥在《揚州畫舫錄》中就這樣寫道：安慶色藝最優，蓋於本地亂彈，故本地亂彈間有聘之入班者。

徽商在商界進一步站穩了腳跟，他們和戲曲藝術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而湧現出大批戲曲家的“徽班”，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無石不成班” 石牌是安慶市懷寧縣一個古老的集鎮，“無石不成班”的“石”即指這裏，也泛指安慶及其所屬各縣。至清中葉，石牌已成為遠近聞名的商業中心，擁有商家三千、帆船千艘。江西、福建、湖北等地客商紛紛在此設館駐節。當時的石牌除本地居民外，大都是過往船幫和商户，在生存問題變得比較輕鬆的時候，他們開始構建自己的市井文化。

石牌當時可供表演的戲劇舞台多達800處，不僅有戲園、戲樓，還有花戲台。 戲園，在石牌鎮就有3家。上鎮橫街的長樂大戲院可容納觀眾600多人，專供徽調、皮簧班演出。 戲樓通常在祠堂內。祠堂戲樓通常只唱大戲，每年做冬至節、族內有人中舉、升官以及族內官紳慶壽等，都要聘戲班在戲樓演出。此外，祠堂大修落成，也必邀班唱戲以示祝賀。 《都劇賦》描述：“徽班日失麗，始自石牌”。表明安慶的徽班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輝煌，很多京劇前輩名伶都是這一帶的人，因而有“無石不成班”的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