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徯斯

揭徯斯之父揭來成，宋鄉貢進士，飽學宿儒。從小就對揭徯斯進行嚴格教育，他十餘歲時，就已經學業有成。後為家計所迫，出遊湖湘，為當時名公所器重，湖北憲使程矩夫特別欣賞他的才華，把他留在郡學中任教，並把堂妹許配給他為妻。朝廷征程矩末為翰林學士，程便將揭徯斯帶到元大都伶北京，京城不少名流都爭與之交往，延祐元年（1314），揭徯斯以李孟等大臣推薦，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歷翰林應奉、奎章閣授經郎、藝文監丞，翰林待制，集賢直學士兼經筵講官，升翰林侍講學士，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任命揭徯斯為總裁官。次年，《遼史》成，《金史》將竣時，揭徯斯因積勞成疾，卒於任所，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葬今豐城市秀市鎮紅洲村鳳凰山（墓碑為元朝著名書法家趙孟頫所寫，今藏於豐城市博物館）。

揭徯斯是元朝最優秀的史學家之—，在參加修撰各類國家大典過程中，他嚴謹捕核、條理明晰、語言簡煉的語言風格，受到當時乃至以後史學界的高度評價。這都得益於他在翰林院時，對“朝廷之事，台閣之儀，靡不閒習”，對歷代掌故也很精通。所以他撰寫功臣列傳，就被人稱讚為“史筆”。他先後參與修撰《經世大典》，《明宗神御殷碑》等，但最有影響的，還是他與修遼、金、宋三史。儘管他實際上只參與完成了《遼史》就去世了，但史學家們對《遼史》評價都很高，因為遼國—直被視為“異族”政權，被漢文化圈所排斥，不予其正統國家地位，所以遼史研究一直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加上遼國本身產生並流傳的文字資料非常少，這些因素都給遼史撰修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當時開展遼史編撰，主要是劫後餘存的遼國耶律儼的《實錄》和金國陳大任所撰《遼史》，揭徯斯與另外四位總裁官、四位纂修官一起，努力克服資料短缺的現狀，四處尋訪已滅亡二百餘年遼國史料，他充分運用了不少回鶻文原始檔案，大大豐富了《遼史》內容。使《遼史》在不足一年的時間內，形成了這部一百十六卷的紀傳體史書。《遼史》相對其他史書來説相對單簿一些，但它仍然是研究遼代歷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其營衞、兵衞、地理、百官、禮儀衞系志，遊幸、部族等表，也較有特色，反映了遼朝以契丹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農牧業並重的特色，而《遼史·國語解》則是研究契丹語的重要資料，到現在為止，它仍然是破解遼代出土文字碑刻的重要工具。與揭徯斯史學地位相提並論的，則是他在論文和書法方面的成就。揭徯斯與虞集、柳貫、黃晉號稱“儒林四傑”，又與虞集、楊載、範槨並稱“元詩四大家”，而在這兩個並稱的詩人團體中，又以揭徯斯的詩文作品思想性最高。

由於揭徯斯一生處於元朝戰亂時期，他又出身貧賤，曾長期接近社會底層，深知勞動人民飽受戰亂、饑荒和苛政的痛苦，他對貧苦人民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這些都在其詩之中均有明確而深刻的反映，正如他自己所説“憂世有萬端”，也如歐陽玄為他撰寫的墓誌銘評價“世路齟齬，時或不平，心有所感，形諸詩文，”他用詩筆記錄了一個真實的元朝社會，他的詩或深沉或雋永，或凝重或清麗，這些是他有別於同時的詩人的最顯著的特徵，也是與之齊名的虞集（宰相虞允文之孫）的藝術成就在這一方面比他遜色的原因之一。

正是因為揭徯斯出身低微，所以關心民間疾苦的詩作在他存世的詩文中是有很大的比重；而長期生活在民間的結果，使他的詩賦予了強烈的現實意義，揭徯斯的詩各體皆工，古體尤為擅長，能融合古樂府和新民歌的特色，饒有韻味，雅俗共賞，脱積習之窠臼而別開生面。《四庫全書》修撰官在全文收載其文集時評價説：“其文章述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大典冊及碑阪之文多出其手，一時推為原制。獨以詩則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之手。然神骨秀削，寄託自深，要非嫣紅奼紫，徒矜姿媚者可比也”。

如《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步出城南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寫得語淺而情真；《武昌舟中》詩云“船頭放歌船尾和，蓬正雨鳴篷下坐，推蓬不省是何鄉，但見雙飛白鷗過”，寓情於景、情景交融。而反映黑暗現實的《雨述》、《楊柳青謠》等，則憤怒控訴和鞭撻了統抬者欺壓百姓的罪行。這充分體現了揭徯斯疾惡如仇的性格。揭徯斯不但説了，還身體力行，他曾為富州無端被強加採金一案奔走呼告，終於使富州人民擺脱了沉重的經濟負擔；針對朝廷不顧實際情況，強行發行紙幣導致物價飛漲時，與丞相在皇帝面前極力抗言，直斥貨幣濫行之害，這些都反映了他為民請命、言行一致的優良品格。

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現實社會生活不合理的現象。尤其是《秋雁》詩，別有寄託，寫出了當時民族間的矛盾。誠如元朝《至正直記》中所説：“揭曼碩題雁，蓋譏色目北人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猶毀辱罵南方不絕，自以為右族身貴，視南方如奴隸，然南人亦視北人加輕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誚。”揭徯斯還有一首《女兒浦歌》，用民歌體描寫大孤山下的船民，不管風浪如何險惡，總是無所畏懼，表現了勞動人民的剛毅勇敢。

楷，行、草無一不精，今存世作品有名臨智永千字文》（今藏上海博物館），《跋陸柬之文賦》等，在書法界一直奉為至寶。明代藏書家範欽在寧波築閣藏書，久無閣名。後得揭徯斯手書《龍虎山天一池》石刻拓本，喜不自勝，遂命名為天一閣，今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私家藏書樓。

揭徯斯其他方面的貢獻還有：他在《蜀堰記》中記載的水力紡紗機，為中國最早記錄這一發明的文字資料，被專家論證比英國工業革命時發明的阿克萊紡紗機早四百年；他在《楊柳青謠》中的記載證明，中國年畫之鄉天津楊青得名最早記載出現在元朝。這些珍貴史料，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歐陽玄在《豫章揭公墓誌銘》説，揭徯斯“文章……正大簡潔，體制嚴整。作詩長於古樂府，選體、律詩長句，儼然有盛唐風”。

揭徯斯的散文大多宣揚封建倫理思想，但也有一些可讀的作品。如《與蕭維斗書》、《送李克俊赴長興州同知序》，都認為“獨善其身”不是一個政治家的風度。《浮雲道院記》、《胡氏園趣亭記》，則反映出一種封建時代文人的閒適情趣。

揭徯斯著有《揭文安公全集》十四卷，補遺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