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見泰國經濟文化代表團的談話

毛澤東説，中國還很窮，如果能得到幾十年的和平就好了。我們之間可以訂一個幾十年不打仗的條約。誰要打仗，就反對他。中國和蘇聯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這並不是説不要國外聯繫，不做生意。不，需要聯繫，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兩個基本條件使我們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願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這是可以取得共識的。這樣一個思想，毛澤東後來在接見印度、緬甸、泰國、老撾等國的領導人時也反覆進行了説明。由此可見，毛澤東闡述的和平共處思想反映了他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性思考。

第一，毛澤東闡述的和平共處思想反映了他對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性思考。1953年，當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基本完成以後，新中國準備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不行。當時的國際環境特點是，冷戰的態勢十分嚴峻，而新中國又剛剛結束全國規模的抗美援朝運動。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有沒有可能來爭取這個國際環境，我們如何去爭取這個國際環境？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在考慮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問題。通過分析、比較，毛澤東得出結論：危險依然存在，但爆發戰爭只會有利於世界人民（詳見拙文《淺析毛澤東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思想》，《北京黨史》2000年增刊）。

所以，和平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至於第二個問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則從實際出發，首先致力於周邊環境的創造。毛澤東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會談時明確指出：“中國是一個正在開始改變面貌的落後國家，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國家落後。但是現在正在開始改變面貌，已經取得了改變的可能性。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是會妨礙經濟建設的。如果諸位同意的話，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第二，毛澤東闡述的和平共處思想向全世界表明了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新的國際形象。在不明真相的國家看來，中國剛剛結束三年國內戰爭，又全力以赴地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中華民族肯定是一個好戰的民族。當毛澤東接見周邊國家的領導人時，它們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這個思想，有的國家的領導人還直言他們十分害怕中國。那麼，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是不是如他們所想，真的很可怕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以怎樣的姿態站立在世界人民面前呢？1954年12月，毛澤東與緬甸總理吳努有過兩次談話。毛澤東説：“在歷史上，中國同緬甸打過仗嗎？恐怕次數很少吧！”吳努説：“打過兩次：……”毛澤東説：“兩次戰爭，都是中國人不對，中國侵略了你們。……以後我們兩國應該和平共處。”吳努説：“很坦率地説，我們對於大國是恐懼的。但是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以後，大大地消除了緬甸人的這種恐懼。”

毛澤東説：“我們往來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處。兩個國家在一個時期內互相不夠了解，這是很自然的，我們應該在合作中增進了解。”“我們國內的問題是應該而且也可以在國內解決的，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國際合作和幫助。”三年後，毛澤東再次向緬甸方面表示：緬甸不必害怕中國，我們堅決反對侵略，對任何國家的侵略都是一樣反對。“中國國家大，事情多，連管自己都管不過來，怎麼還會想到去侵略別人呢？……中國不會發生對外擴張的事”。可見，毛澤東在闡述新中國的對外政策--和平共處思想時，強調的是這樣一個思想：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人民，中國不能也不會走殖民主義的老路去侵略別人，中國人民反對的只是任何形式的外來侵略和干涉。毫無疑問，這就是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新的國際形象。

第三，毛澤東闡述的和平共處思想對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奉行的外交原則是：“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這種”一邊倒“的政策，儘管使新中國渡過了誕生初期的最艱難歲月，但是，新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依然是比較嚴峻的。這主要現為：朝鮮戰爭以後，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繼續受到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構築了遏制共產主義的防線，中國的周邊環境並不安全。所以，為了擺脱困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着手改變與周邊民族國家的關係時，提出了和平共處的思想。事實證明，和平共處的思想是成功的。它標誌着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又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