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新浪潮

回溯最開始的十年，對社會主義的救世主般狂熱的信仰和冷戰帶來的孤立給整個國家帶了強大的影響。年輕人逐漸放棄了那種本身死氣沉沉無所作為的教條主義藝術準則，決定自己去定義它們。

薇拉.齊蒂洛娃

(1929年 - )

曾從事紡織、照片潤飾、場記和時裝模特的工作，50年代末與其他捷克新浪潮同道進入FAMU電影學校學習。她的畢業作品《屋頂》（Strop, 1961）允許同她的第二部作品《一袋跳蚤》（Pytel blech, 1962）同時在國內發行。兩個短片－她的第一個長片是《別的什麼》(O necem jinem, 1963)－深受法國和美國真實電影流派的影響並在敍事上運用了記錄片式的手法。儘管她早期作品中包含許多激進內容，然而與她第二個長片《雛菊》 (Sedmikrasky, 1966)中的那些創新手法相比則顯得蒼白無力。電影是對於兩個空虛放縱的年輕女人和她們怪異舉止的片段式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超現實主義描寫。該片利用的抽象派拼貼畫的手法和表現主義技術顯露出西蒂洛娃作為一名大膽的藝術革新家和電影顛覆性分子的潛質。《雛菊》完成後立即遭到當局禁映直到1967年解禁並得到世界範圍內評論界的喝彩。西蒂洛娃的名字旋即變成了捷克新浪潮－一個她在後來的一部亦異常特殊的電影《天堂的果實》(Ovoce stromi rajskych jime, 1969)中提出的概念－中形式主義先鋒派的代名詞。在1968年8月蘇聯政府顛覆杜布切克政權後，西蒂洛娃被禁止從事電影拍攝工作。1975年禁令取消後，她又通過《蘋果遊戲》(Hra o jablko, 1976)重新回到了她的電影工作中，並至今仍在捷克共和國進行電影拍攝。

米洛斯·福爾曼

(1932年 - )

自捷克新浪潮中誕生的最具國際知名度的導演便是米洛斯·福爾曼。在納粹佔領時期淪為孤兒的他由他那些叔叔們撫養長大，直到他考進FAMU電影學員編劇系（因其得到戲劇系的錄取）。1957年畢業後，他在捷克電影界摸爬滾打了多年，直到他的處女作《競賽》(Konkurs)和《如果沒有音樂》(Kdyby ty muziky nebyly)以《競賽》的名號上映才打破沉寂。福爾曼與眾不同的風格－混雜着黑色幽默和日常生活的艱辛審視－從初期便露出了鋒芒。這些簽名式的風格在他的第一部真實電影式的，諷刺階級鬥爭並用實景和非職業演員拍攝的長片《黑彼得》(Cerny Petr, 1963)中得以盡顯。《黑彼得》贏得了當年捷克電影評論協會獎，而接下來在1965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金髮女郎之戀》(Lasky jedne plavovlasky, 1965)則迎來了國際性的讚譽。作為一個對於孤獨和慾望的喜憂參半的行為學研究文本，《金髮女郎之戀》不久便被公認為捷克新浪潮的範本，並因其那種乍看獨特然對社會具普遍代表性的人物生活的親切而細緻地描述得到了世界範圍的擁戴。福爾曼接下來的一部電影是政治傾向明顯的《消防員的舞會》(Hori, ma panenko!, 1967)，其不加掩飾的對於捷克當局的諷刺使其被總統諾沃特尼臨時禁映。《消防員的舞會》作為福爾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後一部作品亦贏得了奧斯卡的提名。1968年俄國坦克開進布拉格後他被迫離開捷克斯洛伐克前往美國，至今生活於彼，並拍攝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如《起程》、《飛躍瘋人院》、《爵士年代》、《安魂曲》以及最近的《月亮上的男人》。

沃依采克·雅斯尼

(1926年 - )

與其他國家的"新浪潮"運動不同，捷克新浪潮並未摒棄前輩們的電影傳統和風格。恰恰相反，"捷克奇蹟"中吸收幷包含了這些前輩導演的功勞。其中一位在電影技法上具有創新性併成為新浪潮支柱的老兵便是沃依采克·雅斯尼。作為捷克第二代導演（一股在1956年解凍後誕生的電影力量）中的中堅力量，雅斯尼被稱為捷克的第一位"電影作者"並率先進行捷克獨特電影語言探索的導演。雅斯尼最具突破性的作品《九月的夜晚》(Zarijove Noci, 1957)是對被國防部長下令開脱的軍隊的大膽而直接的控訴。而後一部作品《慾望》(Touha, 1958)則是一首關於季節和人生的平行敍述的電影詩。《慾望》重新喚起了被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長期壓制的捷克電影中的抒情風格。儘管雅斯尼是捷克電影奇蹟一代中的先導，但是他隨即變成了其中的參與者。在他高度風格化的《卡桑德拉貓》(Az prijde kocour aka That Cat, 1963)中，雅斯尼更加偏離官方規定的"新斯大林"美學章程，將政治寓言和現代童話故事巧妙結合使其贏得嘎那電影節特別評委會大獎併成為捷克新浪潮萌芽的催化劑。雅斯尼另一部贏得戛納電影節肯定（最佳導演獎）的電影《我的父老鄉親》（Vsichni dobri rodaci, 1968）被認定為其個人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捷克新浪潮的末期的這部作品－《我的父老鄉親》，是獻給戰後與雅斯尼共同接受社會改造的摩羅萬原住民的一曲悲哀的輓歌。

亞洛米·涅爾斯

(1935年 - 2001年)

亞洛米.涅爾斯以他那部在政治上和形式上均十分大膽的FAMU畢業作品《迷失腳步的走廊》(Sal ztracenych kroku, 1958)步入捷克影壇，並迅速因此片使自己成為"重要的新秀"。儘管如此，然而真正將涅爾斯推到捷克斯洛伐克電影前台的卻是他的另以部作品《哭泣》 (Krik, 1963, aka The First Cry)。作為最初幾部昭示捷克斯洛伐克新電影景象到來的影片之一（還有烏爾的《巢中的日出》(Slnko v sieti, 1962)和西蒂洛娃的《別的什麼》(O necem jinem, 1963)），《哭泣》用一種複雜的沒有明顯年代順序的方式講述了一對年輕夫婦和他們孩子的感人故事。儘管裏面有狡猾的政治暗示和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旨的手法，但是捷克當局對涅爾斯同輩的那些人的激進行為正顧之不暇，所以沒有把此片放在眼裏；事實上反而高度讚揚了此片並把它作為推廣"積極普及電影製作 "的典型。涅爾斯對此評價感到十分不適便開始饒有興致地在其後來的劇本寫作中大談政治。堅決而毫不妥協的影像使涅爾斯的劇本一再被黨政檢查機關槍斃；儘管他在捷克電影界依舊十分活躍，但是他被禁止拍攝長片四年之久。杜布切克政權倡導的短暫的民主化進程使涅爾斯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並拍攝了一部改編自米蘭昆德拉嚴厲控訴斯大林政權的小説的批判現實主義電影－《玩笑》。儘管玩笑火藥味十足（這部電影在其多年後出版的官方傳記中被抹去），但是涅爾斯這個"幸運兒" 卻是在1968年8月俄國入侵和其後"正常化"的幾年中唯一依舊被准許拍電影的捷克新浪潮干將。他接下來的一部作品《瓦萊裏和她的奇蹟一週》 (Valerie a tyden divu, 1970)是一部照片式的超現實主義吸血鬼的故事，是涅爾斯迴歸詩化影像風格作品，涅爾斯在其後的捷克共和國拍片不輟直到他於2001年十月去世。

楊·卡達爾 & 愛爾瑪·科洛斯

楊·卡達爾 (1918年 - 1979年) & 愛爾瑪·科洛斯 (1910年 - 1993年)

儘管楊·卡達爾和愛爾瑪·科洛斯的合作拍片生涯遠在新浪潮誕生前便已經開始，但他們依舊因其在五六十年代那些批判性和革新性的作品被認定為這個運動中的一股力量。卡達爾的第一部長片Katka (1950)，是一部表面上講述一個農村女孩成為工廠工人的"良性"故事。因題材表面上具有的爭議性，使其。被認定為"資產階級"作品並將卡達爾開除出斯洛伐克本土電影業。隨後卡達爾來到捷克電影工作室欲謀份差事，就是在那他結識了捷克電影界老將愛爾瑪.科洛斯，並開始了兩人長達17年的合作經歷。他們的第一部作品《綁架》(Unos, aka Kidnapped, 1952)明顯是反資產階級的，然而當局卻依舊指摘該片具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在蘇聯傳奇導演普多夫金的干預下本片才得以解凍。他們的第二部作品《來自火星的音樂》(Hudba z Marsu, 1954)是部音樂喜劇，然官方評論認為該片有影射社會要人之嫌。《終點站的房子》(Dum na konecne, 1957)僥倖躲過了當局審查，而《三個願望》(Tri Prani, 1958)卻被當局封殺並使兩人被停職兩年。之後兩年變成了五年，直到1963年他們拍攝講述游擊隊戰鬥故事的《死亡在召喚恩戈爾琛》(Smrt si rika Engelchen)，以及接下來的批判斯大林主義的影片《辯護人》(Obzalovany, 1964)，而讓兩人獲得國際好評的電影則是《大街上的商店》(Obchod na korze, 1965)－首部贏得最佳外語片學院獎的捷克斯洛伐克電影。表面上《大街上的商店》講述的是在法西斯主義時期在斯洛伐克遭受迫害的猶太人的境遇，而往下深究便能喚起所有的歐洲人關於形成和鞏固政治迫害應負的責任感。兩人最後一部合作的電影《被慾望驅使的安娜達》(Touha zvana Anada, 1969)，一部在形式上和結構上均十分複雜的關乎幻想和性沉淪的電影卡達爾於1970年移民美國，並在那完成了他最後兩部作品《天使萊温妮》（1970）和《父親的謊言》（1976）。

耶日·閔采爾

(1938年 - )

耶日·閔采爾1963年從FAMU電影學校畢業，在為西蒂洛娃當了多年助手和出演Evald Schorm的電影之後，他拍攝了名為《巴爾塔扎爾先生之死》，一部根據捷克作家Bohumil Hrabal的短篇小説集《深處的珍珠》(Perlicky na dne, 1965)改編的電影。《巴爾塔扎爾先生之死》(Smrt pana Baltazara)從五部短篇中脱穎而出被多人賞識，也使導演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閔采爾的首部長片《嚴密監視的列車》(Ostre sledovane vlaky, 1966)才使他揚名立萬。由Hrabal同名小説改編的這部電影因其對喜劇、悲劇和日常生活的關注的藝術化綜合被肯定為捷克新浪潮的作品。這個講述二戰後成長起來一代人的苦憂參半的故事獲得了國際好評並贏得了1967年的學院最佳外語片獎。《嚴密監視的列車》中那種悲喜交集和富於同情審視的風格在他其後的一部作品《無常夏日》(Rozmarne leto, 1967)亦有體現。閔采爾的音樂片《夜總會的罪惡》(Zlocin v santanu, 1968)又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閔采爾接下來拍攝了另一部改編自Hrabal小説的電影《一排雲雀》(Skrivanci na niti, 1969)被當局禁映。閔采爾因此被禁止拍電影直到1976年推出《森林邊的隔離帶》(Na samote u lesa)。在過去的25年間閔采爾依舊活躍在布拉格的電影和戲劇舞台上。

楊·涅麥茨

(1936年 - )

被稱為捷克新浪潮中"可怕的孩子"的楊·涅麥茨在其FAMU的學生時代便也是一個打破爹府顛覆和大膽的實驗者。他的處女作，講述二戰時期兩個逃離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孩子的故事《夜晚的鑽石》(Demanty noci, 1964)便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雖是個殘酷的現實故事，但在涅麥茨的手中卻使之變成了貫穿兩個男孩的主觀經驗的驚心旅程，通過一系列的幻想和夢魘來喚醒他們心中的絕望和痛楚。影片贏得了諸多國際獎項併為涅麥茨的下部影片，與其繼任妻子，設計師兼藝術指導伊斯特.克魯巴卓娃首次精誠合作的《聚會上的報告和嘉賓們》(O slavnosti a hostech, 1966)打好了基礎。《報告》一片運用了與米洛斯.福爾曼完全對立的現實主義手法，以帶有原罪式的高度風格化的審視態度描述了一個關於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和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妥協的卡夫卡式的寓言劇。該片也許是新浪潮中最具政治危險性的電影，當然是立即被禁映並遭受審查機關的公開指摘。與西蒂洛娃的《雛菊》一樣，《報告》成了1967年五月捷克國家集會中聲討捷克新浪潮的藉口。杜布切克仔8年一月當政後，該片在涅麥茨和克魯巴卓娃描述性慾的超現實主義影片《殉愛者》(Mucednici lasky, 1967)上映後得以發行。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涅麥茨的名單"容登"黑名單之首。涅麥茨最終離開故土，在70年代和80年代晚期為英德美拍攝電視記錄片，直到1989年回到捷克共和國繼續他的電影生涯。

伊凡·紹姆

(1931年 - 1988年)

伊凡·紹姆常被稱作"新浪潮的良心"，他避開了西蒂洛娃和伊爾斯的形式化風格及福爾曼和閔采爾的日常紀實主義，代之以拍攝代有明顯政治內容的傳統劇情片。紹姆1962年從FAMU畢業，首部長片為1964年的《每天的勇氣》(Odvahu pro vsedni den)。一個講述共產主義青年骨幹在體制壓迫下崩潰的具有政治煽動性的故事，亦顯示出紹姆強硬的對敏感題材毫不畏懼的道德主義傾向（路德維西.巴克夫斯基因拒絕批判此片被解職。）《每天的勇氣》贏得了1965年的捷克電影評論協會大獎（而紹姆拒絕接受這個獎項）並最終得以發行，但前提是發行中不能進行公開宣傳和廣告宣傳，從而註定了本片的票房失敗。紹姆接下來的一部影片《浪子回頭》(Navrat ztraceneho syna, 1966) 被認定為他個人的一部傑作，是60年代捷克最好的電影之一。影片講述了一個男人的故事：已有的社會規範判定了他的道德罪過，而他的無意妥協於此令他陷於精神的囹圄.接着紹姆拍攝了一個改編自成年少女小説晦澀的作品《被通緝的五個女孩》(Pet holek na krku, 1967)和改編自宗教諷刺小説《牧師的末日》(Konec farare, 1968)的電影《第七天，第八夜》(Seamy den, soma no, 1969)，該片在1970年被捷克當局永久封殺，紹姆被禁止從事拍片工作。在其死前不久的1980年代末這個權利才得以恢復。

史蒂芬·烏赫爾

(1930年 - 1993年)

史蒂芬·烏赫爾的第一部作品《9A時代的我們》(My z deviatej, 1961)是一部特別為兒童而作且關於兒童的影片。這部電影是高度風格化及反傳統的，但Uher的下一步影片--突破性的《網中的陽光》--是一重大進步。《網中陽光》通常被認作是捷克新浪潮的開山之作，是永遠改換捷克斯洛伐克電影面貌的、大為創新的成就之作。在他對試圖改變人生境遇的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寫中，烏瑟爾明顯地自正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手法偏離而出，創造了一部結構激進且高度主觀的電影，而且此片將關注點聚焦在經年維持的、極度個人化的事件之上而非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之中。此片曾被抨擊為反社會主義並在布拉迪斯法拉（捷克斯洛伐克中南部城市）被禁演，但在1963年，一羣捷克影評人在布拉格組織了一場慶祝性質的放映會，之後並以壓倒性的多數肯定了它的藝術價值。在取得這個評論上的擁護後，《網中陽光》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電影界顛覆性狂潮的象徵。烏瑟爾在之後一系列影片中延續了他招牌式的超現實主義，這些影片包括：《器官》(Organ, 1963)、《非凡的處女》(Panna zazracnica, 1966)和《三個女兒》( Tri dcery, 1967)。與其同代影人不同，烏瑟爾在捷克斯洛伐克被許可指導影片的時期貫穿整個七十年代，並延伸至八十年代。

Vera Chytilova 《雛菊》(Sedmikrasky, 1966年)

Milos Forman 《金髮女郎之戀》(Lasky jedne plavovlasky, 1965年)

Vojtech Jasny 《卡桑德拉貓》(Az prijde kocour, 1963年)

Jaromil Jires 《玩笑》(Zert, 1969年)

Jan Kadar & Elmar Klos 《大街上的商店》(Obchod na korze, 1965年)

Jiri Menzel 《弦上的雲雀》(Skrivanci na niti, 1969年)

Ivan Passer 《逝水年華》(Intimni osvetleni, 1966年)

Jan Nemec 《聚會上的報告和嘉賓們》(O slavnosti a hostech, 1966年)

Evald Schorm 《浪子回頭》(Navrat ztraceneho syna, 1966年)

Stefan Uher 《網中的太陽》(Slnko v sieti, 1962年)

Jan Kadar & Elmar Klos 《被慾望驅使的安娜達》(Touha zvana Anada, 1969年)

Vera Chytilova 《天堂的果實》(Ovoce stromi rajskych jime, 1969年)

Pavel Juracek 《為年輕劊子手的辯護》(Pripad pro zacinajiciho kata, 1970年)

Ester Krumbachova 《殺死魔鬼》(Vrazda ing. Certa, 1970年)

Karel Kachyna 《維也納快車》(Kocar do Vidne, 1966年)

Antonin Masa 《陌生人的旅館》(Hotel pro cizince, 1967年)

Arnost Lustig & Antonin Moskalyk 《為卡特琳娜的祈禱》(Modlitba pro Katerinu Horovitzovou, 1967年)

Zdenek Sirovy 《葬禮》(Smutecni slavnost, 1969年)

Juraj Herz 《焚屍人》(Spalovac mrtvol, 1968年)

Jaroslav Papousek 《最美好的時代》(Nejkrasnejsi Vek, 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