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鄧

1975年1月四屆人大會議後，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委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解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幫”造成的嚴重問題，對各條戰線進行整頓，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堅決反對派性，大力促進安定團結，使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都有了明顯的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加上江青等人誣告鄧小平在搞“翻案”。

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開展全面整頓期間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説成是“右傾翻案風”。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經由鄧小平轉交的、該校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反映該校黨委書記遲羣、副書記謝靜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問題的信的批示。毛澤東説：“我看信的動機不純”，“矛頭是對着我的”。他還針對鄧小平轉信這件事説：“小平偏袒劉冰。”從此開始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打招呼會議”。會上宣讀了經毛澤東審閲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要點》説：“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此後，運動逐步擴大到全國各地區、各部門，不點名地批判鄧小平。

江青一夥趁機對鄧小平等進行誣陷和迫害，全盤否定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的政治方針和工作成就，使全國剛剛趨於穩定的形勢再度陷入混亂。

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文革末期由毛澤東發起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鄧小平為扭轉文革以來的混亂局面的努力被全盤否定，全國剛剛趨於穩定的形勢再度陷入混亂。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華國鋒仍然推進對鄧小平的壓制，直至1977年7月鄧小平復職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方告結束。

1975年1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澤東為穩定國內形勢，加快經濟發展，重新起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進行整頓。

鄧小平重掌大權之後，在周恩來等人的支持下，對“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造成的各種問題進行調查解決。1975年7月4日，他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力圖將全國的政治經濟生活重新調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的狀態。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將“文化大革命”視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績之一，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所以，毛澤東不可能容忍鄧小平或任何人對所謂“文化大革命”進行撥亂反正，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絕對不希望看到這樣情況發生的。

1975年下半年，毛澤東病重，與外界的聯繫基本只能靠毛遠新傳達。在這種情況下，毛遠新向毛澤東反映鄧小平妄圖“翻案”，這最終促使毛澤東作出決定：反擊鄧小平。

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把發展國民經濟放在首要戰略地位，因此發展為對文革的全面糾正。尤其是經濟的明顯轉機，證明了批林批孔運動的錯誤性。這同時觸怒了江青集團和毛澤東，毛澤東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需要也就非常迫切。

在9月中旬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鄧小平對他力主的“全面整頓”思想作了系統闡述：“從明年起，二十五年，我們賭了咒，發了誓，要幹這麼一件偉大的工作（指實現四個現代化——編注），這真正夠得上是雄心壯志。”“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面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

這年下半年起，中國經濟開始好轉，當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8.7%，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5.5%，農業總產值增長3.1%。鄧小平回顧這段歷史時説：“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又説，經過整頓“局面就大不一樣”。

1975年年中，毛澤東病情加重，由侄子毛遠新擔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在1975年11月1日向毛澤東彙報説：“1975年以來，在省裏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

2、批林批孔運動怎麼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羣、小謝講了走後門的錯話干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説兩句，但陰暗面講得一大堆。

3、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繼續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提了。農業、財貿戰線也有類似問題，教育革命主流、成績是什麼……文藝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總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劉少奇、林彪的路線，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還應不應該堅持下去”；“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1972年借批極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時還要兇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把生產搞上去了”；“擔心中央，怕出反覆。”這些話對不允許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澤東產生極大影響。第二天，毛澤東表態説：“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他認為文革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澤東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對文革的評價問題。

1975年11月3日，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傳達毛澤東對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指控信的批示，這封信指控了該校黨委書記遲羣、副書記謝靜宜，由鄧小平轉交毛澤東。毛澤東説：“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羣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羣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頭爭的反映。”以傳達這個批示為起點，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而對毛澤東希望由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的要求，鄧小平婉拒之。他説，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鄧小平在原則上不讓步，遂使對他的批判逐步升級。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鄧小平的工作，毛澤東則讓他“專管外事”。

1975年11月20日，毛澤東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要求鄧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遭到鄧小平的拒絕毛澤東決定停止讓鄧小平統管全面工作，讓其“專管外事”。

11月下旬，政治局召開有一百三十餘名黨政軍負責人蔘加的“打招呼會議”，宣讀了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稱：“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這就正式提出了“反擊右傾翻案”的問題，此後，運動逐漸擴大到全國，鄧小平從3月開始的持續九個月的整頓工作因此中斷。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各地開始開展學習，發動運動。

1976年4月5日，四五運動爆發，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將其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並認定鄧小平是這一系列活動的總後台。1976年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會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之後，以梁效為代表的全國各地的批判組對鄧小平一致展開又一波的大規模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