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鴻賓

戴鴻賓，曾用名高新生。出生於遼寧撫順海浪寨楊木林子村的貧苦農民家庭，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東北抗日戰爭時期，曾任抗聯六軍軍長；建國後任吉林省交通廳副廳長（主持工作） ^[5]  、吉林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本村的反日救國會。1932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中共湯原中心縣委派戴鴻賓等到各義勇軍中作爭取、聯絡工作。經過努力，“青山”、“忠厚”等各路義勇軍首領於8月上旬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建立東北民眾聯合反日義勇軍，共同商議攻打湯原縣城，並推選他為作戰總指揮。8月14日，各路攻城部隊4千餘人到達指定位置，他準時下令攻城。這次戰鬥雖沒有獲得全勝，但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同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三軍湯原反日遊擊隊改編為湯原民眾反日遊擊隊，他任副隊長。1934年8月，滿洲省委決定湯原游擊隊擴編為湯原民眾反日遊擊總隊，他任總隊長。同年初冬，湯原遊擊總隊轉戰到湯原南部窪大崗、樺川縣火龍溝一帶活動，進行大小戰鬥10餘次。

1935年5月，他率隊進入太平川創建抗日遊擊根據地。同時，他還率隊相繼創建了湯原格節河、窪大崗，富錦縣安邦河，蘿北縣鴨蛋河等小塊抗日遊擊根據地。

1936年1月，湯原反日遊擊總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六軍，他任第二團團長。老錢櫃地處湯旺河上游，偽湯原縣森林警察大隊部200多人在此駐紮，是第六軍建設後方基地和開展遊擊活動的重大障礙。第六軍領導研究決定由他任前線指揮，拔掉敵人這個據點。3月18日，他率手槍隊趁偽森警熟睡之際，衝入營房，活捉中隊長以下百餘人。同年6月初，他任第四團團長，開闢湯西根據地。9月初，他率部搗毀了偽湯原縣興農合作社設在西北溝周家燒鍋屯的出荷糧倉。9月下旬，六軍改稱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他仍任第四團團長。11月夏雲傑軍長犧牲後，他任六軍代軍長。1937年2月，正式任六軍軍長。同年5月初，為了配合西征部隊轉移，他決定襲擊湯原縣城。 他任命馮治綱為前線總指揮。5月18日1時30分，六軍四師二十八團和西北溝、太平川參戰羣眾600多人，在內線接應下，激戰3小時，終於攻克縣城。攻克湯原縣城戰鬥，震動了日偽統治中心，日偽軍糾集2.5萬兵力，妄圖把活動在松花江下游地區的抗聯部隊壓縮到三江地區“聚殲”。為打破敵人“圍剿”，同年7月初，他率六軍700多名指戰員西征，穿越小興安嶺原始森林。20多天後，到達綏稜縣八道林子，與先遣隊勝利會師。8月中旬，他在八道林子召開六軍師、團兩級幹部會議，研究西征部隊行動方向。他主張返回湯原，次年春再返松嫩平原。8月下旬，他率領西征部隊返回湯原，即陷入日軍的重兵包圍之中。為此，他受到北滿省委的批評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戴鴻賓在訪談錄中説：“省委有人批評我把部隊帶回來沒有事先請示省委。當時我無法在幾千裏地和省委聯繫……” ^[7]  之後，他又率六軍投入反“討伐”的鬥爭。

1938年2月4日，他率領部隊攻打蘿北縣城肇興鎮，久攻未果。由於敵人援兵越來越多，他率部於當晚退入蘇聯境內。過境後，戴鴻賓被蘇方扣押，部隊被遣送新疆。1939年7月，他從蘇聯返回東北。1940年5月，他任抗聯第三路軍十二支隊隊長。

1940年9月11日，他率部攻打肇州縣豐樂鎮後，支隊在轉移時因漢奸告密被500餘名日偽軍包圍。在激戰中，部隊被打散。戴鴻賓負傷，身邊只剩十餘人，處境十分險惡，已不具備生存條件。 ^[10-11]  戴鴻賓憑多年抗戰經驗認為，“東北游擊戰爭只有等待時機再起，等八路軍來東北，日本鬼子一定會失敗。當前抗聯已進入最艱苦時期，應保存生命，等待大事變的到來“。於是，他與戰士商量分散隱蔽。因他尚未恢復黨籍，還在受批判又沒有軍事決定權，大家無法形成一致意見。此時日本關東軍正懸賞萬元捕殺他。戴鴻賓想到自己隨身攜帶的經費不能落入敵人手中，自己才29歲，還要為黨做工作。他深感無助，極度痛苦，萬般無奈之下艱難地選擇了離隊潛伏。 ^[12]  他改名高新生，輾轉隱居瀋陽市。1945年10月，戴鴻賓找到了進駐瀋陽的東北局領導馮仲雲，如實地彙報了自己離隊潛伏的情況。隨即黨組織派人對戴鴻賓進行調查，審查認為戴鴻賓“確在瀋陽一帶安分守己，沒有做破壞革命的事情”。戴鴻賓把埋藏在炕洞裏的六十餘兩黃金上繳東北局。東北局領導彭真和陳雲分別與其談話，充分肯定他在抗日戰爭中所作出的貢獻，並代表東北局任命戴鴻賓為三江人民自治軍副司令員兼三江專員公署副專員、合江軍區副司令員、第五支隊司令員等職，同年10月15日戴鴻賓重新入黨。 ^[8]  從1946年2月初開始，他率部與兄弟部隊配合，經艱苦戰鬥，終於將東北四大匪首謝文東、李華堂、張雨新、孫方友及所部全部消滅。

1947年3月，他到北安軍政大學東北抗聯研究班學習。1948年5月，他轉業到地方工作，任吉林省林務局副局長。1949年9月，任吉林省公路局局長。1950年末，因抗美援朝急需汽車司機，他決定省公路局出資東北幣8億元(舊幣)，開辦一所汽車駕駛員培訓學校，培養出若干名汽車司機，支援抗戰前線。1951年後任吉林省交通廳副廳長和林業廳副廳長。1963年12月，調任吉林市政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間，哈爾濱羣眾組織找到戴鴻賓挖掘抗聯某些幹部的“罪行”。為保護陳雷等同志，他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地應對。因無終止的“檢查、證明、交代”帶來的衝擊和迫害， ^[9]  戴鴻賓舊病復發，於1968年3月28日逝世，終年57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