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日聯軍

東北抗日聯軍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英雄部隊。“九一八”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以後，由部分原東北軍、中共抗日遊擊隊、農民暴動武裝、義勇軍等組成。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十四年的艱苦鬥爭，牽制七十六萬日軍，消滅十七萬餘日軍、五萬餘偽軍，表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1]  [6]  [51]}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人民組織游擊隊，聯合東北抗日義勇軍，對抗日軍。 ^[8]  1932年春，滿洲省委先後派共產黨員楊君武與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到吉林省磐石縣發展武裝力量，進行反日遊擊戰爭。在那裏創建了磐石工農義勇軍，後來又派楊靖宇去領導這支隊伍，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在東滿地區，省委派童長榮任特委書記，創建了延吉、和龍、琿春和汪清等反日遊擊隊，後來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在北滿和吉東地區，省委派趙尚志、馮仲雲、周保中等，先後創建了巴彥、海倫、珠河、湯原、密山、寧安等許多游擊隊。 ^[9-12] 

193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會議”，批判滿洲省委提出的“滿洲特殊論”，決定“東北依然要進行土地革命，成立紅軍，創造新蘇區等，“左”傾政策。例如，滿州省委指示巴彥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六軍江北獨立師，旋即瓦解。 ^{[10-11]  [13]} 

1933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達滿洲省委《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團體黨員的信》（簡稱“一·二六”指示信）。 ^[14] 

“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東北組織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後。中共滿洲省委及時總結前一段工作的經驗教訓，決定擴大黨獨立領導的抗日遊擊隊，執行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反對關門主義。黨組織主動地爭取團結各種抗日力量，收編和改造各種義勇軍。 ^[12]  改變了“北方會議”確定的在東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 ^[14] 

1933年9月，楊靖宇、李紅光等領導的南滿游擊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第一師，活動在磐石、海龍、東豐、西豐、輝南、通化、柳河、寬甸、桓仁、濛江（今靖宇）、撫松等縣。童長榮、王德泰等領導的東滿游擊隊於1934年3月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活動在延吉、汪清、和龍、琿春等縣。趙尚志、張壽籛（李兆麟）等領導的珠河游擊隊於1934年夏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活動在珠河（今尚志）、濱江、賓縣、方正、延壽、五常、阿城、雙城、榆樹、葦河等縣。以李延祿領導的密山游擊隊為基礎，於1934年秋組成的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活動在寧安、密山、穆稜等縣。周保中等領導的綏寧游擊隊，馮仲雲、夏雲傑等領導的湯原游擊隊以及饒河游擊隊等。 ^[12] 

到1934年，中共滿洲省委在東北地區已建立起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與第二軍獨立師、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綏寧反日同盟軍、東北反日遊擊隊哈東支隊、湯原游擊隊、饒河游擊隊等7支抗日隊伍，形成了大小7個抗日遊擊區。 ^[15] 

1934年底，東北人民革命軍只編了5個軍。 ^{[1]  [15]} 

1935年1月，根據中共滿洲省委的指示，以哈東支隊為基礎，正式成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趙尚志任軍長。隨後，他率領第3軍主力北上松花江下游地區，與夏雲傑領導的湯原游擊隊會合，擴大和鞏固了湯原抗日遊擊根據地，並幫助湯原游擊隊完成了改編任務。 ^[16-17] 

1935年4月，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因上海中央分局機關在1934年10月遭敵破壞，把上海分局下屬的滿洲省委書記楊光華、宣傳部長譚國福、組織部長趙毅敏調到蘇聯審查，滿洲省委機關由團省委書記小駱（張文烈）留守。東北境內的黨組織與抗日武裝通過吉東特委中轉中共代表團的工作指示。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共同署名發給東北地區黨組織的《給吉東負責同志的秘密信》，也稱“王康指示信”，由吉東特委（李範五任書記）轉發給北滿的黨組織。指示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政策，即實行全民反日統一戰線，不分黨派、階級、民族的反日統一戰線。這與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以及《八一宣言》的主張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糾正只搞“下層統一戰線”的關門主義錯誤的精神都是一致的。兩個多月之後，《八一宣言》以同樣的渠道轉送到東北各級黨組織。為此，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楊靖宇領導的南滿省委、周保中領導的吉東特委都貫徹執行了《六三指示信》。1936年至1937年的兩年中，東北抗日聯軍處在一個大發展階段。到了1937年，東北抗日聯軍共編成11個軍，人數達2萬5千至3萬人。其中第1至第7軍是中共黨組織直接領導武裝，第8、9、10、11軍是統戰性質的非黨抗日武裝。 ^{[12]  [15]} 

由於趙尚志認為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都不可信，對《六三指示信》和補充信的某些觀點和批示持有不同意見，對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來信的真實性、正確性產生懷疑。1936年9月召開了珠河、湯原中心縣委和抗聯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作出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批評《六三指示信》總的精神是右傾的，決定成立北滿臨時省委，選舉馮仲雲為臨時省委書記（後為張蘭生、金策），並派出代表到莫斯科找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直接反映情況與建立聯繫。

東北抗日聯軍共有11個軍。1936年7月、1937年10月、1939年5月分別合編於第一、二、三路軍，分別由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為總指揮。分別由中共南滿省委、吉東省委、北滿臨時省委領導。 第2路軍轄抗聯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軍。1937年，根據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決定，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改為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轄第三、六、九、十一軍，趙尚志為總司令，李兆麟任總政治部主任兼六軍政治委員。趙尚志所率領的游擊隊在1935年編為哈東支隊時，只有數百人，1936年到1937年的兩年期間，收編幾支較大的抗日山林隊，第3軍發展到6千餘人。

東北抗日聯軍在七七事變後，曾積極配合關內軍民抗戰。後因缺乏補給，日軍聚集圍剿並採取良民證制度和搬遷民眾實行隔離，部隊損失很大。 ^{[1-2]  [19]} 

原磐石南滿游擊隊→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楊靖宇任軍長兼政委，下設兩個師。

原東滿各縣游擊隊→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軍長王德泰，下轄4個團。

原東北反日遊擊隊哈東支隊，趙尚志任軍長兼獨立師師長，暫編一個獨立師，下轄3個團。

原密山人民反日革命軍和密山游擊隊，李延祿任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下轄1個師，編為3個團和1個獨立營。

原綏寧反日同盟軍，軍長周保中，編有2個師7個團。

原湯原反日遊擊總隊，軍長夏雲傑，下轄4個團。 ^[21] 

前身是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於1936年7月改編成立。楊靖宇任軍長兼政委，宋鐵巖任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師、1個教導團；

前身是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2軍，於1936年3月改編成立。王德泰任軍長，魏拯民任政治委員，李學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師、1個教導團；

前身是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於1936年8月改編成立。趙尚志任軍長，張壽籛（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下轄10個師；

前身是東北抗日同盟軍第4軍，於1936年3月改編成立。李延祿任軍長，黃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轄4個師、3個遊擊團；

前身是原東北反日聯合軍第5軍，於1936年2月改編成立。周保中任軍長，柴世榮任副軍長，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師；

前身是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6軍，於1936年9月改編成立。夏雲傑任軍長，張壽籛（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轄4個師；

前身是原東北人民革命軍第4軍第4團，於1936年11月擴編成立。陳榮久任軍長，崔石泉（崔庸健、朝鮮國籍）任參謀長。下轄3個師；

前身是原東北民眾救國軍，於1936年9月收編並改編成立。謝文東任軍長（後叛變），滕松柏任副軍長（後叛變），劉曙華任政治部主任。下轄6個師；

前身是原自衞軍吉林混成旅第2支隊，於1937年1月改編成立。李華堂任軍長（後叛變），李熙山任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師；

前身是原反日山林隊反滿抗日救國義勇軍汪雅臣部的“雙龍”隊，1936年曾改稱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8軍，於1936年11月改編成立。汪雅臣任軍長，張忠喜任副軍長，王維宇任政治部主任。下轄10個團；

前身是原東北反日山林隊祁致中部的“明山”隊，1936年5月曾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獨立師，於1937年11月組建成立。祁致中任軍長，金正國任政治部主任，白雲峯任參謀長（後叛變）。下轄1個師，師轄1、2、3旅。 ^[1] 

1936年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向中共滿洲省委傳達了關於撤銷滿洲省委，建立吉東、松江、東滿、南滿等四個省委和哈爾濱特委的指示。同年6月18日，中共滿洲省委的工作全部結束。在這期間，東北地區相繼成立了中共東南滿、吉東和北滿省委。為適應抗日遊擊戰爭的發展需要，東北抗日聯軍各軍按照其活動區域，先後組成3個路軍，劃分為新成立的各省委領導。

下轄東北抗日聯軍第1、2軍，於1936年7月組成。楊靖宇任總司令 ^[50]  ，王德泰任副總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共6000餘人，編成3個方面軍和1個警衞旅，歸南滿省委。

下轄東北抗日聯軍第4、5、7、8、10軍，以及救世軍王蔭武部、義勇軍姚振山部，於1937年10月組成併成立總指揮部。周保中任總指揮，崔石泉（崔庸健、朝鮮國籍）任參謀長，歸吉東省委。

下轄東北抗日聯軍第3、6、9、11軍，於1939年5月組成併成立總指揮部。張壽籛（李兆麟）任總指揮，馮仲雲任政委（1940年4月任），許亨植（李熙山、朝鮮國籍）任總參謀長，歸北滿臨時省委。 ^{[1]  [21]} 

1937年秋天，吉東省委和北滿臨時省委共同商定東北抗日聯軍第2路軍和第3路軍西征。這是由於在松花江下游兩岸的三江地區20多個縣的游擊區連成片，集中了北滿臨時省委和吉東省委所領導的抗日聯軍8個軍人數近兩萬人，引起了日本關東軍的極端關注，意圖把圍剿的重點放在此處聚而殲之。七七事變後，關東軍司令部制定了三年消滅抗聯的“肅整計劃”。從1937年底，在烏蘇里江、松花江、黑龍江下游的三江地區北滿抗日遊擊根據地，日軍集結了5萬兵力，包括以第4師團為主力、第8師團一部的關東軍；滿洲國軍混成第16、第23、第27、第28旅，靖安軍4個團；大批日本憲兵、特務、滿洲國警察與自衞團等。1938年春季，日滿“三江省大討伐”開始。

早在1937年7月，抗聯第6軍根據省委帽兒山會議決定派出了西征先遣部隊，第6軍軍長戴洪濱率領二、四師和軍部保安團800多人西征，由湯旺河溝裏出發，歷時半個月，與海倫縣西荒游擊區的第6軍第3師王明貴部二百餘人會合。因力量懸殊，第6軍在海倫地區活動月餘返回三江平原，留下王明貴部第3師繼續原地堅持。

1937年12月，抗聯第11軍軍長祁致中過境進入蘇聯，尋求蘇聯的物質援助。

1937年11月26日趙尚志致信蘇聯遠東總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尋求蘇聯援動。1938年1月，北滿臨時省委派趙赴蘇尋求援助並溝通與中共中央聯繫渠道，蘇方懷疑趙為冒充代表，並受大肅反布留赫爾一案牽連，被關押審查一年半。抗聯第6軍軍長戴鴻濱率部隊500餘人，護送趙尚志到國境線黑龍江江邊，趙尚志過江後，戴鴻濱所部遭日滿優勢兵力圍堵，無路可走在數日後也越過國境進入蘇聯。蘇方把軍級幹部趙尚志、戴鴻濱、祁致中等人羈押於伯力的同一間囚室；過境的抗聯部隊被繳械審查後，遣送到盛世才的新疆。

1938年4月中共吉東省委決定以抗聯第2路軍為主力進行西征。1938年5月中旬開始，東北抗日聯軍第2路軍的第4軍所屬第1師、第2師、第5軍所屬第1師、第2師、第8軍及救世軍分由黑龍江省的寶清、富錦等地開始向牡丹江的刁翎進行集結，計劃越過濱綏鐵路綏芬河-寧安段，與第2軍第5師會合。由於遭敵人堵截，直至6月14日-24日西征主力才陸續集結完畢。6月29日在第5軍後方基地召開“蓮花泡會議”，決定放棄進入綏寧地區的計劃，改為突進西南方向的舒蘭、五常以打通與南滿楊靖宇部聯繫。1938年7月1日抗聯西征部隊編組為3個梯隊開始西征，7月2日西征主力突擊牡丹江左岸三道通封鎖線，進入老爺嶺森林中。1938年7月8日，西征部隊進入葦河發起樓山鎮戰鬥獲勝，再次分兵轉向，各部中途與敵遭遇戰鬥慘烈。1938年8月4日西征部隊發起南溝戰鬥獲勝，敵重兵圍堵更加嚴重，西征部隊越過中東鐵路，向五常方向轉移，途中多次與敵交火部隊減員嚴重。在五常縣拉林河，1938年8月下旬西征軍（第4、第5軍）再次分兵，9月下旬僅剩百餘人的第4軍身陷重圍被消滅。第5軍第2師轉戰到額穆、敦化一帶，第5軍第1師於10月下旬在林口縣烏斯渾河發生了“八女投江”。 ^[22]  11月初突圍部隊返回刁翎。至此，1938年第2路軍西征失利，前後歷時5個多月，戰鬥百餘次，斃敵千餘人。這是抗聯在松花江以南的西征情況。1938年7月，抗聯第二路軍主力開始西征期間，為掩護大部隊的戰略行動，周保中率第二路軍總部留守部隊，向牡丹江下游轉移，進入完達山山脈，展開游擊戰。彭施魯任第4軍下江留守處主任，堅持原地遊擊半年後於38年11月率部退入饒河縣境內。第3路軍第6軍第1師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率領着一部分留守隊伍；第3軍第4師由師長陳雲升率領着一部分留守隊伍；還有第11軍的一部分留守隊伍。第6軍的留守隊伍在1938年11月徐光海犧牲之後，所剩的餘部被迫向海倫轉移。第3軍留守隊伍到了1938年冬處境極端困難，師長陳雲升帶領少數人投降，剩下第32團由於保合和李銘順率領着退入蘇聯境內。留下原地堅持活動的部隊至此全部退出下江地區。

從1938年初開始，第3路軍有3名軍長趙尚志、戴洪濱、祁致中過境進入蘇聯，兩名軍長謝文東、李華堂投敵，僅剩下第3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獨撐北滿抗日武裝鬥爭。1938年5、6月間，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在通河召開了第7、第8兩次常委會，與會者有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張蘭生、組織部長魏長魁、宣傳部長馮仲雲、執行委員李熙山（許享植），會議決定組織北滿抗聯第3、第6、第9、第11軍的主力部隊共計800多人穿越小興安嶺，向西部的海倫地區進行遠征。在中共北滿省委的統一領導下，西征總指揮是李兆麟。由張壽籛（李兆麟）、金策、魏長魁、馮治綱、王鈞、王明貴、金策等具體指揮。

李兆麟領導的北滿臨時省委與抗聯第3路軍的西征，保存了部隊有生力量，成功進抵小興安嶺西麓，並站穩腳跟，抗日遊擊活動一直堅持了五年以上時間，直至1943年才退入蘇聯境內。第3路軍的三批西征部隊會師後，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於1939年1月召開了第9次常委會，總結了北滿抗聯各軍退出三江根據地的原因，提出在老游擊區應該建立後方基地，應該將騎兵遊擊（平原遊擊）和步兵遊擊（靠山遊擊）結合起來。1939年，在松嫩平原上年興起了平原游擊戰爭。1939年4月12日，北滿臨時省委改組為北滿省委，決定以抗聯第3、6、9、11軍所部合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3路軍，總指揮李兆麟。1939年5月30日，東北抗日聯軍第3路軍在德都縣朝陽山設立後方基地。

1938年冬天，東北抗聯只剩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隊伍5000餘人，其他統戰性質的抗日武裝已經全部瓦解或投敵。到1940年冬天，東北抗日聯軍只剩下不到1000人。

1939年6月，蘇聯解除對趙尚志的羈押，任命他率領越境在蘇的東北抗聯100餘人重返東北。在伯力出發時，下達任務的蘇軍少校任命了趙尚志為“你們游擊隊的總司令，你們要有紀律，聽從趙尚志的命令”，該部主要任務是與北滿省委建立聯繫。過境前的行軍途中，趙尚志任命了6軍軍長戴鴻濱為總司令部參謀長，11軍軍長祁致中任總司令部副官長，陳雷為總司令部宣傳科長、於保合為總司令部電信科長（負責無線電台）、劉鳳陽為中隊長。推選設立了中共黨支部，書記趙尚志、支部委員有戴鴻濱（北滿臨時省委委員）、陳雷、劉鳳陽、於保合、李在德（於保合的妻子）、韓箱根。部隊全部換裝了新造日式武器，包括六挺機槍。過黑龍江進入中國後，主動進攻消滅了日滿的烏拉幹河金礦局所。此戰後2-3天，趙尚志主持支部委員會，決定以違抗命令、動搖罪名處決了祁致中。後因缺糧，於1939年9月分為三股行動：戴鴻濱一部去找北滿省委傳達趙尚志的開會命令；陳森、劉鳳陽帶走一部去遊擊；趙尚志、陳雷帶數十人在查布溪趙把頭營作為後方部隊。趙尚志又派姜立信去北滿省委傳信。等了近三個月，也沒等到北滿省委委員們來開會，不見戴鴻濱、姜立信的迴音。趙尚志於1939年12月率剩下的十幾人越境退回了蘇聯。

1939年9月，北滿省委派遣常委馮仲雲，在下江特委書記高禹民的帶領下進入蘇聯境內，向蘇聯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將趙尚志釋放回國，二是請蘇聯向抗聯部隊提供武器援助，三是請蘇聯幫助打通和延安之間的聯繫。獲得答覆是：趙尚志已經率隊伍回國；打通和延安之間的聯繫問題可以報告莫斯科；至於提供武器援助問題，趙尚志率隊回國時所攜帶的步兵武器全都是日本的最新武器，今後會繼續這樣做。蘇方向馮仲雲提出建議：抗日聯軍應該有一個統一領導機構。馮仲雲認為這須與吉東省委共同商議才能做出決定。蘇方派交通員於1939年11月把吉東省委代表周保中接到伯力。1939年12月底，趙尚志的小部隊因戰鬥中屢次受挫，僅剩十餘人被迫撤回蘇聯，趙尚志也來到伯力。這就形成了1940年1月的周保中、馮仲雲和趙尚志之間的三人會談。稱之為吉東、北滿兩省委聯繫會議。也稱此為第一次伯力會議。會議決定在未能與中共中央聯繫上之前，應該能得到蘇共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黨組織的指導和支持，蘇方指定一位少將新林和一名校官海洛為固定聯繫人。由此，東北抗聯第一次與遠東蘇聯當局建立起關係。三人會議結束後，交通員傳來消息，北滿省委開會認定趙尚志等人處決祁致中、企圖捕殺北滿省委等嚴重問題，把趙尚志小部隊的七名支部委員開除黨籍（韓箱根實際上已經在戰鬥中犧牲）。1940年2-3月間，周保中、馮仲雲與趙尚志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心，對趙尚志提出了許多誠懇、嚴肅的批評。趙尚志向周做了檢討，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周保中、馮仲雲給在小興安嶺抗日密營的北滿省委寫信，請求對趙尚志不要在開除黨籍的前面加上“永遠”二字，以能給他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周保中向北滿省委提議，請求趙尚志到抗聯第2路軍擔任副總指揮，以求繼續發揮其軍事才能。北滿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見。1940年4月，趙尚志到由周保中任總指揮的第2路軍就任副總指揮。

1940年1月，楊靖宇所率部隊被關東軍重兵圍困，他組織部隊分散突圍，但據稱被一個參謀出賣，他所率的50多人被發現。2月18日，楊靖宇已斷糧近5日，最後跟在他身邊的兩個戰士在尋找食物時戰死。2月23日上午，楊靖宇在三道崴子遇到四個砍柴的農民，請他們幫忙買食物和一雙棉鞋。其中偽牌長趙廷喜回村遇到特務盤問後告密。2月23日，楊靖宇在吉林省濛江縣三道崴子戰死，時年35歲。 ^[25-26] 

1940年8月4日，抗聯第3路軍派遣第12支隊105人，從慶城境內的安邦河上游燕窩山密營出發，在政委許亨植、支隊長戴鴻賓的率領下，開闢“三肇”地區（肇州、肇東、肇源）平原游擊區。1940年11月8日攻克肇源縣城，招致了日滿瘋狂反撲報復，日軍制造了著名的“三肇慘案”。1941年2月14日在蘭西縣內，十二支隊餘部50人被合圍，部隊全部損失。1942年2月12日，趙尚志在襲擊梧桐河警察分駐所被俘犧牲。 ^{[1-2]  [19]  [27-28]} 

1940年10月，遠東蘇軍以王新林的名義發出電報，要求抗日聯軍的軍以上領導人到伯力市開會，並説屆時將有中共中央代表蒞臨。至當年12月底，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金策、崔石泉（崔庸健）、柴世榮、季青、王效明、金日成、安吉、徐哲等陸續在部隊的護送下分別從蘿北、饒河、琿春等邊境地帶來到了伯力市。實際上，這是遠東蘇軍的藉口，可能與正在談判的《蘇日中立條約》有關。 ^[30]  抗聯領導人集結在伯力後，開會（後來歷史學家稱之第二次伯力會議）研究決定：

1940年底，退入蘇聯境內的抗聯部隊（主要是冬季被日滿軍隊循雪地腳印追繳無法立足的抗聯第2路軍部隊），駐紮在伯力市東北75公里的維亞特斯科耶村以南的黑龍江邊的森林野營地。稱之為北野營，約300人。在海參崴與雙城子之間的一個小火車站（華人稱蛤蟆塘）設有南野營，近200人。

1941年3月下旬，第三路軍的李兆麟、金策、王明貴，第二路軍的王效明、姜信泰，分兩批率小部隊返回東北重新投入抗日鬥爭。但隨即因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在蘇聯境內的抗聯人員不再能過境回東北從事抗日遊擊。只好在蘇聯境內長期整訓，並等待時機再返戰場。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7月，北野營的全體抗聯戰士，到伯力市郊區一個空降兵訓練基地進行了傘兵訓練，為期一個月，每個人高空跳傘十多次。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1941年11月，在小興安嶺西麓游擊區的抗聯第3路軍大部，在李兆麟、金策等帶領下，越境進入蘇聯，到北野營整訓。留下原地堅持的抗聯部隊，在於天放等率領下一直戰鬥至1944年初才退出小興安嶺山林地帶。 ^[31]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蘇聯在遠東地區面臨的對日戰爭危險解除。1942年夏，周保中等抗聯領導人下決心要為野營人員制定長期的訓練計劃，將南野營（位於濱海邊疆區雙城子的蛤蟆塘）的抗聯人員（主要是抗聯第1路軍）全部集中到北野營來，組建一個教導團，並聘請蘇聯人充任教官，而行政管理工作與中共黨的組織系統則由抗聯人員自己負責。1942年7月16日王新林代表蘇方完全同意。1942年7月22日蘇聯遠東總司令阿帕納先科接見周保中、李兆麟，委任二者分任教導旅旅長、政委。後蘇方批示建制為步兵旅，授予蘇軍正式番號。理由是第一為了保密，不使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這樣的字樣出現，在蘇軍的上下公文之中；第二為保證供應，今後這個旅的軍需財務、武器供應都將正式列入遠東軍的預算之中，軍官和士兵都享受與蘇軍同等的待遇，授予軍銜，發薪金等；並用蘇聯遠東少數民族戰士（含華裔）把員額補足到1500人。1942年7月，南野營的全部抗聯人員轉移到北野營；周保中與王新林從伯力來到北野營，1942年8月1日正式宣佈了教導旅組建命令。教導旅下設四個步兵營、一個通信營、一個迫擊炮連。每個步兵營編兩個步兵連。其中一個連為原東北抗聯人員；另一個連由新入伍的蘇聯的東方少數民族戰士（納納茨、赫哲族、烏德根族等）組成。步兵營有蘇方的副營長、營參謀長、翻譯和參謀等人。步兵連有蘇方的副連長、翻譯、副政治指導員等人。1942年9月13日，教導旅召開全體黨員大會，成立了“獨立步兵旅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亦稱東北黨委會)。特別支部局執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原有的東北黨組織關係不變。東北黨委會既是旅黨委，又是東北黨組織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全東北黨組織的臨時最高領導機關。東北黨委會成立後，中共吉東、北滿兩省委撤消。至此，東北地區黨組織又重新實現了統一。 ^{[30]  [32-34]} 

1942年8月1日，蘇聯遠東方面軍司令員阿巴納申科大將在王新林少將的陪同下來到了北野營，參加教導旅的成立典禮，舉行了閲兵式。阿巴納申科致祝賀詞，宣讀各級軍政幹部任命名單。授予部隊正式番號為蘇聯遠東方面軍獨立步兵第88旅。 ^[36-38] 

1942年9月，全旅經火車輸送到雙城子附近的空降兵訓練基地，進行了為期兩週的傘降訓練。轉入正常步兵訓練後，主要科目為隊列訓練、步兵武器射擊、刺殺、投彈、班戰術，輔助科目為工兵構築陣地、爆破作業、地形識圖等。每週還有文化課和政治課。隨後步兵戰術學到了步兵連的攻防戰術。每年的夏季和冬季安排了游泳基礎、武裝泅渡、滑雪等重點課。每年的秋季，遠東方面軍司令部都派出考核團到教導旅做年度軍事考核。每個冬季全旅要進行野營拉練、滑雪行軍、雪地宿營、野外射擊、戰術演練等。1944年冬季，還進行了步兵營進攻和步兵連防禦的實兵演習。 ^{[18]  [34-35]  [39-41]} 

1945年5月初，納粹德國戰敗投降。抗聯教導旅轉入了緊張的臨戰訓練。十幾名參加過對德戰爭的蘇聯軍官被調到88旅任職，將最新的實戰經驗傳授過來，還帶來了最新版的步兵戰鬥條令。凡是從伯力市返回北野營的蘇聯軍官，都會帶來一些最新見聞：大批的蘇軍在西方前線部隊轉移到遠東地區，大批的火炮坦克經鐵路運輸呼嘯而過等。教導旅的伙食標準有了提高，黑麪包變成了白麪包，過去看不見的黃油擺在了早餐的餐桌上，午餐肉食的定量也增加了。有對德前線戰鬥經驗的蘇聯軍官説這是第二線作戰部隊的標準，在此之前是按後方部隊供應的。至1945年8月初，數十名教導旅的抗聯人員從北野營被調出，擔任空降先遣組任務。 ^[42] 

1945年八月風暴行動前夕，抗聯教導旅僅有700多人，其中約五分之二是朝鮮族或朝鮮籍。擔負先遣偵察任務空降到東北各地。在國內抗聯游擊隊的配合下偽裝潛入虎頭要塞，突襲炸燬了日軍在要塞內針對蘇聯設置的410毫米巨型大炮，為蘇聯紅軍進攻滿洲開闢了道路。 ^{[40]  [42]} 

1945年8月，抗聯教導旅編入蘇聯遠東第二方面軍編成內。根據旅長周保中、政治副旅長李兆麟與蘇方商定的作戰計劃，教導旅在北野營登上一艘運輸船，沿松花江而上，在佳木斯投入攻城戰鬥，爾後向哈爾濱方向攻擊前進，並擴充至6個步兵軍規模。戰爭開始前，抗聯領導人估計對關東軍的戰爭將持續一年，最起碼也得半年。但是，蘇軍轉入總攻後，僅3天日本乞降，一個星期日本正式投降，蘇軍決定不把教導旅投入戰鬥。蘇聯與中國國民政府商定蘇軍三個月內撤出東北，由此教導旅領導人認識到必須盡力控制東北廣大中小城市與鄉村，利用蘇軍佔領期間猛烈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恢復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取得黨中央的聯繫，收回原東北抗日聯軍的失散人員。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教導旅中的700多名抗聯人員中全部近300名朝鮮人交由金日成率領回到北朝鮮。由此，教導旅停止待命達半個多月，直到8月底，周保中和李兆麟才召開了原抗聯人員的幹部會，宣佈了上述決定，並公佈了在東北地區各大、中城市以及若干重要縣城工作人員派遣名單，共57個工作組。其中，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各率20至30餘人分別進駐長春、哈爾濱和瀋陽，並同時領導着附近的十餘個縣市的工作組。每個城市的組長都被任命為該地區的蘇軍衞戍司令部副司令員，借用這個名義在社會上公開身份，以引來當地的共產黨秘密組織和原抗日聯軍失散人員，收攏這些人以開展黨的工作並組建武裝隊伍，利用羣眾性的社會團體進行活動。在政治鬥爭方面，今後主要的任務必然是與國民黨之間爭奪東北的鬥爭。 ^{[37]  [39]} 

57個抗聯工作組於九月初完成進抵東北各目的地。例如，彭施魯在1945年9月3日率領40餘人乘蘇聯軍用運輸機從伯力飛抵佳木斯市，並在次日內將應到依蘭、勃利、湯原、方正、通河、富錦、寶清、鶴崗各縣市開展工作的各二至三人工作小組用蘇軍汽車送達目的地。彭施魯率12名抗聯幹部和戰士到佳木斯地區蘇軍衞戍司令部開展工作。幾天內，佳木斯地區大批失散人員與關內黨組織派來的秘密工作人員前來報道，希望能重新為共產黨工作。當時無法查清這些人的真實歷史，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實際工作中認識他們的政治面目和工作能力。抗聯進佔各點後擴建的武裝部隊，改名為“東北人民自衞軍”，周保中任總司令。 ^{[35]  [37]  [40]  [43]} 

八路軍冀熱遼軍區第13軍分區（轄區位於冀東的灤河以東至山海關）的部隊，在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分區政治部主任唐凱率領下於9月上旬到達瀋陽郊區。這是關內共產黨軍隊最先進入東北的隊伍。但駐瀋陽蘇軍不允許曾克林部八路軍入城，理由是依據蘇聯政府與中國國民政府之間協定，為期三個月的蘇軍佔領期之內，不允許中國軍隊進入東北地區，以免造成軍事管制上的混亂。後馮仲雲率領的抗聯工作組抵達瀋陽，蘇軍確認了曾克林部是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改稱為東北人民自治軍之後，默許該部駐紮在瀋陽城郊。同時經遠東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駐長春）批准，蘇軍派一名代表與曾克林乘蘇軍飛機從瀋陽飛抵延安，向中共中央（此時毛澤東與周恩來赴重慶談判，劉少奇在延安主持工作）才確知了東北的最新情況，並立即決定組成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班子，隨該架蘇軍飛機飛返瀋陽。佳木斯地區在1945年10月下旬迎來了第一支關內老八路隊伍，1945年11月中旬又迎來了以李範五、李延祿率領的黨政幹部四十餘人；在蘇軍衞戍司令部的抗聯人員的協調、掩護下，開始建軍，建黨和建政的工作。到1945年底，中共派赴東北的十萬軍隊和兩萬名黨政地方幹部已到達各自的目標區，開始了東北解放戰爭時期。 ^{[37]  [39-40]} 

1945年12月下旬，周保中從長春向各地的原抗日聯軍幹部發出通知：在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領導下，東北各省、市、縣的黨組織都已建立起來。因此原東北抗日聯軍所建立起來的黨的工作系統已沒有保留的必要。所有原抗日聯軍的幹部必須在各省、市、縣黨委組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從此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結束。 ^{[18]  [39-40]  [43]} 

2015年9月3日，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閲兵式，是10個英模部隊方隊之一，徒步接受檢閲。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