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五大公知

平等、民主、自由、民權、法治這些看似現代的主流觀念並非現代產物；早在兩千多年前，戰國的五位公共知識分子就已提出過類似的言論。本書將撥開歷史迷霧，還原“戰國五大公知”對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第一次公開討論。翻開《戰國五大公知》，逐本溯源，探尋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歷史源頭。

《戰國五大公知》翻開本書，逐本溯源，探尋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歷史源頭。墨子談平等，孟子談民主，莊子談自由，荀子談民權，韓非談法治。《戰國五大公知》，一本瞭解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必讀書。《讀庫》作家劉勃最新力作！有料！有趣！有乾貨！本書將撥開歷史迷霧，還原“戰國五大公知”對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第一次公開討論 ^[1] 

序言/1

第一章孔子死了/5

孔子的自我分裂

儒家分裂的標誌性事件

第二章遺世獨立墨巨俠/15

墨子的四記殺招

非攻的底牌：以暴制暴

以人民的利益為準繩

愛是一種手段

尚賢：平民政治的實踐之路

天下大同：墨子的理想國

被天下人拋棄的墨子

專制從何而來

第三章楊墨之言盈天下/55

墨家生存之道

墨家十大主張，誰是頭條

名與利不可得兼

蘇秦張儀是女人

第四章風流孟夫子/83

君究竟有多輕

仁政：孟子的不二法門

“仁”者無敵

性善論的軟肋

從“民本”到“民主”

中庸還是鄉愿：論孟子的説話藝術

第五章逍遙莊周/125

六道之外議莊子

世界是用來調戲的（上）

世界是用來調戲的（下）

滑稽的“自衞術”

唯逍遙與調侃不可缺

美好社會不需要是非

隱士與權力同行

第六章荀卿救世/167

救世實踐派

性惡和能羣：人類的劣勢與優勢

為大眾尋找道德楷模

不平等的社會才是好社會

尊王：善惡間的灰色地帶

儒生有何用

嚴師出叛徒

第七章終結者韓非/211

韓非的理論土壤

人性是壞透了的

權勢高於一切

儒法不兩立

法無許可即禁止

術——玩陰的

怎樣治理老百姓

湯武關鍵詞：革命還是暴力——讀《商君書·開塞》

附錄/265

中國早就有：從酒和鹽説起

儒道墨法關係試梳理

劉勃，生於七零後，羨慕九零後（1890年）。曾在媒體工作，2003年開始大學教書。出版有《小話西遊》《讀罷春秋不成歌》《歧途哭返説戰國》等書，在《讀庫》《中堂閒話》《大地》等雜誌上發表各類作品數十萬言。

這本書談戰國五子，按照活動年代的順序排列是：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

正如許多西方學者所説，中華帝國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締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動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後，始皇帝統一之前。他們是大變革時代的革命黨與保守派，是那個社會背景下的先鋒與公知。

而所謂“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在這個詞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火爆並充滿貶義之前，它和“知識分子”幾乎是同義詞。摘抄余英時先生的解釋：

今天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這裏所用的“知識分子”一詞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義的，並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識”的人。這種特殊涵義的“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的腦力勞動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着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餘先生又説：“熟悉中國文化史的人不難看出，西方學人所刻畫的‘知識分子’的基本性格競和中國的‘士’極為相似。”

確實，以專業知識而論，誰要是誇説諸子今天還如何了得，只能推斷為別有用心。但不可否認，那時的許多問題，還是今天的問題。 以韓非子為例。

先秦，中國思想史的黃金時代。在最有名的七子裏面，按年代排，韓非是殿軍。韓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順眼；相應的，在怎麼跟領導人談心的問題上，韓非一副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小媳婦相，在那六位那裏，大概也很難引起共鳴。

而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個性。

《老子》這書，自説自話。一個老爺子面無表情地在唸叨，語音語調從頭到尾沒有抑揚頓挫，愛聽不聽，不聽拉倒。

孔子是低調的，主張跟領導説話要客氣，但原則問題不讓步。他認為國家領導人聽不進不同意見就該亡國，跟你説不通我就自己辭職走人。並且，看《論語》的記錄，孔子評價起國君或官員們來，態度常常也並不像他主張的那樣謙恭。

墨子很自戀，覺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駁他，在他看來也不過是集中天下的雞蛋砸石頭。《墨子》書裏記錄他和別人的辯論，都透着這股子氣勢，和國君説話，也不例外。

孟子也囂張。“道高於君”是他的基本立場，“説大人，則藐之，毋視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態度，“帝王師”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問他，咱們大王對您很客氣，您對他就不能尊敬點嗎？他的回答竟是：“我經常把堯舜之道講給他聽，不就是對他最大的尊敬嗎？”

莊子更不必説。莊子稀罕跟國家領導人説話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領導不愛聽，他當回事嗎？

韓非的老師荀子，講究“尊王”，倒也是特別強調要突出領導權威的。但他一張嘴仍然會説，你們這些國君拿齊桓公、晉文公當奮鬥目標，但我們孔門弟子，就算只是個小孩子，都覺得談這個丟人。

總之，“凡説之難，在知所説之心，可以吾説當之”這個韓非看來最大的難題，在這六位心目當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簡單。這老六位就算各有各的毛病，起碼有一點是共通的。他們都懷揣理想，拿自己當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張來塑造國君。自居奴才，為討主子歡心而變着花樣説話，他們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幹祿，比韓非還要以國君的是非為是非的縱橫家和法家實踐派，也沒把遊説看得這麼難。

蘇秦、張儀不必説了，各國國君一路忽悠過來，一點都不怯。

韓非的同門李斯，膽色也一樣可觀。《諫逐客書》開門見山，“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批評新國策不對，一點沒繞彎子。這篇的行文，也正是韓非説的“順比滑澤，洋洋灑灑”，尤其是後半篇，“華而不實”的嫌疑着實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韓非和這幫子人的巨大差異，也許可以從出身上來解釋。

韓非是“韓之諸公子”。韓國是一個不強大，但還算是大國的國家；“諸公子”的意思，是一個不算高貴，但還説得過去的貴族。

章太炎罵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陰謀”，拿到韓非身上更合適。沒行動力，各種陰謀詭計只能一遍遍過腦子，所以韓非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有水平。真的耍流氓，韓非在秦始皇面前一和李斯、姚賈交鋒，三招兩式就敗了，皇帝也不再把他當回事。

太史公為韓非立傳，沒寫幾句話，倒全文引錄《説難》。因為他亦有同感。

那是漢武帝的時代。

天下一統，別黑白定於一尊。再像諸子那樣在皇帝面前高談闊論，皇帝受不了，別人也拿你當神經病；一心想升官發財的，也知道靠豁出去發驚人之論引起人主的注意，但這樣的機會不是沒有，而是越來越少。更好的選擇，還是順着領導人的既定方針，拿點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出來。

這種差別，先看看《戰國策》，再看看賈誼、晁錯、主父偃們的政論文，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

揣摩人主的心意，是一項必須要做的艱鉅工作。在戰國，韓非這樣細膩深刻的軟骨頭才會對此感受強烈；在皇皇大漢，卻連司馬遷這樣嵌盔磊落的奇男子也覺得不可迴避。時代的沉降，真是使人低徊不已。

先秦諸子的思想，和現代流行的一些價值，當然是有很多可以呼應的地方。簡單説，孔子與憲政，老子與哲學，墨子與平等，孟子與民主，莊子與自由，韓非與法治，均在似與不似之間。

由於這種微妙的關聯，你要想將他們（作為一個整體或其中任意一人）捧之上天，或者貶之人地，大概都很容易。事實上，很多人也正是這樣做的。

作為一個在媒體待過的老師，我不得不承認，不管在報紙還是課堂上，很多時候，極端的褒貶最容易產生話題，促成爭辯，從而大受歡迎。

但我還是想和這種方式保持一點距離。在我看來，極“左”或極“右”，大概都有腦子短路的嫌疑；然而不“左”不“右”的鄉愿派，倒是誠然不短路，只是大腦裏已經停電了。

而我希望這是一本不短路，且供電量還算過得去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