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

《我們內心的衝突》是一部研究人的內心衝突及由此產生的神經症症狀的精神分析著作。作者提出以文化決定論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認為人的內心衝突源於困擾人的內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經症傾向，這些傾向不僅歸因於偶然的個人體驗，更主要應歸咎於人們生活於其中的特定的文化環境，後者歸根結底決定着前者的特殊形式。作者對認識人的衝突，改善人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持樂觀態度，這是對弗洛伊德理論的超越。但是作者過於強調個人自我認識和自我改善的重要性，而忽視了社會文化條件超出個人所能控制的因素。 ^[1] 

卡倫·霍妮於1913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914—1918年，她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訓練，並在1918—1932年期間任教於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1932年霍妮赴美國擔任芝加哥市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長。1934年她來到紐約，在紐約精神分析研究院任教，併發起成立精神分析促進會和全美精神分析研究院。同時，霍妮兼任美國最權威的精神分析雜誌編輯，並經常為全美精神病學會撰寫論文。在訓練治療專家們應該怎樣處理嚴重的神經症患者的同時，霍妮也堅信“通過不懈的努力，我們可以朝着理清內心衝突的方向上走”。該書中的理論是基於作者在40年來對思想抵抗活動的研究，最終成型於她為美國精神分析協會的一系列講座做準備時。作者寫作該書的目的是推動精神分析的進步，同時收入了她對患者和自己進行分析的經驗之談。 ^{[2]  [4]} 

霍妮在書中認為無論神經症症狀如何，無一例外都是性格神經症，所以在理論上和治療中必須把理解神經症的性格結構放在核心地位。衝突無處不在，人們內心的衝突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有衝突並不意味着就是患了神經症，衝突的種類、範圍、強度主要取決於人們的社會文化狀態。認識到衝突的存在並做出決策，要具有四個條件：人們能夠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麼；具備一套價值觀念；願意且能夠摒棄矛盾兩方面的某一面；最後是做出決策，決策者願意並有能力對決策負責。存在衝突並意識到衝突可能會讓人感覺痛苦，但這正是解決衝突的寶貴才能和機會，也是正常人所要面對的。而神經症患者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困難就更大了。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感情和慾望的意識已經衰退，在強迫性傾向的支配下，患者喪失了取捨的能力和對決策負責的能力。神經症衝突所涉及的問題也可以是正常人遇到的問題，並且作者認為用同一術語意指這兩種不同種類的東西雖是恰當的，但是又有兩點區別：其一，神經症衝突所包含的各個因素顯示出矛盾的驅動力是不一致的，患者對沖突是無意識的，並且衝突的雙方都是強迫性的。也正因為這樣，神經症患者總是不能自己解決矛盾。其二，兩者在意識程度上也有差距，神經症患者的衝突總是無意識的，他們的衝突往往被牢牢地壓抑着，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釋放出來。神經症患者不能自由選擇，感到無助絕望和無奈，還具有讓人害怕的分裂人格的力量。 ^[2] 

霍妮認為有兩個很明顯的因素表明衝突的存在：一個是產生的症狀，另一個是自相矛盾。自相矛盾是衝突的確切標誌，它有助於人們對沖突的性質作出試探性的分析。與弗洛伊德的理論不同，在作者看來神經症的基本衝突（原始的、利己的驅動力與威嚴的良心之間的對立）不一定是始發性的而是繼發性的，產生在神經症發展過程中。而且這個基本衝突有可能得以解決，前提是患者願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分析過程中出現的困難和痛苦。作者還認為，衝突的根源在於患者的願望自相矛盾而導致其失去了獲取事物的能力。作者闡述了神經症患者對他人的態度也是處於矛盾狀態，矛盾狀態中可以看出患者的基本衝突。這個問題涉及“基本焦慮”的概念，指孩子潛在地感到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裏，自己是孤立無助的，外界環境的各種不利因素都使孩子感到不安。但是孩子還是無意識地形成了對付環境的策略，同時發展了持久的性格傾向——神經症趨勢，成為其人格中的一部分。孩子逐漸地形成三個清晰的主要發展方向：親近人、對抗人或者回避人。親近人時他正視自己的無助狀態，對抗人時他正視的是周圍的敵意，迴避人時他要與人保持距離。這三種傾向中任何一種都不會完全佔據個人的內心，三種成分都有，只是何種成分佔據優勢而已。正常情況下，三種態度不應該是相互排斥的，而應該是相互補充、和諧統一的。但在神經症中，它們則是不能相互協調的，神經症患者不能靈活地應付世界，慢慢地這些態度不僅支配着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也控制着自己與自己、與生活本身的關係。作者認為，相互矛盾的態度衝突是神經症的核心，被稱為基本衝突，這是作者關於神經症的新理論的內核——神經症是人際關係紊亂的表現。 ^[2] 

根據前面的三種態度類型，霍妮將個體分為幾種人格類型。具體來説，親近人的態度形成屈從型人格，表現出所有“親近人”的特點。他們渴求親近、渴求歸屬。但這些需要都是強迫性的、盲目的，所以這類人總是強調自己與他人的共同點，而無視不同點。由於這類人渴求別人的温情和讚賞，他們總是盲目給予，但又不由自主地要求得到回報，否則就會感到不安。他們很容易妥協，剋制攻擊性，傾向於自動承擔一切罪責。他們具有的第一個特點是感覺自己的軟弱無助，覺得自己是渺小可憐的，並把這種狀態看成吸引別人保護的手段；第二個特點是這類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別人都比自己優秀，具有吸引力，比自己更智慧、教養更好、更高明，甘居從屬地位；第三個特點是這類人無意識地傾向於以別人對他們的看法來評價自己，別人的任何批評、拒斥或背棄對他們來説都是災難性的打擊，他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挽回和彌補這種傷害。總而言之，這些特點中暗示着一整套思維、感覺和行為的方式，也暗示着一種生活形態。這類人實際上是壓抑着自己的攻擊性，表面上對人關切，實際上更多的是藐視、無意識地利用他人、控制他人，只是這種內驅力在種類和強度上各不相同。這種被壓抑的敵意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猛烈地爆發出來，表現為憤怒等惡化情緒。 ^[2] 

對抗人的態度逐漸形成攻擊型人格，這類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人皆“惡”。有時這類人也會表現得温情和讚賞，但這只是表面的，它是服務於攻擊性這個最終目的的。攻擊型患者的需要同樣具有強迫性，這類人認為人生就是一場搏鬥，人們都在爭先恐後，適者才能生存，為個人利益而奮鬥是他們人生的第一定律。他們毫無畏懼，不惜一切地好鬥，要求自己只能贏而不能輸，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機智證明自己的強大和優秀，這正好是屈從型的反面。這類人給人們的印象是能公然説出自己的願望，好像沒有壓抑之苦，實際上他們的壓抑寓於其情感領域之中。從這類人的角度出發，他們自認為是有力的、誠實的和現實的，在他們看來強權就是真理，其哲學基礎就是弱肉強食。他們把殘忍無情看成是力量的象徵，把不關心他人看成是誠實的表現，把不惜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標當成是現實，不僅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拒斥屈從和討好，這種對温和傾向的壓抑必然增強攻擊性傾向，並使它變得更具有強迫性。 ^[2] 

迴避人的態度逐漸形成孤立型人格，他們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出現了難以忍受的緊張，為了避免這種緊張，他們要求孤立，離羣獨居。這類人的需要和品質都服務於一種主要的目的——不介入。其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對自立自強的需要，這是為了生存而對自己的孤立進行補償的唯一方法。這類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限制着自己的需要，其內在的原則是絕不對任何人或事表示親近，以免其變得不可缺少。這類人還有一個特殊的需要——保守個人隱私。而自立自強和保護隱私的需要均服務於他最突出的需要——絕對地獨立。這類人對獨立的需要也是強迫的、盲目的。與其他類型的神經症類型相比，這類人更需要優越感，並且認為這種優越性別人一看便知，是不需要自己的刻意表現的。他們更不喜歡時間的限制，喜歡挫敗他人，他們更為關心的是別人是否會對他們施加影響。一旦其優越感被粉碎，他們就無法再承受孤立，不顧一切地伸手向別人求助，祈求得到温曖和保護。在他們看來孤立是有價值的——獲得某種清高和明澈的心境。實際上在這種孤立狀態下，人更能表現自己的潛在創造能力，但神經症患者不同，他們的孤立是強迫的、僵硬的和盲目的。作者認為自我孤立是基本衝突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也是患者用來對付衝突保衞自己的手段，這是患者對付衝突的最為極端有效的積極主動的方式。 ^[2] 

神經症患者解決問題的手段都是虛假的和強迫性的，一個虛假導致另一個虛假，第二個虛假又要第三個虛假來支持，這樣下去必然會產生新的問題，未解決的衝突導致新的結果。首先的一種結果是神經症患者的恐懼。他不僅害怕前面自己運用防禦性手段建立的平衡被打破，而且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實面目，還有懼怕他人的藐視和侮辱。最終恐懼造成了患者與自己及他人的關係惡化，自己的能力發揮不出，到後來變成害怕自身的改變。未解決的衝突造成的另一個結果是患者人格的衰竭，生命力的巨大浪費，這種結果不僅是由於衝突本身，還由於患者試圖解決這些衝突時採用的錯誤辦法。具體表現為遇事都猶豫不決、普遍性的辦事無效率和普遍性怠惰，只要神經症的衝突未被解決，浪費精力和生命的現象就不會消失。而且未解決的神經症衝突還會造成道德觀念的分裂，道德的完整性被破壞之後，真誠就會減少，進而增強了自我中心的趨勢。未解決的衝突導致的損害很多，從這些表現來看，神經症無論如何發展，都包含着一個因素——無意識的假象，具體表現為：愛的假象、善的假象、興趣與知識的假象、誠實公正的假象和痛苦的假象。 ^[2] 

人們常説最可怕的不是失望，而是絕望。神經症衝突傾向的相互糾結，不可避免地使人產生一種無望的感受，這種無望的痛苦可能深埋在患者的內心深處。這種絕望是衝突所引起的最終產物，其根源在於患者放棄了保持身心統一的希望。患者剛開始時試圖解決衝突，但隨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增加了患者與自我的疏離，重複性的體驗加深了患者的絕望感。患者還從事着另一種毫無希望的追求——成為理想化自我，一旦不能達到，就會絕望。患者感到絕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在為人處世時，重心是放在外在因素而不是放在自身上，這樣他們會失去信心，失去做個健全人的信念。分析醫生為了對其進行治療，必須先要認識到患者的無望感及其強度，然後要理解他們的無望感完全來自其內心的糾葛。要深信神經症患者的強迫性趨勢不是本能的而是發源於人際關係的失調，相信患者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這一點也正是作者與弗洛伊德理論觀點不同的地方，因為弗洛伊德的觀點從根本上是悲觀性的。 ^[2] 

霍妮認為解決衝突靠理智的決定、靠迴避和靠意志都是無法實現的，而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人格中那些造成衝突的狀態。分析醫生在治療過程中，必須幫助患者自己去改造自己，意識到自己的感情和需要，發現自己的價值觀，以及在其真實感情和信念的基礎上與他人相處。每種神經症無論如何發展，實際上都是性格障礙，如果把神經症看做患者圍繞着基本衝突建立起來的保護性防禦系統，那麼在這個治療過程中第一部分的工作是要詳細檢查患者為解決衝突所做的無意識努力及這些努力對他整個人格的影響。這包括研究他的主要態度、理想化意象、外化作用等等。第二部分的工作是對沖突本身進行處理——讓患者意識到衝突的大致情況，幫助他看清衝突是怎樣具體發生作用的。也就是説要使患者知道他的相互矛盾的傾向及其產物——態度，這兩者之間是怎樣在具體事例中相互干擾的；還要向患者解釋他試圖達到的妥協是不可能的，幫助患者認識他的理想化意象、外化作用等是怎樣掩蓋了他的衝突，並且暫時緩解了衝突的破壞性力量的。最後，由於舊的防衞被摧毀了，患者會受到震盪而焦慮，但由於患者不再像過去那樣畏懼自己和他人，這種焦慮會慢慢減弱，最終實現患者與自己和他人關係的改善。總之，就是讓患者徹底理解他的衝突及其對他人格的普遍影響，以及它們怎樣造成了他的種種症狀。最終達到人格的整體性——沒有虛飾的假象、感情真摯，將自己的整個心融入自己的感情、工作和信念之中。 ^[2] 

該書不僅較之同時代其他精神分析論著更明顯地表現出客觀的、唯物主義的傾向，而且與作者前期的著作相比也更具有實踐意義，具有高度的説服力。 ^[2] 

卡倫·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新弗洛伊德主義者，社會心理學派代表之一。生於德國漢堡。1913年獲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14—1918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進修和工作。1919年開業行醫。1932年移居美國，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長。1934年創辦私人醫院。後因與弗洛伊德意見分歧，建立美國精神分析研究所。認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精神決定論、關於情緒動力的重要性、壓抑與反抗等基本理論，是值得繼承的。但反對把性本能看成決定人的精神過程的根本因素，認為人的心理的衝突主要是由杜會因素引起的。強調社會因素對精神病的作用，主張“神經官能症起源於文化”，所以應從社會方面去理解與運用精神分析學。其理論的一個基本概念是焦慮，認為焦慮是“一個兒童在潛伏着互相敵視的世界裏所產生的那種孤立無援的情感”，人們由於焦慮而要尋找安全，這就是根本的內驅力。主要著作有《現代的神經病人格》（1937）《精神分析的新道路》（1939）《我們內心的衝突》（1945）等。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