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

1949年12月10日，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組織成立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成都軍管會）。12月21日，第二野戰軍前委批准了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關於成立成都軍管會的方案。 ^[2] 

1950年1月1日，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發佈電令宣告：“為保障全體人民生命財產，維護社會安寧，確立革命秩序，決定在成都市實行軍管制，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李井泉為成都軍管會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閻秀峯為副主任。成都軍管會的成立，標誌着成都接管工作的開始。 ^[2] 

解放初期的成都社會情況紛繁複雜，政治形勢十分嚴峻。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及成都軍管會依據“整套接收，保持完整”的接管原則，首先成立成都軍管會所屬的政務、軍事、財經、文教、公安等5個職能機構；1月5日，成立成都市人民政府。根據中共中央及西南局的指示，暫由成都軍管會代管在成都的原國民黨中央與四川省兩級機關，原屬市政範圍內的機構在軍管時期逐漸移交成都市人民政府管轄。 ^[2] 

在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的領導下，成都軍管會與市人民政府開展城市接管、徵糧、肅清特務土匪、恢復生產、穩定金融以及改造起義部隊等各方面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工作，順利完成接管任務。 ^[2] 

一是整治治安。在特務系統龐雜、人數眾多，成都軍管會公安幹警少、對特情掌握不多的情況下，川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採取“麻痹穩住，防止跑散，政策從寬”措施，號召特務自首、立功贖罪。警備部隊和公安幹警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沉重打擊了敵特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破獲搶劫、偷竊、敲詐盜賣、殺害等案件715件，受理婚煙、債務、勞資糾紛等新舊民事案件519件，受理殺人、竊盜、販賣武器等新舊刑事案件378件。 ^[2] 

二是發展生產。成都軍管會與市人民政府本着“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召開工商業界座談會，闡明政府政策，消除羣眾顧慮，幫助調解勞資紛爭，發動工人積極生產。同時，重點地扶持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公私生產行業，搶修都江堰水利工程，恢復農業公司下屬的榨油廠、米廠等，逐步穩定物價。 ^[2] 

三是改革文教。成都軍管會與市人民政府根據“嚴格保護，暫維現狀，逐步改革”的原則，認真保護學校的教材、圖書、教具及設備外，並實施初步改革。如，在課程與制度設置上，廢除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六個門類法律法規彙編等反動課程及反動的訓導制度；在教學內容上，組織教務委員會，增加政治常識等新內容。 ^[2] 

四是妥善處理舊人員。根據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除劣跡昭彰、貪污腐化，以及根本無能、專靠姻親等關係掛空名銜的冗員浮職外，凡有一技之長而願意為人民服務的，成都市人民政府一律按照“團結、爭取、改造、錄用”的方針，負責解決其生活問題。 ^[2] 

1950年4月12日，經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川西區黨委批准，中共成都市委成立。隨後，成都市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民主政權相繼成立，共青團、工會、婦聯等羣眾團體也隨之成立起來，在各級人民政府、各類羣眾團體中，都成立了中共組織。隨着成都市黨、政、軍領導機構及基層黨組織和人民民主政權的成立，中國共產黨在成都地區有了全面執政的力量和組織系統，實現了在成都地區全面執政的政治局面，成都人民也有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堅強的領導核心。 ^[2] 

1950年3月16—22日，成都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召開。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親臨大會並作重要講話，分析成都解放後的政治、經濟形勢，提出成都和川西地區今後的任務。 ^[2] 

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和中共成都市委的成立，標誌着成都接管工作基本完成。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成都軍管會共接收原國民黨政權機關、工廠、銀行、倉庫、水利工程、公共場所、報社、通訊社、廣播電台等單位284個，各種人員56437人（不含部隊人員）；接管黃金10433兩、銀元82603元、本幣77066825元、銀幣1125299元、大米38559斤、藥材496噸、布匹14000匹、槍支15271支、火炮386門、汽車2367輛、飛機28架等各類物資。井然有序而卓有成效的城市接管，為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人民政權，建設新成都，奠定了人力、財力和物力基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