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真草堂集

顧起元為人通達，並不貪戀官場的虛華。對於學問文章，他所持態度也是一絲不苟，先博覽羣書，而後提筆作文。《啓禎野乘·顧文莊傳》説：顧起元“端靜淵穆，不溷溷為同，不??為異，胸中絕無畛城。而學問宏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臧否以致諸曹掌故，無不究心。口陳指畫，歷歷如睹。”

顧起元雖然通籍三十年，但是多次上奏摺請朝廷准許他告老還鄉，在朝為官僅僅五載之短。但是他即便在任上仍注意撰述，他著名的文集《説略》三十卷，在任上“已經基本完成，只是萬曆三十三年，解京職歸鄉途中，遇到大河決堤乘船被大風浪損壞，他所著的《説略》手稿因此丟失。

在顧起元解職歸鄉以後，當時的朝廷曾七次下詔書想讓他重新回京任職，但生性淡泊的顧起元都一一推拒了。他的朋友曾因此為他的居所題名為“七召亭”。因而，他雖然通籍三十年，但大部時間是以隱居為生。

雖然屢徵不起，但顧氏仍然關心國事，並更加勤於著述。萬曆四十一年，他尋訪到《説略》的副本，重新編訂為三十卷刊行。萬曆四十五年，他撰寫《客座贅語》十卷。萬曆四十六年。又自定《懶真草堂集》，詩二十卷，文三十卷。萬曆四十八年，顧氏輯匯《金陵古金石考目》。天啓三年（公元1623年），著《蟄庵目錄》四卷。天啓四年，增訂《説略》為六十卷刊行。同時他還著有《寒松館遊覽詩》、《歸鴻館雜著》等八種，由此可見其學識之淵博。

然而世事不公，他雖是博學通才，但他的才學策略卻並未被當世所用。因此，顧起元所著的《焦澹園太史墓誌銘》中寫道：“先生之官磧在金馬玉堂，先生之道價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業在名山國門，先生之風教在九洲四海，先生之遺願在稷丘槐市。”表面上是在抒發情懷用以悼念先人的高風亮節，實際上是對其自身的寫照。

顧起元著作眾多，但以散文見長。他的散文注意辭采，注意吸取駢體四六的創作經驗，其長處與缺點也都因此而形成，恰如黃宗羲在《明文授讀》中評價道：“博學以徐、庾為根柢，故其文好用排調，下者入於事類賦，修辭之過，反多俗筆。”他的詩歌多能感嘆時事，抒發感慨與情懷，有些富有現實內容，可以作批判時事之用。

《懶真草堂集》是顧起元著作中較具代表性的一部詩文別集。現今保存有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刻本《懶真草堂集》五十卷，其中有文三十卷，詩二十卷。傳本極稀少，就連《四庫全書》也沒有著錄這部詩文別集。因為顧起元廣結文士，所以，集子中有很多文章是給他人詩集、文集所作的序文。

集中詩文質樸高古，直追秦漢，而又清新典雅，兼六代之長。他的詩體制詳備，內容多樣，從古詩到絕句、排律，幾乎應有盡有。詩風清新自然，只是略有一些詩味不夠濃郁。他的散文古樸質直，其中表現出他反對模擬、要求表現真情實感的文學觀。這種文學觀與崇尚“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選自袁宏道《小修詩敍》）的公安派比較接近。比如，在《劉成齋先生詩序》中寫到：“自摹擬剽竊之道勝，你詩者往往以其所不必感之情，與其所未嘗淺之境，傅而成之。其音響膚澤，豈椿自謂為漢魏、為盛魏、為盛唐，然而神理之存焉者，或寡矣！”在《淡真館草序》中説：“乃知詩有真才，有真趣，有真境，殆不可以記問摹畫得之。”又比如，《竹浪齋詩序》中説：“欲論其世，問其事皆往世之芻狗，真境界奪矣；欲知其人，而其言皆前人之優孟，真面目遁矣。欲知古之所謂興觀羣怨多者，查然不可復於篇什內矣，詩果若是乎哉！”

基於以上觀念，他認為“古人為詩也，無亦惟是取真情與真境緣飾之而已矣。”由此，他對於那種“以真情緣真境而以真語出之”的詩作極為讚賞，對那種不摹擬古人而“寫其心之所欲吐”的作品竭力褒揚。例如，他對南京作家傅汝舟（遠度）的獨創精神，頗為讚賞，在他的《七幅庵程序》以及其著筆記《客座贅語》中都曾有所表現。對於那種“不自抒其情而尋古人之情，不自寫其境而擬古人之境，舍真取擬，棄我從人”的虛假作法表示了極度的不滿與不屑。由於他以緣情而發，就境生情作為其詩歌創作的基本要求，所以其詩風恬淡清新，感人之作於此詩文別集中時常可見。

《懶真草堂集》中的詩歌內容多種多樣。其中有表現遠征邊塞之人的鄉思鄉愁的作品。如《東征》：“露冷風高秋塞長，東征消息斷遼陽。鳴茄亂動玄菟月，橫笛驚吹紫雁霜。翠羽春波虛寂寞，扶桑落日遠蒼茫。玉關山海青天外，夜倚矛頭望故鄉。”詩中僅以“冷、斷、亂、驚”四字便渲染出邊塞消息阻塞，景緻蒼茫的情形，並將夕陽殘日、寒風瑟瑟的悲涼氣氛點到極致，使人彷彿於其悽楚實境中，真切地體會到離鄉之人夜望故鄉，以月託情的真摯情懷。同時，也有對現實人生短暫、殘酷的真切感喟，比如，《閒居感興》中，以“民生多餓殍”守出民眾於疾苦中苦苦掙扎的悲慘畫面，以“奈何世??，只見用顛倒”表現出世道的艱辛和作者對現狀無能為力的無奈慨嘆。

除了描寫現實狀況，感嘆世事悲涼的詩作之外，在《懶真草堂集》也有部分作品描寫了與其隱居生活相契合的閒適淡泊的情致，如一組絕句《洗硯》、《煮茗》、《焚香》、《檢書》、《掃徑》、《卷幔》、《移榻》、《拭幾》、《養蒲》、《灌花》、《摘蔬》，分別把其田園生活中的一個側面加以命名，清新別緻地寫出了這種生活的“松筠處處堪娛日”，在揮灑自如的筆觸中，彷彿可見作者安適恬淡的身影瀟灑於散淡的田園生活之中。字裏行間，盡現出隱居鄉里後的淡泊情致。

慨然世事變遷，詠歎閒居散淡，卻並未忘記悼懷前人的風範。顧起元在《金陵名賢六十詠》中就極力顯彰前輩先賢的貞士之風、義士之節。其中《山中招友人》以“眼前傲骨不可除，身後虛名復何益”寄寓了自身傲然獨立於濁世，卓爾不羣於穢俗的懷抱。

同時，他還寫了不少悲時傷世之作，融合着盛衰無常的無奈。例如其中代表詩作《閲外舅王少治先生三山江稿》：“倏忽英雲蔽白日，須臾華屋移山丘。往事沉冥看七載，風塵搖落朱顏改。自嘆虞卿愁轉深，空憐國土思常在。遺編三複握玄珠，其言在耳其人徂。墓上白楊淮繫馬，門前碧柳空啼鳥。此恨乾坤同永久，高歌灑淚公知否。掛劍仍存烈士腸，牀頭夜夜蒼龍吼，”用“雲、日、屋、丘”的變化富言人情世故的轉遷，將英烈欲報國之情襯得沉鬱悲涼之中，尚存留着壯懷激烈之情。使人感其悲壯，敬其慘烈。

此外，山水詩也是《懶真草堂集》的重要組成部分。《秋日朱氏潭園》：“互林深近?，隱木脱遠峯。露潭深蒲葦，簇徑古笏台。”一顯一隱、一深一長，詩人就將潭園秋色盡現紙上，恍若實臨其境。《攝山夜宿》：“疏峯夕霏斂，密樾昏禽赴。”於靜之中顯出百禽之動，描寫細緻入微，可見詩人對自然物象細微變化觀察之真之切。

雖然顧起元在《懶真草堂集》中強調“古何必俯絀乎今，今何必仰摹乎古。（《竹浪齋詩序》），強調以“緣情”作為文學創作的基本準則，但由於年代、客觀社會環境及當時文風的種種侷限，顧起元的詩作依舊有模仿之痕，擬古之跡，許多作品在內容以及意境上都是對前人的沿襲。在這部詩文別集中，大部分作品都是溢光流彩的珍品，但也有一小部分屬於炫耀才學的膚淺之作。例如，他曾經作《雁字詩十首》、《後雁字詩十首》、《續雁字詩十四首》，誠如作者自己所言：“語多重出，意多旁溢。不倫不理，可有可無。聊以消暇日而已。”乃是某種遊戲之言，唱和之語。除了有“拋書袋子”，賣弄所學之嫌，似乎很難論及其藝術價值之所在。

總的説來，雖有如此瑕疵，但顧起元的滿腹經綸才學和他淡泊名利的高雅品性，都使他的這部《懶真草堂集》顯現出超乎尋常的文采，字裏行間的灑脱自然令人讚歎不止。其行文時，學識與氣格相兼的凌雲之風更是令人歎絕。

但是這樣一部極富文采、氣度的集子為什麼會遭到清政府所禁呢？這實在有賴於清廷的“遂逐一覆加檢閲，詳細磨勘”的功效。

眾所周知，清代大興文字獄。清兵入關之初，幾乎是所有的明朝的文人學士，無論歸降與否，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了對故國覆亡的傷痛懷念以及對清廷蠻夷的輕蔑。基於這種社會現狀，清朝政府為鞏固自己的政權，首先要做的就是糾正觀念上的反清傾向，故而大興文字獄，幾乎是所有表達了對故國思念或對清廷不滿的書籍文章，都遭到了被禁燬的命運。當時禁燬書分為兩種，一為全禁二為抽禁。顧起元的《懶真草堂集》就屬於被抽禁，即此部詩文別集被禁原因在於個別文章或文中的個別詞句有詆譭當朝之嫌。

這篇“元兇”文章就是集中的《明朝列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太玄沈公神道碑》。其中記載：沈太玄曾上封事以言兵敗，有云：“而講求昔人用間以夷攻夷之策，使竹島將義弘攻關白於內，而建酋努爾哈赤攻之於外，則倭必且內自顧兵，可毋血刃而罷”。沈太玄當時講這段話是置於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之下的：當時努爾哈赤為了統一女真族的內部戰爭的需要，採取遠交近攻的政治策略，對海西女真、蒙古、朝鮮等修好，對斯時實力強大的明朝政府更是恭順異常，年年向朝廷進貢。同時，明政府為鞏固邊防對他也進行籠絡，曾賜封他為龍虎將軍。因此，努爾哈赤當時仍舊是明政府的屬臣，尚未與明朝分庭抗爭，明朝也就有可能利用努爾哈赤的力量來抵抗打擊倭寇的進犯。明朝政府的這種作法既表明了努爾哈赤臣服於漢人的事實，也顯示出當時人們對努爾哈赤的輕視心理。

輕蔑清朝開國的先人，就已經絕不可能再容於清，更何況此文中還直呼努爾哈赤為“建酋”，將不屑表明得如此清楚，就更不能為以後的清廷所容了。《懶真草堂集》至少在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就已經刊刻了。當時北方滿族力量的發展與壯大還沒有引起明政府和文人學士的足夠重視，所以，在這部集子中，斥奴酋的文字筆觸並不多見。然而，《懶真草堂集》仍被清人所禁，可見，當時文字獄的範圍之寬之細，以及清廷當權者欲扼眾人批駁之口的明顯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