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四年秋

該書以慶曆四年秋季底層官僚蘇舜欽等人的一次尋常聚會為切入點，又以這波人在官場的“灰飛煙滅”為結局。這個小小的引子，不僅回答了慶曆新政的失敗“宿命”，同時也讓人性的陰暗昭然若揭。 ^[4]  全書展示了從宮廷到市井廣闊的生活面，政治、社會、軍事、外交，錯綜複雜；變革、權爭、陰謀、人禍，驚心動魄。一波三折的朝廷新政被置於日常性的生活描畫之中，既有細密精微的人情洞察，又有對於天下大勢縱橫捭闔的宏觀把握。 ^[5] 

2015年秋，作者夏堅勇在南京參加《鐘山》文學獎頒獎活動時，《鐘山》編輯部的賈夢瑋找到他，想要他為《鐘山》寫一個專欄。夏堅勇答應後，很快就形成了幾篇文章的構思，其中第一篇就是關於慶曆年間的進奏院案事件。在選擇了以進奏院案作為切入點以後，首先想到的就是題目《慶曆四年秋》。夏堅勇覺得這題目不錯，因為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第一句就是“慶曆四年春”。現在他把“春”換成“秋”，作為文章的題目，對讀者的誘惑力是大可期待的。但是把這樣好的題目交付給一篇萬把字的文章似乎太奢侈了，夏堅勇決定重新規劃架構，於是就寫成了這部20萬字的長篇格局散文。 ^[2] 

《慶曆四年秋》既延續了《紹興十二年》的視角、姿態，而在技巧、主題上又有所深化。正如書名所昭示的，也是選取了宋史的一小截，然而在寫法上顯然是很不一樣的。

首先它有一個核心事件，也就是進奏院案。進奏院案的起因是蘇舜欽帶着一幫文人用賣廢紙的錢公款吃喝，這在當時是一個可大可小的事件，因為這方面一向執行不力。結果卻是仁宗大怒，將這幫文人嚴厲地驅逐出了朝廷。作者用一些例子來證明，這件事小之又小，跟發生在仁宗身上的其它事情比顯得微不足道，仁宗的震怒顯得十分蹊蹺。這部長篇散文就從探討仁宗的心理開始入手。讀完全篇會發現，作者正是以“進奏院案”為一根隱形線索串起了全篇。而這本書，可以説以仁宗為主體展開敍事的。

説是“隱形”，這或是這部作品跟《紹興十二年》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慶曆四年秋》是環形敍事結構，以“進奏院案”為一個引子，引出對慶曆四年之前，皇帝、朝臣、文人以及相關背景事件的描寫，到了篇末，又回到了“進奏院案”。作品裏出場的人物非常多，所以讀者在讀到該書最後諫官餘靖諫言將口水噴到仁宗臉上那部分，會感受到一種影視化的效果。這個敍事特點是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散文文體上的一種探索一一當然，在這大的環形敍事結構裏面，在環形的起始兩端之間，總的來説是倒敍，中間又不斷有一些小的敍事時間點的變化，比如在某個點上會回溯到後唐時期，回溯到石敬瑭將幽雲十六州賣給契丹的那段，諸如此類。無論從敍事視角抑或是結構方面去看，這部作品都顯得很立體，很有層次感。

此外，由於《紹興十二年》採用了散點透視的寫法，作品中的人、事，包括背景，都是平列的；《慶曆四年秋》則是進一步弱化了對背景事件的描寫。其中，較大層面的事件，顯然是北宋與西夏、契丹的戰爭、議和，作者在寫這部分的時候，相較於《紹興十二年》，並沒有鋪展得太多，而是將重點放在了交待當時皇帝、朝臣的心態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上。對人際關係、人物心態的着筆之多（典型的如關於“拆橋”還是“留橋”，幾路人馬來來回回折騰），使人想到一個詞：一地雞毛。但這可能正是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一地雞毛”是指所寫內容，非常日常化、生活化。比如這裏面寫所謂朋黨之爭，寫到朝臣之間各種複雜纏繞的關係，都是瑣屑之筆。如寫夏竦這個人物，此人聰明狡詐，善於溜鬚拍馬，被當時的宰相呂夷簡推薦為樞密使，因為石介的反對沒當成。而後他懷恨在心，讓家裏的婢女偽造他的筆跡，去皇帝面前打小報告暗示他有謀反之心……諸如此類的筆觸，讀起來非常有戲劇性和畫面感。人物性格的全部是活靈活現展開於讀者眼前的。

尤其是作品中的幾個主要人物一一富弼、范仲淹、歐陽修、蘇舜欽等，這些文人都有儒士兼濟天下的理想，而且，他們的理想並非空洞地停留於紙上，而是有行為實踐的（因為儒家本就是踐履之學）。比如那個石介反對夏竦做樞密使，皇帝迫於輿情，夏竦就沒當成；石介寫了《慶曆聖德頌》，范仲淹卻從這裏看到了石介的天真與執拗；王倫發動兵變，知軍晁仲約在高郵讓富户集資款待賄賂盜賊，富弼要殺晁仲約，范仲淹卻覺得當政者應該防止“手滑”；歐陽修勸富弼不要殺叛軍中的降軍……這些都是儒家理想在士大夫政治實踐層面的體現，作者將這些寫得很生動，寫出了歷史與歷史中人性的温度。

在《紹興十二年》裏，歷史的生活化面相很多時候是在物以及制度的層面上體現出來的；在《慶曆四年秋》當中，更多是心理層面的展示。而歷史人物的心理層面也是歷史的重要面相，有時會暗暗影響歷史的走向。

比如，一般人看待“進奏院案”，看待蘇舜欽等所謂“君子之黨”，之所以有那樣一個悲劇性的結局，是由於朝臣對新政的看法不一。換言之，會認為這是所謂“朋黨之爭”的結果。但隨着作者對仁宗心理變化的層層揭示，讀者會意識到，歷史的變化，有一個累積、漸進的發酵過程。在仁宗的支持新政和決定廢除新政之間，有一些灰色、曖昧、複雜的因素在起作用，這可能跟當時文人與政治的關係有關，也跟當時的社會背景、皇帝的性格、帝王術等綜合因素有關。總之，作者在作品中暗示讀者，沒有所謂的“進奏院”公款吃喝一事，類似於“進奏院案”的什麼別的案也遲早會發生。在閲讀過程中，使人印象比較深的是“伏閣”事件。仁宗要離婚，朝臣都反對他離婚，要來勸和，仁宗顯然是抗拒的。仁宗的抗拒又跟他早年被劉太后壓制的經歷有關。這些心理層面的探討和暗示，使人想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裏面寫萬曆皇帝想要廢長立幼的風波，也使人想起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對心理分析手法的運用，這些都是小説化的手法，又具有相當的邏輯性，因而很具有感染力和説服力。通過這樣的心理層面的刻畫，使讀者覺得，歷史人物私生活裏的雞毛蒜皮並不僅僅是雞毛蒜皮，而是藴含了人性與歷史全部的複雜，也未嘗不是通常所謂“歷史規律”的一部分。

但是在歷史散文中使用這樣充滿主觀想象成分的心理描寫是否合適？這該視情況而論。總的來説，歷史散文是很難寫好的，“歷史”和“散文”之間存在某種難以調和的矛盾，“歷史”求真，而“散文”求美。

從無論是《紹興十二年》還是《慶曆四年秋》去考察，都可以看到夏堅勇試圖在歷史敍述的真實可信和文章之美之間作出平衡。除敍事特點之外，作者的語言也很有特色。在《紹興十二年》裏，看到許多俚俗的、民間的以及時下流行的語言。在《慶曆四年秋》裏面，這個特點依然很突出。即語言的色調比較駁雜，其中既有口語、俗語，也有文言色彩。從抒寫功能來説，既有敍事的節奏感，也有抒情美文的質地以及雜文的筆法。尤其是在品評一些事物時，語言、感覺都非常準確。比如作者品評范仲淹的《漁家傲》：“讀了以後，那種荒涼感如同荒原上的暮色一般籠罩着你，讓你無處逃遁。但是作為邊塞詞，特別是和唐人的同類作品相比，總覺得少了幾分浪漫騎士式的英雄主義，腔調顯得有些疲憊，甚至……無奈。”以及説：“天真是藝術上的高品位”，等等，都是很好的賞析性文字。好的散文沒有固定的表達方式，而且審美是沒有標準的。讀夏堅勇的作品，會產生一種閲讀的快感，這跟他作品的語感、質地都是很有關係的。

回到歷史散文的“主觀性”這個問題。在夏堅勇筆下，“主觀性”有時是依據歷史材料推斷出的，有時想象的成分更多一些。但這部分主觀性比較強的筆觸構成了這部作品的風格，這也是作品審美性的重要構成。因為説到底，文章的風格、審美性離不開作者的主觀性。如果像福柯所言一一“所有的對歷史文獻的解讀都是誤讀”，那麼任何的歷史敍事就都是在解構歷史。但解構歷史肯定不是這部《慶曆四年秋》的創作初衷。相較而言，王汎森的觀點對類似的歷史寫作或更具鼓舞性：“過去與現代的對話不見得一定破壞史學的客觀性，主觀的生活經驗不但不會全然破壞客觀的重建，而且還可能有幫助；它們有時候幫助史家將手電筒照到一些原先忽略或視而不見的角落或層面。”因此，所有的歷史敍事可能都兼有兩種意義：歷史本身的意義，以及作者的生命經驗與時代關懷。也就是所謂的“存真實以關聯呼應現實”。歷史的真實與作家的現實關懷、價值理想是會碰撞出火花的，這應是歷史散文寫作追求的高境界。

《慶曆四年秋》中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行為中，作者的着眼點顯然並非探討新政的得失或是朋黨之爭，而是寫了北宋文人和時代的關係。在這樣的框架內，作者寫了皇帝的心理變化，以及文人對自己的政治抱負、文化理想的處置。他寫了蘇舜欽的失落、不甘；寫了歐陽修的人性温度；也寫了范仲淹的兼濟情懷。在寫這些的時候，作者自己是有所寄託的。尤其到最後部分，有一段非常優美的表述：“這些人身上可以缺少任何東西，唯獨不會缺少才華。這是一批政治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高度合一的知識精英，他們指點江山則縱橫捭闔，舞文弄墨則文采風流……那個時代彰顯了知識精英的空前自信，讓我們對政治有了更多文學性的解讀。”面對現實的失落，這些文人並非一味消沉避世，而是將自己的心靈安頓在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情懷中，至少是部分地守護住了自身的價值與尊嚴。而作者也在這樣的敍述中，將自己的價值理想，安頓在了對歷史人物不動聲色的褒貶中。某種意義上，夏堅勇是一個具有沈從文式的寫作視角的作家。沈從文寫的是小説，是以“心力”去扭曲現實；夏堅勇寫的歷史散文，是儘可能地“存真實以關聯現實”。相通的一點，是他們同樣具有執着的理想主義精神。夏堅勇曾提及，他很欣賞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這可能影響了他的觀察視角，使得他在寫作時帶上了研究的、學術的自覺一一《慶曆四年秋》在史料上顯然是很紮實的，但這同樣是部具有優秀審美品格的文學作品。 ^[9] 

2019年1月5日，《揚子江評論》2018年度文學排行榜發佈，《慶曆四年秋》被評為散文類第一名。 ^[5-6] 

2019年4月16日，第二屆“孫犁散文獎”雙年獎（2017—2018）揭曉，《慶曆四年秋》獲獎。 ^[7] 

2019年12月11日，《慶曆四年秋》獲首屆東吳文學獎·散文獎。 ^[1]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丁帆：《慶曆四年秋》續《紹興十二年》，但視野更加開闊，內涵更加深刻。這部作品以史為鏡，讓我們看到了現代社會林林總總的羣像，通過對眾多人物的生動勾勒，把整個社會的面貌烘托出來了。夏堅勇開創了評點散文的先河，在作品裏穿插大量評論，跟市井生活勾連在一起，反映出整個中國上下階層和社會形成的斷面和張力。他的評點是有節制的，點到為止，把更大的空間留給讀者去想象。總之，對夏堅勇來説，這部作品是一個新的高度。 ^[8] 

《文學評論》副主編李建軍：我將這本書總結為“三大”：一是學問大，作者史學知識相當豐富，讀書認真細緻，有學問的作品就會寫得非常有趣、紮實、厚實；二是氣魄大，能夠從歷史看見現實，從現實來反觀歷史，都需要氣魄和眼光；三是才氣大，體現在他成熟的寫作意識和高超的藝術鑑賞力。另外也有一些問題，要對比較鬆散的東西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油筆”“浮筆”。 ^[8] 

《美文》主編穆濤：這本書選取的點讓我非常感興趣，夏堅勇老師的史學修養很好，具備選擇材料、掌握材料、使用材料的眼光；而且他既有舊的東西，又在寫法上有所開創，不侷限於寫故事，更是寫生態。事實上，從下達新政到范仲淹被免不過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這是一個核，由這個核去拓展，寫當時國力的疲憊，跟西夏的關係，跟遼的關係，仁宗性格的形成等等，顯示出了了不起的洞察力跟判斷力。 ^[8]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暉：夏老師《慶曆四年秋》的特點，一是把宏大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放置在細節場面當中，詳述之、描述之、評論之；二是藝術地呈現歷史的真實風貌，力求用一種人文立場和史家眼光寫出可以流傳後世的、具有文獻價值的歷史；三是主體性和客觀性的融合，在力求全面佔有史料的基礎上作出一種非虛構的再現，強調作者主體態度的介入和引領；四是嚴肅的敍事和調侃、風趣、反諷話語的結合；五是從可讀性角度拓展散文文體的空間。 ^[8] 

《雨花》副主編育邦：夏老師的歷史文化著作知微見著，《紹興十二年》《慶曆四年秋》裏面有一條隱形的主線，就是以權力為中心，知識分子的堅守和淪喪。《慶曆四年秋》選取歷史的切片，由點及面，推及一個時代、整個帝國的內外：對外敍述了西夏、遼國的虎視眈眈，對內描述了帝國內部的體制、文化等極其細微的肌理。另外，這還是一個跨文體的綜合性寫作，夾雜着輕度的虛構，不侷限於某種單一的寫作手法。 ^[8] 

夏堅勇，散文家，劇作家，國家一級編劇。1979年開始專業文學創作，代表作有系列文化散文《湮沒的輝煌》、長篇散文《大運河傳》《紹興十二年》及話劇《金粉殘陽》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及魯迅文學獎等。其散文創作以深厚的文化底藴和強烈的現代意識見長，是中國國內文化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