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微之

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後，曾於1940年留學美國本雪文尼亞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曾先後任滬江大學夜商學院教務長、之江大學教育系主任、教授等職。兼任蕙蘭校董。1958年到吳興博物館從事考古工作。1934年曾發現湖州錢山漾遺址。撰有《湖州錢山漾石器之發現與中國文化之起源》一文，為中外考古學界所矚目。

900多年前，一位姓慎的京官外放湖州。當所坐的官船路過歸安縣潞村時，眼前的小橋流水、村外的碧水青山無不撥動着他的心絃，使其產生了在此頤養天年的念頭。沒隔多久，致仕後的慎氏果真攜家眷來潞村定居，過上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且“後人蕃衍多業儒。”這是清光緒年間《歸安縣誌》所載的故事，真實性雖無從考證，但迄今湖州市八里店鎮潞村確實住着許多慎姓人家，慎微之先生正是從潞村慎氏家族走出來的。

1896年慎微之出生的時候，曾經富裕的家庭已衰敗到幾近貧寒，但慎母依然省吃儉用供養兒子讀書，企盼他們能夠中興慎家。排行老二的慎微之小小年紀就分擔家庭的重擔，經常到離家不遠的錢山漾湖邊，抓些小魚蝦或摸點螺螄河蚌充當家人一天的葷腥。俗話説：“三歲看老，薄地看苗”，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慎微之一生恪守着“勤可補拙，儉可養廉”的古訓，即使在擔任滬江大學商學院教務長時，也保持着粗茶淡飯的生活，卻將節省下來的錢都捐助給了家鄉的學校。值得一提的是，兒時捕魚捉蝦的經歷竟成就了一位非考古專業的考古專家，使他成為了錢山漾古文化遺址的發現者。

14歲那年，慎微之懷揣着母親積攢下的一塊銀元，夾着一條草蓆、揹着一牀棉被赴省城杭州求學，開始了不平凡的人生旅途。憑着聰穎與勤奮，他考進了杭州辦學最早、名氣最大的蕙蘭中學（今杭州第二中學）。那時，西方新式教育開始傳入我國，中學課本里也有了天文、地理及人類歷史等內容。在讀得新鮮有趣之餘，慎微之想起孩提時代在錢山漾水邊捕魚捉蝦時，經常拾到磨得光光亮亮、奇形怪狀的石頭，當時僅僅出於好奇撿回家玩耍，沒想到竟可能是遠古時代的生產、生活用具，自己家鄉説不定真的存在着古人類遺址。學生時代的好奇心往往會影響人的一生，在升入上海滬江大學（今上海理工大學）後，慎微之特意選修了一門社會之進化科。探索遠古奧秘的念頭促使他不斷鑽研、思考，家鄉的錢山漾更像磁鐵一般緊緊吸引着他。每逢寒暑假，慎微之總是迫不及待地趕回家鄉，尚不及向族裏長輩請安，就拎起家中的竹籃跑到村西北的錢山漾湖邊，脱下膠鞋、捲起褲腿在湖邊淺灘地裏尋找着各種古怪的石頭，然後分撿出石器來。無論是盛夏酷暑還是寒冬臘月，什麼也不能阻止他去“撿石頭”。雖陪伴左右的僅有覓食的白鷺，遮風擋雨的只有高聳的蘆葦叢，他卻始終樂此不疲。就這樣，慎微之在錢山漾湖邊發現了石簇、石鐮、石刀、石斧、石錛、石犁等。1934年夏，湖州適值大旱，錢山漾湖中的水位落至1857年以來的最低，乾涸見底面積佔全湖總面積的2/3，慎微之趁此極其難得的良機，冒暑拾集了大量石器。慎先生對錢山漾石器的鐘愛和鑽研到了這般如痴如醉的地步，為他日後形成錢山漾古遺址在中國文化史獨特地位的觀點大有裨益。

20世紀初，西方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帶動了中國的科學考古發掘。中原地區重大考古發現捷報頻傳，河南安陽殷墟的大規模考古發掘更堪稱石破天驚，許多北方學者由此相信，黃河流域才是中華文明唯一的發源地。30年代中期，以時任南京古物保管所所長的衞聚賢為首的江南史學界先賢發起組織了吳越史地研究會，旨在探索長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江浙學界興起了一股研究吳越史地的熱潮。衞聚賢、何天行、施昕更等學者紛紛撰文指出，史學界不可只知黃河文明而不知長江文明、只知中原文化而不知吳越古文化，強調吳越古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地位“幾與中原並駕齊驅”。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36年5月慎微之先生髮表了重要論文《湖州錢山漾石器之發現與中國文化之起源》。他將採集於錢山漾的石器與其它各地出土的石器作了詳細類比，憑藉多年的實地調查研究推斷，錢山漾在古代本系普通河流，大部分為古城市舊址，是一處大面積的古人類遺址，在其四周必有大量古物藴藏；“若大規模發掘定能獲得大量石器以及化石，可使吾人瞭解原始南方人之生活習慣及生產方法等”，從而“不但對於整個人類學有空前貢獻，即對於以前文化來自西北説，亦不攻自破矣。”慎微之的論文為當時的古文化爭鳴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正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引起國內外同行的廣泛關注，使得沉睡了數千年的錢山漾遺址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為後來的科學發掘作了鋪墊。

1940年，慎微之赴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留學期間，他依舊念念不忘錢山漾，帶了許多采集到的石器加以研究，還常在閒暇時舉辦小型展示會宣傳中華文化。美國的一些博物館、古董商獲悉後曾想出資購買，但均被他婉言謝絕。學成歸國時，他把所有帶去的石器一件不少地帶回國內。而當浙江大學開設人類學專業課時，先生又毫不猶豫地一次次把珍貴的石器標本捐贈給教學收藏室，充分表現了一箇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回國後不久，他出任滬江大學商學院教務長，後又任之江大學教育系主任、教授等職。雖然教學任務和社會活動日益增多，但慎先生依舊不能割捨對錢山漾的感情。至今潞村仍有不少人清晰記得他西裝革履、外罩美國呢大衣，身邊緊跟個拎箱子的美國秘書的回鄉情景。在父老鄉親們看來，他是來“衣錦還鄉”的，其實這是慎先生又一次利用休假回錢山漾採集石器。當村里人看到他一如既往赤着雙腳，手上拎着個裝石器的竹籃時，便戲謔地稱他為拎竹籃的“石頭博士”，於是慎微之先生從此多了一個雅號。如今，先生平生所採集的石器大多收藏在國內博物館。

解放以後，由於有着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及留學美國的經歷，尤其是在滬江大學等高校中任要職的特殊背景，慎微之先生成了改造對象，被下放到湖州一個小鎮的初中去教書，不久又被當地文化部門借去負責吳興縣區域內的田野調查。面對種種不公，慎先生並不怨天尤人，坦然接受，像個老頑童似的重新打起赤足、拎起竹籃，走向田間地頭，走向錢山漾。

也許慎微之先生畢生積蓄的考古學能量註定要在家鄉土地上釋放，也許錢山漾遺址豐富的文化內涵註定要假先生之手公諸天下，此時慎微之先生的研究視野更為廣闊，不再把錢山漾看成一時一地的文化現象，而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審視遺址的衍變。他在1955年冬的工作筆記中寫道：“錢山漾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人類文化整體的一部（分），人類文化是勞動人民積累經驗創造的，文物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憑着對錢山漾的熟識和多年積累的經驗，他認定“錢山漾古文化有些特殊，可説是（有）獨特的文化史地位和文化貢獻。”隨着先生上交的石器越來越多，反映的文化信息越來越重要，科學發掘錢山漾遺址的日子終於到來了。1956年春，浙江省文管會在錢山漾東岸的百廿畝村進行了首次考古發掘，1958年春又再次進行發掘。兩次發掘的總面積約75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以石、陶器為主的史前生產、生活用具，其中200多件有機質文物以其豐富的種類、精湛的加工技術傾倒了現場的考古人員。尤其是那塊小小的黃褐色絲織絹片，經鑑定是用4700年前的家蠶絲編織而成的。錢山漾因此成為中國絲綢文化的發源地。這前後兩次的考古發掘解決了長期困擾江南考古界的“第一次劃分出包含硬紋陶和不包含硬紋陶的上、下兩個地層”難題，也使良渚黑陶得以從龍山文化中劃分出來，為浙江良渚文化的命名鋪平了道路。繼上世紀30年代的“吳越史地大討論”後，錢山漾重新受到國內考古界及日、韓等東南亞學者的高度關注。2005年春，一次更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又帶給世人新的發現和認識。為期4個月的考古發掘再次表明，錢山漾遺址所反映的強烈時代特徵和鮮明文化個性，對於研究、審視太湖地區史前古文化的發展軌跡，重新排列其發展序列具有重要的意義。八室多開間房基遺蹟的發現在國內新石器時代考古中也尚屬首次，為探討同時期的聚落形態及史前建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作為維繫環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譜系和變遷的“錢山漾文化”的命名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從1956年至2005年，50年間三次重大考古發掘的諸多成果，無不印證着慎微之先生的預言。

曾蹊蹺慎先生何以取“微之”名，總以為是他為人低調，謙卑、自律使然。作此揣測雖無不可，卻遠不能反映先生的全部。《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誰又能説古代謙謙君子的“以德就列”就不是這位留洋博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呢？

湖州市博物館收藏着14本筆記本，是已年近古稀的先生1955年至1966年在湖州野外工作時的記錄，總計數萬字。這些筆記本沒有統一的裝幀和開本，多用學生的練習簿，有的還是經過拆拼而成的合訂本；三大本較厚的筆記竟然是用學生的考卷裝訂起來的，正面是考題，背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田野考古記錄。這些筆記本雖簡陋，卻是寶貴的野外實地勘測記錄。著作有《考古拾零》、《考古要領》、《考古隨記》、《考古備忘》、《考古庶令》、《石器時期考古要領》、《考古勉思》、《地下地面文物調查隨記》、《隨查隨記》、《文物調查扎記》、《吳興縣各區文物紀要》、《吳興縣遺址遺存總登》、《備忘錄》、《三餘庶令》等。

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凡今日湖州地區已記錄在案的古遺址，無不留下慎先生的足跡和汗水，無不留在這一頁頁泛黃的紙張中，而這其中佔了最大篇幅的，還是他一生最鍾情的家鄉錢山漾。更令人動容的是，不少筆記內層層疊疊貼滿了車船票或旅店客棧票據，哪怕是兩三分錢的河埠擺渡小票，先生也是小心翼翼地一一粘貼整齊。我們現已無法得知先生保存這些票據的初衷，只是在《考古庶令》封面上找到了一行褪色的字跡：“內附發票，因為我是業餘考古，不作報銷。”知微之顯、以微見著，厚厚的野外工作記錄與這一疊疊個人支付的“盤纏”珠連璧合，串聯起一個考古人經年累月的風雨歷程，展現了一位克勤克儉老教授的高風亮節，怎不叫人肅然起敬。轉眼間慎微之先生離去已30個年頭，他的晚景頗為淒涼，一生沒有留下豐厚錢財，沒有留下等身著作，也沒有留下骨肉至親。然而這一摞野外工作筆記，正是這位執着又節儉的老人留給我們最豐厚的遺產。

2006年對於錢山漾以及生活在這方土地上的人們來説，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既是慎微之先生110週年的誕辰，又是先生離去30週年。50年前，錢山漾第一次考古發掘揭開了遺址的神秘面紗；50年後，國務院將遺址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湖州人民引以為驕傲的歷史文化遺產將受到國家保護。當我陪同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的記者來到錢山漾遺址保護中心區百廿畝村頭，恭敬地佇立在保護標誌碑前，凝視着花崗岩碑時，北京來的記者用純正的京腔誦讀起碑文：“1935年，邑人慎微之先生髮現了錢山漾遺址……”勿庸多言，慎微之先生的名字已與錢山漾永遠聯繫在一起，他的考古生涯如同這座矗立在錢山漾東岸的標誌碑一樣不朽。

煙波浩淼的錢山漾湖面波光粼粼、漣漪盪漾，三五成羣的白鷺在水邊悠閒散步，新綠的蘆葦隨風搖曳，一切是那麼的自然愜意。夕陽下一位穿西服的長者赤着雙腳蹣跚在沙灘上，手提着一隻沉甸甸的竹籃，把錢山漾遺址從石器時代提進了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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