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載掄

晚清時期，載掄依靠其父的餘蔭被封為輔國公爵位。宣統年間，在孫夫人的建議下前往歐洲各國旅遊。1917年，奕劻去世，載掄分得黃金三千餘兩，此外還有珠寶、玉器、綾羅綢緞、皮貨、古玩和字畫等。他定居天津德租界，居住於一所純日耳曼風格的宅子裏。 ^[5] 

載掄在天津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恣意揮霍。全家六口人，而傭人如汽車司機、廚師、花匠、當差的、保母卻有二十餘人，家裏有中街大商店如天玉順、祥泰文等的取貨摺子。可隨意選購商品，每年三節清算，開支毫無節制。他一家都吸鴉片煙成癮，愛過夜生活。久而久之，載掄染患神經官能症。在津醫治無效，又到北京中央醫院住院治療，經過名醫一年多的精心治療，病情大為好轉，遂把煙戒掉。回津後經調理，身體逐晰轉弱為強，便重新開始了夜生活，吸起了鴉片，不到兩年又患了精神分裂症，神智不清，哭鬧不休，急就德美醫院治療，因多日不見效，又改在意大利醫院治療。後經朱作舟介紹其舅兄留法醫學博士王祖德大夫來家治療。後延請一位特別護士，專司夜間護理之職。如此調養了兩年之久，夜間已不再需人看護，但仍需每日打針吃藥。這樣載掄再不敢吸食鴉片。 ^[5] 

載掄不善理財，盲目投資於紗廠、礦山等處，銀行存款受道勝銀行倒閉之累而損失數萬元之巨，因此生活漸感拮据。無奈於1936年將樓房售出，得價二十萬元，另在英租界十號路（保定道）租得一幢舊式六樓六底二層樓房，大小共十餘間房子，有卧室、書房、吸煙室、沐浴室等。1940年秋，他通過曹汝霖將北京慶王府邸以四十萬偽聯合幣售與日偽某機關。此款由大、二、五房均分，各得十三萬三千餘元。分得此款，載掄便每天到舞場消遣作樂，他選中了夏慰君作舞伴，最初在場內跳舞，繼而到他家作客。經人撮合，他一擲千金，將夏收為三房，在英租界德隆裏（今漢口道）租房，金屋藏嬌。載掄白天在35號路處理家務。晚間到德隆裏安歇。三年後，夏慰君生了兒子，這樣，她在掄府就有了地位，夏慰君進府後，載掄按舊王府側福晉的稱呼為例，命傭人們稱其為“側太太”。 ^[5] 

溥儀成為偽滿洲國“皇帝”之時，曾多次敦請載掄來東北，載掄以身體多病為由婉拒。1945年日本投降後，載掄卻與國民黨接收大員吳季玉及天津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嚴家誥等軍政要人過從甚密，乃至同吳、嚴結為拜把兄弟。天津解放前夕，載掄在嚴家誥的慫恿下南逃香港，住在吳季玉家，後住夏慰君母家，不久即在香港染病。天津解放後，夏慰君將其接回天津，但病情沒有好轉，1950年冬去世。 ^[5] 

故宮博物院宮廷部研究館員關雪玲在卡地亞的記錄裏發現：

1914年5月18日，載掄光顧了卡地亞巴黎的店鋪。當天，他購買了一個鑲鑽石和黑色琺琅的鉑金化妝盒。兩天之後，他又買了一個漂亮的黑色緞帶手提包，包的銀質手柄上鑲嵌有黑色琺琅。再過了三天，他又購買了一隻酒桶形（Tortue，或稱龜形）鉑金腕錶。五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載掄還購買了兩條不同材質的鏈子，一條為黑白琺琅，另一條為鉑金，以及一支鉑金鉛筆。 ^{[1]  [3]} 

載掄的二太太李倩如在二十年代也是時髦和摩登的女性，頻繁出現在20年代後段的《北洋畫報》上。 ^{[1]  [3]} 

載掄舊居在天津德租界海濱路（今台兒莊路）與穆姆街（今徐州道）交口處，原為德國進出口商人上·浮士德舊居，建於1904年，由法國建築師設計。1911年辛亥革命後，浮士德將房子和地皮賣給了載掄，從中獲利3萬銀元。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