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斯列克·達木丁蘇榮

17世紀巴爾虎人先後為了脱離俄羅斯人和喀爾喀蒙古人（喀爾喀車臣汗部）的統治在1734年徵得中國清政府同意遷徙到當時還是個無人區的呼倫貝爾。雖然該地屬大清帝國黑龍江省，但由於省政府所在地離呼倫貝爾較偏遠，再有兩地之間隔着天然的屏障——興安嶺。所以巴爾虎八旗基本上實行着自治（類似於帶有自治性質的軍事組織），在某些制度方面和其他地區的蒙古人有些不同。比如：巴爾虎人的官吏分為世襲（屬封建制度）和世俗兩種（注：兩者級別、待遇相同）。就拿世俗佐領來説，大部分是被民眾通過選舉產生的。然而在喀爾喀蒙古卻不是這樣的。難怪達木丁蘇榮初到喀爾喀看到蒙古王公殘酷剝削百姓時很是驚訝。他説到“既然你們的王公全部是世襲的，就算某個王爺生出來個痴呆豬也要讓其繼承王位嗎？這樣下去蒙古人永無出頭之日”。

達木丁蘇榮從7、8歲開始學習滿、蒙語文。由於他的寫作成績好，14歲時就當上了筆帖式。到了18歲正式參軍並掌握了一些軍事知識。達木丁蘇榮不但是個寫作能手，而且還是個“神槍手”。當時黑龍江省官員很賞識他，而後到1908年“省領導”將達木丁蘇榮帶到北京去見皇帝時，正恰逢光緒皇帝剛剛去世。雖然皇帝沒見到，不過他卻碰到了外蒙古的喀爾喀圖謝圖汗部罕達道爾吉親王結為好友。兩人一致認為現今的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國力衰退，是蒙古人崛起的最佳時機。因為在1905年清政府突然對呼倫貝爾巴爾虎八旗的政策做出大調整，開始取消巴爾虎人的自治，同時不斷派漢族移民進駐呼倫貝爾做官、開墾草原。此舉令巴爾虎人非常不滿，這也正給1912年呼倫貝爾“獨立”埋下了伏筆。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八世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而呼倫貝爾的達木丁蘇榮立即與陳巴爾虎和厄魯特總管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加入博格多汗國，併發布傳單。1912年1月達木丁蘇榮積極參與和組織活動佔領海拉爾和滿洲里等地，妄圖將這一地區分裂出中國的版圖。不久，中國軍隊退出呼倫貝爾。此後該地區已經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經過上層人士的協商，呼倫貝爾當局決定派出以達木丁蘇榮為首的代表團赴庫倫（今烏蘭巴托）提交加入外蒙古的申請書。庫倫政府同意上述申請。達木丁蘇榮也被庫倫當局授以輔國公爵位、並任命為外務部副大臣。 ^[1] 

喀爾喀蒙古的中國駐軍原本主要集中在庫倫、烏力雅蘇台和科布多。獨立後的庫倫政府發出通告要求3地駐軍必須在定期內撤出外蒙古。隨後庫倫、烏力雅蘇台駐軍在俄國壓力下撤出。但唯獨科布多駐軍僅僅300餘人不予理睬，還不斷從烏魯木齊等地招兵買馬，試圖在科布多建立根據地，為的等待時機重新收復外蒙古全境。庫倫政府立即派人前去與中國官員談撤軍問題。可是那兩名叫 Lahbajab 和 temurchin 的使臣一去無返，後才瞭解原來遇害了。和平談判的失敗，迫使外蒙古政府不得不考慮使用武力攻佔科布多。到達目的地後，他們並不急於進攻。達木丁蘇榮認為科布多中國軍隊人數、裝備比蒙古軍佔優勢，不可輕易妄動。便把科布多城包圍起來，有效地切斷了中國軍隊的糧食供應，還成功打退了從烏魯木齊趕來增援的中國軍隊，得到了些槍支彈藥、糧食、銀兩、駱駝和戰馬。在這期間達木丁蘇榮拼湊了不少杜爾伯特、阿勒泰還有唐努烏梁海士兵，此時蒙軍人數已達到5000人。 ^[2] 

自從回到庫倫，達木丁蘇榮開始專心改造軍隊。由於當時的外蒙古國力脆弱、人口稀少，急需加強軍事力量來應對隨時可能前來收復的中國軍隊。他要求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貧民百姓，凡是年滿20歲的所有男性青年必須服兵役（五年制）。服役期滿，允許離開軍營以民兵（要求年齡在25歲至50歲之間）的身份過普通人的生活。如有發生緊急突發事件或爆發戰爭，必須返回軍營報到。達木丁蘇榮還特地從各地區召集一些官兵，在庫倫進行軍訓。訓練結束將這些官兵分別派往所在盟旗，等到春秋季節再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軍訓。除此之外，他專門給博格多皇帝的兩份建議書中提到的關於在庫倫、科布多適當發展農業、開採礦產資源、邀請外國專家學習製作槍支彈藥、向國外派留學生、統一發行蒙幣、經濟建設、税收改革、減輕牧民負擔、減少宗教活動經費以及立法廢除滿清酷刑等建議都涉及到了諸多領域。但改革派達木丁蘇榮的這些有益建議並未被封建政府所採納。原因很簡單，蒙古封建王公怕對自己不利。對此，達木丁蘇榮也很無奈。

1911年外蒙古的獨立開始起到“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屬於喀爾喀蒙古的一些蒙古部落如扎哈沁、唐努烏梁海、明阿特。1912-1913年間博格多汗國的疆土擴張為東起哈拉哈河，西至阿爾泰山的廣闊地域。當時的北洋政府想盡辦法試圖阻止外蒙獨立乃至擴張。1912年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上台以後，派軍隊進入張家口、多倫縣和包頭等地。北洋軍隊在內蒙古擊退進犯的蒙兵。1913年，外蒙古軍兵分五路進犯內蒙古入侵內地，達木丁蘇榮率其中一支軍隊向東南方向的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浩濟特）和察哈爾進攻。正在外蒙軍進犯中國的關鍵時刻，達木丁蘇榮突然得知庫倫已經停止對前方征戰外蒙軍的補給。因為在1913年11月中華民國和俄羅斯帝國為解決外蒙古問題達成《中俄聲明》及附件。《聲明》中俄方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中方允許蒙古實行自治；同時還規定中華民國和俄國不得在外蒙古派駐軍隊、不得移民；並且承認1912年外蒙與俄國達成的《俄蒙協約》。對此，庫倫當局表示理解俄國的用意，但不同意取消“獨立”。之後，庫倫當局派代表團赴聖彼得堡商談關於購買軍用武器、獲取俄國軍事援助等問題。俄方表示反對呼倫貝爾、察哈爾與庫倫政府的合併。如不盡快從內蒙古撤軍，俄方不會向博格多汗國給予援助。迫於壓力，蒙方代表只好同意對方提出的條件。並在1913年末，庫倫政府命令蒙軍立即撤出內蒙古。達木丁蘇榮很不情願地回到了庫倫。

從1914年9月開始中俄兩國正式邀請蒙方代表進行和談。庫倫政府派代表團赴恰克圖參加會議。達木丁蘇榮便是其中一員。中俄兩國無非就是要讓蒙方放棄獨立，實行自治，在承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前提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由於蒙方代表唯有達木丁蘇榮態度強硬，中方和俄方代表向哲布尊丹巴反映此人過於“傲慢”，要求將其逐出蒙方代表團。庫倫政府只好照做。雖然談判一度陷入僵局，但畢竟外蒙古沒有俄國的支持庫倫當局都無法維持，迫於兩大國的外蒙代表壓力只好於1915年5月簽署了《中俄蒙協約》，庫倫政府不得不接受在中國宗主權和俄國保護下的“自治”。北洋政府收回整個呼倫貝爾包括巴爾虎之地，成為“呼倫貝爾特區”，受袁世凱政府直接統治。而察哈爾、熱河、青海、新疆等地也都保持現狀，留在了中華民國版圖內。中國和外蒙古的分治使得達木丁蘇榮變得情緒低落，時常酗酒。失望而沮喪的達木丁蘇榮在1916年請了2個月的假期回到呼倫貝爾祭拜巴爾虎寶格達烏拉山，並看望了自己的母親。他的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某日，母親勸道“兒，你走南闖北，殺了那麼多的人，已犯下罪孽，還是到寺廟贖罪吧”。然而，達木丁蘇榮並不信教，始終沒到過宗教場所。對他來講只有寶格達烏拉山和母親，還有“自由”最為神聖。

20世紀初的北洋政府與哲布尊丹巴的庫倫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陷入內訌。其內部主要分為三大軍閥派系。他們是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以及張作霖為首的奉系。開始其中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最具有實力。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列寧所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參加一戰的沙俄政府，使新興的布爾什維克黨迅速崛起。隨着俄國內戰的進行擴散，聯共也在俄國勢力範圍內的蒙古進行革命宣傳。

俄國革命的爆發使該國外蒙古的局勢變得複雜起來。1919年哲布尊丹巴為了防範白俄入侵，主動向中國北洋政府要求撤銷“自治”，隨後愛國將領徐樹錚將軍率軍收復外蒙古。1920年取消呼倫貝爾地區的“自治”。雖然庫倫已有北洋駐軍，但達木丁蘇榮仍不善罷甘休，再次與馬克思爾扎布等人聯手策劃起招兵買馬事宜，進行反抗。自從俄國發生十月革命，達木丁蘇榮開始擔心紅色勢力可能席捲俄國保護下的蒙古。在對待紅色革命的問題上，他與北洋政府的態度可以説是一致的。然而，徐樹錚不顧外蒙實際的的鐵腕政策不但沒能得到外蒙王公的支持，反而引起不滿。有些人甚至為了抵抗北洋軍，儘可能的聯繫沙俄殘餘“白衞軍”和蘇聯紅軍等外來勢力請求幫助。如果説後來謝苗諾夫的“白衞軍”是外蒙上層人士請來的，那麼蘇聯紅軍就是被貧民出身的喬巴山和蘇赫巴特爾請來援助的。儘管達木丁蘇榮不願支持紅色勢力，不過還是對以喬巴山等牧民和知識分子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黨（他稱為“紅黨”）給予支持，希望他們能夠把中國軍隊驅逐出境。 ^[2] 

1920年9月達木丁蘇榮和馬克思爾扎布被扣押，北洋軍隊向他們審問軍火窩藏地點，與紅黨是否有秘密來往等問題。但北洋司令部未能得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便對達木丁蘇榮施刑。經過幾個月的刑訊，50歲的達木丁蘇榮知道自己頂不住了。他説“就算我死了也決不會躺着死在你們面前的”，説完便在監獄中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