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

《尚書·虞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典》系後人偽託，未必是最早的出處。此外，《莊子·天下篇》雲：“《詩》以道志。”《荀子·儒效》雲：“《詩》言是其志也。”春秋時代外交場合有“賦詩言志”的風尚。所以“詩言志”被視為古代詩論的開山綱領。“詩言情”始見於劉歆的《七略》：“《詩》以言情，情者信（一作性）之符。”（《初學記》卷二十一引）但以上這些引文中所説的“詩”都是專指“三百篇”，所謂“言志”是用詩而非作詩。《毛詩序》（作者可能是後漢人衞宏）則説：“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明確地把言志和作詩聯繫在一起，給“詩言志”確定了後來通行的含義。而且同時提及“情”，以“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來説明詩的發生。《詩大序》因相傳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故被儒者奉為圭臬。西晉陸機作《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的新説，受到後人的指責，以為違背詩人之旨，將詩歌創作引入歧途。“言志”與“緣情”成為兩種對立的詩學觀。但唐人孔穎達則力圖消除“情”、“志”的區別。其《左傳疏》稱：“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又其釋《毛詩序》雲：“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雲：‘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他所理解的“志”實際上就是“情”。明代的一些文學家，為了擺脱儒學的束縛，倡導主情説，強調情而淡化志。情志之辨在中國文學理論史上是一個重要論題。見言志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