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

長詩第一章主要是描寫在拿破崙的鐵蹄下，西班牙人民的苦難，他們的反抗以及對自由解放的渴望。詩人讚美西班牙人民的過去和它不屈的現在，歌頌由農民手工業者組成的游擊隊反對入侵者的英勇鬥爭，塑造了一位參加薩拉哥撒保衞戰的西班牙女游擊隊員的光輝形象。對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的統治者，對入侵者拿破崙，詩人表示了極大的憎恨。同時，詩人又感到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者的鬥爭，歸根到底只不過是對本國的君主制度有益，所以在詩篇中又流露出前途無望的悲哀。

第二章，恰爾德哈洛爾德來到希臘，希臘人民正遭受土耳其的奴役而尚未起來鬥爭。詩人站在被土耳其奴役的希臘土地上，眼看着燦爛而淒涼的歷史遺蹟，回憶着希臘偉大光榮的過去，哀嘆着近代希臘的懦弱，詩人激勵希臘人民起來鬥爭，追回失去的自由：“誰想要獲得自由必須自己站起來鬥爭。”

相隔六七年之後，拜倫完成了第三章（1816）和第四章（1818）。這期間，詩人的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轉折——永遠地被逐出祖國。他忍受着難以言狀的憂鬱、在着自尊和痛楚，從一個國土走向另一個國土。

第三章的開頭，詩人以極其深沉的歌聲唱出了被上流社會放逐的憤懣，對女兒的思念。詩人來到比利時，憑弔滑鐵盧戰場，評説拿破崙的功過；從比利時沿萊茵河來到日內瓦湖畔，詩人以昂揚的情緒追憶法國大革命，謳歌它的先驅者——啓蒙主義者盧梭、伏爾泰，表達自己對啓蒙主義者自由平等思想的忠誠。

第四章是在詩人流亡到意大利後寫成的。當時意大利正處於奧地利的統治之下，被分裂成許多的小邦。詩人用意大利光榮的歷史、意大利當時民族的災難，激勵愛國志士起來推翻奧地利的暴虐統治，實現民族的統一和解放。

第三、四章同前兩章相比較，恰爾德·哈洛爾德的形象減弱，而詩人本人的形象大大加強，拜倫把自己的所見、所感、所想，隨時隨地地自由地抒發出來，因此這兩章政論色彩表現的異常強烈。第三、四章創作時間正值意大利、希臘等國人民鬥爭高漲之時，而詩人又同鬥爭發生了實際聯繫，從而使他的創作獲得一種新的生氣和力量，表現出了對自由必勝的信念。

詩人在恰爾德·哈洛爾德的形象裏，反映出自己生活與性格的某些特點：高傲冷漠，放蕩不羈，對上流社會的憎惡和鄙視等。但主人公那種冷漠靜觀的消極的生活態度則和詩人不同。詩人熱切關注人民的鬥爭，焦慮着人民未來的命運與前途，懷抱着從事英雄事業的理想。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大陸處於社會關係動盪劇變的時期。一方面，封建勢力在法國大革命的衝擊影響下遭到秋風掃落葉般的打擊，逐漸露出頹勢，封建貴族愈益腐朽和沒落，同時，也在作最後瘋狂的垂死掙扎，侵略、掠奪與復辟的陰影時時飄蕩在歐洲的上空；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所輸送的革命思想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進了殖民國家追求獨立、民主和自由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樣的時代背景與拜倫獨特的生活道路相結合，激發了拜倫對封建統治勢力的瞭解和痛恨。同時，他的貴族身份不能給他貴族生活方式的現實，也促使他在他的精神世界走得愈來愈遠，《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中的主人公恰爾德·哈洛爾德，實際上就曲折地折射出他漂泊流離的生活和反對封建專制暴政的思想。 ^[1] 

1809年，拜倫大學畢業並獲得了貴族院世襲議員席位，可是，這依然沒有給他帶來巨大的財富，相反，他的自由主義進步傾向使他進一步孤立，並遭到上流社會的嘲笑和歧視，這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傷害，作為一種反抗，他選擇了情緒中心主義策略，開始了他的出國之旅。在遊歷途中，作為精神世界的追求和解脱，他開始積極創作，完成了《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的第一和第二章。出乎意料的是，回國後，這兩章作品一經發表，便引起了轟動，使拜倫一夜成名。 ^[1] 

《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有兩個主要人物：主人公哈羅爾德和抒情主人公。前者代表了詩人思想的消極方面；後者反映了詩人的民主傾向和革命熱情。哈羅爾德遊歷的路線把長詩連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抒情詩人的議論和抒情插敍豐富了長詩的內容，加強了感染力。

哈羅爾德是一個英國青年貴族，對本階級十分反感。他既不想對上層統治者逢迎拍馬，也不願與人民羣眾來往，終日陷於痛苦的深淵中。其痛苦的根源，找他自己的話説：“既不是愛情，也不是恨，更非卑微的野心難以實現”，“而是經歷、目睹和耳聞所引起的”。

哈羅爾德是一個憂鬱、孤獨、悲觀失落的漂泊者。他厭倦上流社會“酒醉飯飽”、“狂歡無度”的生活，也痛恨英國冷酷的“文明”和腐敗的習俗，因為這些是跟他的自由思想矛盾的。他不願與醜惡的社會為伍，於是他懷着憂鬱離開祖國，去浪遊海外。

在最初兩章中，他到了葡萄牙、西班牙、阿爾巴尼亞和希臘。他看到英國掠奪希臘古蹟毫不介意，經過好多古今戰場，他無動於衷，“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哈羅爾德這個形象具有典型意義，他概括了當時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許多資產民主知識分子既不滿現實，又找不到新的道路的典型特徵。

抒情主人公卻在精神面貌上和哈洛爾德不同，他是一位情感熾熱、精力充沛的觀察家和評論家，他對一切面臨的問題都做出積極的評論。他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態度十分明確。 ^[2] 

《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內容豐富、思想深邃。哈洛爾德是個虛構的人物，在長詩中起了串聯情節的作用。作品正是通過這個人物在歐洲的漫遊，描繪了那裏的旖旎風光、風土人情，憑弔和追憶了那裏的歷史，揭露和抨擊了那裏的時政，表現了作者反對侵略、反對壓迫、渴望民主、渴望自由的心聲，歌唱了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鬥爭的偉大。 ^[3] 

《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徵就是與社會對立的個人在詩中十分突出，即詩人的主觀抒情在詩中佔據突出的位置。書中情節只是表面上與那位站在作品中心的主人公形象（哈洛爾德）發生聯繫，實質上《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情節的全部結構都是為詩人的主觀抒情所決定的。這種主觀抒情，也是浪漫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在創作方法上最大的不同之處。

在《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中，恰爾德·哈洛爾德被塑造為一個英倫世家的公子，過着無憂無慮、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終於有一天，他厭倦了這種生活，開始出國遠遊。在旅行中，他不但欣賞了各地美麗的自然風光，熟悉了各個地方的風俗習慣，而且瞭解到希臘等國家的被奴役人民渴望自由解放的心聲。他對英國以及與之結盟的歐洲反動勢力所進行的侵略和掠奪充滿了憤恨，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稱他們表面上温文爾雅、心慈善良，而實則是“搶劫一個多難的國家的最後一批盜黨”。在《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三章，拜倫則直接表達了對一切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反對，他諷刺地指出，在歐洲神聖同盟旗幟下，封建勢力對被壓迫人民革命運動的鎮壓意味着那個時代重新開始“向豺狼頂禮”。他對拿破崙充滿了痛惜和糾結之情，既欣賞拿破崙在歐洲大陸掀起的革命狂飆，更惋惜他最終沒能戰勝自己的感情，成為“榮譽的犧牲品”，並使其他國家遭受不幸奴役。滑鐵盧之戰導致的拿破崙的失敗，也並沒有使歐洲更加進步和自由，這種政治觀念的困惑和糾結使拜倫困苦不堪，無法找尋現實的解決方法。在《遊記》中，拜倫還熱情頌揚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等國曾經輝煌壯烈的古代歷史，謳歌他們的英雄，讚頌他們英勇反抗侵略的光輝業績，以史鑑今，鼓勵各國被壓迫民族奮起反抗，為爭取自由和解放而奮鬥，拜倫本人也在對歷史的追溯中，激起了自身的革命熱情，勇敢地投入了希臘反抗土耳其奴役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可惜的是，年僅36歲的拜倫身染瘧疾，英年早逝，為希臘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獨立奉獻了自己的生命，他用他的詩篇、他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反抗封建專制統治的委婉動人的戰歌，他亦猶如一顆流星，剎那間照亮漆黑的夜空，給地球上渴望民主與自由的人們以心靈的啓迪和震撼。 ^[1] 

它首先表現在對英國、對以“神聖”之名結盟的歐洲反動勢力，及其形形色色的不義、掠奪和侵略進行無情揭露、憤怒譴責和辛辣諷刺。詩人評説那造成破壞的戰爭，無論往古還是當下，被“稱孤道寡的蟊賊”所發動均“害人不淺”，“上帝呵！你的地球難道必須作他們賭博的本錢”；怒斥那毀滅文物的劫掠，“以禽獸的行為殘酷地拆下古代的遺蹟”，“硬把不甘心的神明搬送到北國”。《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的前兩章，將英人在歐洲的所作所為大白於天下：以救世主姿態出現，實際幹着趁火打劫勾當，“自由的不列顛”成了“搶劫一個多難的國家的最後一批盜黨”；責罵竊取希臘聖蹟的蘇格蘭人艾爾金勳爵，“血液和他家鄉海邊的岩石一般冰冷，心靈跟岩石一樣麻木、僵硬”；為有這樣的同胞而痛心，嘆息“愛自由的人民不應傷害曾經自由的東西”。在第3章裏，詩人借滑鐵盧戰場抒懷之便，譴責歐洲一切形式的專制，尖鋭指出，在“神聖同盟”卵翼下復活起來的歐洲封建勢力的猖獗，標誌着“向豺狼頂禮”重新開始。打敗拿破崙，世界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拜倫的深刻之處在於，他啓示讀者質疑：英國人的勝利，意義在哪？“高盧也許就此變一匹馬，受繮繩的束縛；但世界能更自由了嗎？”因此，對待“法蘭西的墳墓，要命的滑鐵盧”要具體分析，“應先把效果估計，再來頌揚這種勝利”。且由是而對一向欽佩的波拿巴給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這“世界的征服者與俘虜”最終“成了榮譽的犧牲品”，是的，也許因為太過虛榮，虛榮使之剛愎傲慢，這在大人物身上有時就成了致命的缺陷，所以，“你能傾覆、統治和重建一個帝國，卻管不住自己最起碼的感情，無自知之明，不知盈虛的道理，人有旦夕的禍福”。詩人的觀察不獨停留於國際政治、軍事、外交層面，還觸及個性深處和宇宙規律的奧秘。 ^[4] 

其次，對各國人民爭取自由、獨立和解放的鬥爭熱烈讚揚，並寄予同情和聲援；謳歌西班牙、希臘、意大利等國“壯烈的古代”，以激發這裏的人為自由而戰，成為長詩最激動人心的主旋律。無論盛譽西班牙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傳統，歌頌她的兒女反侵略的英雄業績；還是痛悼希臘被土耳其奴役的現實，憑弔古戰場追念故國之偉大；或者緬懷古羅馬的無上光榮——那“曾是國民皆國君之國”“征服陸地和海洋”——表示自由終將會取得勝利；無非都是一個意思，便是放棄幻想，靠自己的力量獲得解放。 ^[4] 

《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中哈洛爾德的孤獨、抑鬱，乃至悲觀。他鄙視上流社會的虛偽、狡詐、假意逢迎、溜鬚拍馬，他為尋找那份人類的純真而遠走他鄉，把自由的狂想揣在心裏，試圖從異域他鄉找到自由的種子。然而，隨着哈洛爾德的不斷旅遊，他卻愈益感到人心不古和世態炎涼，他用一種近乎抑鬱的眼睛旁觀某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應該説，拜倫寫到這一章的時候，自身也充滿着困惑，他還沒有從沉重的現實中找到實現自由和夢想的方法和途徑，內心一直伴隨着衝突，一如哈洛爾德的遊歷，所到的地方几乎全是英靈聖蹟，都是人類英雄的“昨天”，與當時的時代現實格格不入，“今天”幾乎被忽視了，被壓抑在心靈的角落，而哈洛爾德的心也變得冰冷，開始鄙視這個世界，然而，他卻又對世人具有不可思議的熱情，使他願意為世人贏得更美好的未來。哈洛爾德身上的這種矛盾人格，使他有時無所事事，有時又洋溢着革命熱情。他洞察時事，勇敢揭露時政弊病，堅定無畏，儼然一個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英勇鬥士。拜倫對哈洛爾德矛盾人格的刻畫極具人格魅力，真實而生動，也成為拜倫式英雄人物的典型，一方面，他們困惑、孤獨、抑鬱而悲觀，一方面，性格又十分叛逆，不滿現實，桀驁不馴，富有抗爭精神。他們既對貴族階層極力反對，又不想與普通人民羣眾有所聯繫，因此，經常使自己陷於困苦的精神深淵。其精神淵源，大概與拜倫的人文主義思想和受到法國大革命思想影響有關，促使哈洛爾德們更多地思考關於人自身的問題，如平等、自由、尊嚴等，並獲得前進的動力，從而迸發出人性的不屈不撓、勇於奮爭的精神之美。 ^[1] 

有人説，恰爾德·哈洛爾德的形象有着拜倫明顯的自傳性質，其實不盡然。在這部作品中，拜倫覺得按照查爾德#哈洛爾德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的這一性格，不能表達詩人自己對所有事情的積極關注，於是他索性把恰爾德·哈洛爾德放在一旁，自己站出來説話，表達了他對一切壓迫者的抗爭和對一切不幸者的同情。如果説恰爾德·哈洛爾德的形象中有詩人拜倫部分的生活影子，也是符合實際的。因為拜倫畢竟是一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的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和個人主義、悲觀主義的立場，當然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從而損害了作品的思想價值。 ^[3] 

《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屬於遊記體的敍事長詩，作品有濃郁的主觀抒情色彩。該詩除了有恰爾德·哈洛爾德這一主人公之外，還有一個抒情主人公，就是詩人自己。恰爾德·哈洛爾這一形象，正如前文所説，在作品中僅起到串聯情節、結構故事的作用，可把他稱作敍事主人公。而抒情主人公即作者自己，在作品中公然站出來，面對現實，直抒胸臆，天馬行空，不受羈絆，愛其所愛，憎其所憎，其浪漫主義的藝術傾向強烈地感染着後世成千上萬的讀者。 ^[3] 

浪漫主義作家接受盧梭和18世紀感傷主義文學中“迴歸自叢”的思想影響，聲稱自己是“自然詩人”。重視寫景抒情，寄寓情懷，以表達他們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反抗，抒發自己對自由的嚮往和理想的刻求。在這方面，《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無疑是成功的範例。抒情主人公熱愛大自然，把大自然當作自己的“知友”，“細讀陽光寫在湖面上的詩篇”，拜倫以飽茲感情的筆觸所描繪的大自然，無論是波濤洶湧的大海，日夜奔騰的江河·還是挺拔峻峭的山峯，雄偉驚險的戰場，抑或是瑰麗多采的田園，風景如畫的山村，……無不逼真傳神，栩栩如生，充滿着活力，跳動着詩人的脈搏，請看長詩開篇“晚安曲”的描寫： ^[5] 

“再見，再見：我的家鄉，

快消隱在衞色的波濤上，

海潮在咆哮，晚風悲嘆，

成羣的海鷗呀厲聲呼喚。

夕陽在海邊漸漸下墜，

我們的船兒揚帆追隨；

再見吧，太陽；再見，

我的祖國一祝你晚安！” ^[5] 

詩人用真切的語言描繪了特定環境中的富有特徵的景物，將依依離別的感情溶注到景物描寫之中，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發揮了寄情於景的動人作用。這正如德國大詩人歌德所讚揚的那徉：“對，拜倫在這方面是偉大的，他的描繪有一種信手拈來，脱口而出的現實性，彷彿是臨時即興似的。” ^[5] 

另一個顯著特徵點是鮮明的對比手法。拜倫運用此描寫方法，其目的是突出表現他所要強調的內容。例如，自然與社會的對比，人民與統治者的對比。

藝術對比是浪漫主義詩歌重要的表現手法。法國作家雨果在1827年寫的《〈克倫威爾〉序》，被看作是浪漫主義的宣言書，他在這篇著名的論文中，提出了美醜對照的藝術原則，為藝術家所遵循。其實，早在這篇論文發表之前的十餘年，拜倫的《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中就具體實踐了這一原則，這部長詩對藝術對比的運用，多種多樣，比比皆是，概言之，這裏有希臘人民的愛國壯舉與皇親國戚賣國求榮的對比；希臘光榮的過去與屈辱的現狀對比；被壓迫者艱苦卓絕的鬥爭與反動統治階級紙醉金迷的生活的對比；各國人民敦厚熱情、豪爽勇敢與英國貴族奢侈揮霍、自私自利的對比；壯美的自然景色與黑暗的社會現實的對比，等等。通過上述種種對比，加強了詩篇畫面的立體感，充分地表達詩人的愛憎，深化了作品的題旨，增強了長詩扣人心絃的藝術魅力。 ^[5] 

總體上看，拜倫是個諷刺詩人，英語也是種長於諷刺的語言而英國文學又具有偉大的諷刺傳統，他乃該傳統最出色的傳承者和發展者——儘管茲時還剛拉開帷幕，及到《唐璜》，就成名副其實的諷刺之王了——一般來説，其諷刺無處不在，尤其那些議論性的詩行，只是不着痕跡而已，當然也更耐人尋味。舉一例：（譏嘲為暴君丟了命的炮灰們）“他們的名字，用作短命的詩歌題材或許會保存在歪詩裏”；再一例：（譏嘲墮落的民風）“愛情和祈禱不分。或者祈禱完了就去談情”；又一例：（譏嘲水性楊花）“她是否像有些女人，愛自己的丈夫；或者愛別人的丈夫呢？”微妙的諷刺潛隱在詩句的脊髓裏。 ^[4] 

長詩最具創新處可能表現在敍事結構上。它既不是通常的第三人稱，也不是純粹的第一人稱，而是被賦以如此一種形式，即在基本的第三人稱敍述體系中，自如地插入第一人稱的抒情或評點。該結構方式的最大特點在於給了詩人比較充分的自由，他可以不太顧忌約束髮揮其絕對的主體性，因此便能夠天上地下、打破時空序列、任由思想的翅膀馳騁翱翔。當然，保持敍述事件必要的連貫與進展也是一個挑戰，虛構的哈洛爾德於是派上了用場，他被敍述者推着行進在大致規定的路線上，從而保持了長詩的統一性。此結構與其説適應記錄巡遊事件的需要，不如説便於主觀抒情的方便，最契合浪漫主義的天馬行空。何以詩人經常借題發揮，洋洋灑灑、滔滔不絕，使表現的天地無限廣闊，原因在茲。這頗合拜倫個性的結構方式屢見於其後來的創作，及《唐璜》臻於從心所欲的至高境界。 ^[4] 

浪漫主義詩歌往往塑造孤獨的叛逆形象，揭示個人和社會的對立，宣揚個性解放的思想。《遊記》中的哈洛爾德，是英格蘭的貴族青年。原先，他沉醉於通霄達旦的狂歡，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後逐漸厭倦了這種上流社會的空虛、無聊的習氣·不滿英國冷酷的“文明”，為了排遣內心的憂鬱、苦悶，便決定走出罪惡的旋渦、遠離家園故園，“去浪遊海外炎熱的地方”，尋覓人生出路。然而，他孤獨高傲的性格，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未能給他帶來新的祈求和希望。在最初的兩章裏，這位優鬱的主人公，對葡萄牙的自然風光，對西班牙人民抗擊外國侵略者的英勇鬥爭，視若無睹，無動於衷；經過“舊日的戰場”，“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即使對於愛情，也不能，點燃他的心靈之火。因此，他逃避生活，離羣索居·也就無法得到他所渴望的自由，求得內心的平衡。在長詩的第三章，詩人指出哈洛爾德“自己最不適合與人們為伍”，他“孤獨而且驕傲，寧離人間去獨自生存”。 ^[5] 

總之，他不願接近羣眾，沒有勇氣去幹預生活，始終未能擺脱他那優鬱、孤獨、失望的個人主義和悲觀情緒，哈洛爾德的形象概括了當時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資產階級民主知識分子既不滿現實又找不到出路的典型特徵，是拜倫世界觀中消極方面的反映，正如別林斯基所説，拜倫通過“各種奇妙的藝術形象”，傳達出“自己高傲心靈的嘆息”，哈洛爾德是詩人筆下第一個“拜倫式英雄”，屬於歐洲許多浪漫主義作家所塑造的身患“世紀病”的“世紀兒”之一，為浪漫主義詩歌人物形象刻畫方面的重要標誌。 ^[5] 

1812年，當他的代表作《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公之於世時，立即轟動了英國乃至歐洲文壇，人們爭相傳閲，以致名聲驟增，超越了那時以撰詩而聞名的司各特，詩人自己也非常得意地説：“一夜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了名人，成了詩壇上的拿破崙。” ^[5] 

從影響的廣、深、久來説，英國大詩人拜倫，在浪漫派文學中無人能與之比肩，他的創作，以鏗鏘之音表現歷史與現實的重大問題，乃社會之最進步的呼聲;其灑脱從容的卓越詩藝，猶貓玩鼠於股爪，隨心所欲到出神入化，更難尋頡頏者。長詩之獲得巨大成功絕非偶然，即使經過近200年的歲月滄桑，人們仍然對其愛不釋手，被它的博大精深、激情洋溢和憂惋韻致所震撼。 ^[4] 

拜倫（1788—1824），獨步古今的天才詩人，在波瀾詭譎的浪漫主義文苑詩壇上，他是手握如椽之筆，流金溢彩；在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的政治舞台上，他又是身着戎裝，叱吒風雲，為民主和自由而戰的堅強鬥士。拜倫只活了36歲，被評論家稱為是19世紀初英國的“滿腔熱情地辛辣地諷刺現實社會”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