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外無理

語出《傳習錄》上：“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所以某説，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心指人的意識，理指儒家道德規範等。守仁的心外無理，主要是針對程朱的理在天地萬物的思想而提出的。程朱認為，宇宙間有一個至高的永恆的太極之理，其內容即仁義禮智。太極普遍地落在萬事萬物之中，構成它們的本性，既是它們的必然而不容已的規律，又是它們當然而不可易的標準。人的性就是這個太極之全體，但它還不是人的現實的意識。人要想認識它，使之成為行動的指南，就要做格物致知的功夫。程朱還認為，人心雖靈而有知（對仁義禮智之知），但是這知開始是很不完全的，因此需要推廣已有的知，即做致知的功夫。不過致知依賴於格物，只有藉助於格物，就一件件的事物而窮其固有之理，才能使人心中的知擴大推廣。王守仁認為，所謂理不是萬事萬物的運行規律，只是人自己的當然而不可易的道德標準。它只在人心不在外物，如孝親之理不在親的身上，忠君之理不在君身上，只在人心之中，是人心的孝親與忠君之心。有孝親忠君之心，即有孝親忠君之理；沒有孝親忠君之心，就沒有孝親忠君之理。因此，理不在心外。人要求理，只應在內心求，不必格外物。他在貴州龍場大悟之後所得到的最重要的體會，就是認識到“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傳習錄》下）；“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年譜》正德三年）。他把理亦即人的道德觀念看成是先驗的東西，這是不對的；但是他把自然規律和價值規範區分開來則是對的，這就避免了朱熹將二者混為一談的錯誤。

明代哲學家湛若水主張“隨處體認天理”，“隨處”既包括心也包括物，這裏顯露出程朱的影響。王守仁雖然在基本方向上與若水是一致的，但對於他的這個命題持批評態度，認為這樣説就意味着心是不夠的，因而要向外尋求心性之理。

心外無理受到當時和後來的許多哲學家如羅欽順、王夫之等人的批評。他們認為堅持這個觀點與心即理的觀點一樣，否定了人的道德規範的客觀性，以為道理全是人的主觀安排，最終落入禪學“即心是佛”、“明心見性”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