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庵記

舊中涓範君養民²，以崇禎十七年夏³，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為黃冠⁴。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⁵，名曰復庵。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⁶。而範君固非方士者流也⁷。

幼而讀書，好《楚辭》⁸；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⁹。為東宮伴讀¹⁰。

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¹¹，範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¹²，將盡厥職焉¹³。乃東宮不知所之，而範君為黃冠矣。

太華之山¹⁴，懸崖之顛，有松可蔭，有地可蔬¹⁵，有泉可汲¹⁶，不税於官¹⁷，不隸於宮觀之籍¹⁸。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¹⁹，東向以迎日出。

餘嘗一宿其庵。開户而望，大河之東²⁰，雷首之山蒼然突兀²¹，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²²，固範君之所慕而為之者也²³。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²⁴，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煙之表²⁵，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範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²⁶。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²⁷，宮闕山陵之所在²⁸，去之茫茫²⁹，而極望之不可見矣³⁰，相與泫然³¹。

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範君之志也。 ^[3] 

明朝太監範君養民，在崇禎十七年夏天，從北京徒步進入華山當道士。幾年之後，才在西峯的左邊建了一棟小房子，名叫復庵。華山下面的賢士大夫很多和他交遊，華山周圍的百姓都相信他尊敬他。可是範君並不是一般的出家道士呀！他年幼時讀了很多書，特別喜歡《楚辭》，諸子百家和經史之類的書籍大都閲讀過。他曾做了太子的伴讀。當李自成從北京挾走明思宗的太子和定王永王以後，範君料想他們一定將向西方逃走，於是拋開自己的家來到關中，打算盡他的職責。可是太子不知道到哪裏去了，所以範君就當了道士。

在太華山，懸崖的頇上，有松樹可以遮蔭，有土地可種蔬菜，有泉水可以飲用，這裏不向官家納税，也不列入寺廟財產的登記冊上。華山下有些人給他木料，他就建造這個房子住下來。共有房屋3間，面向東方可以看到太陽昇起。

我曾經在這裏住過一夜。早上開門遠望，看到黃河的東面，有雷首山蒼翠的高高地聳立着，相傳商代遺民伯夷叔齊兄弟曾在山上采薇而食最後餓死。那些山峯好像拱手為禮似的站在那兒，伯夷叔齊的事本來就是範君所敬慕而想這樣做的。再從雷首山向東看。就是汾河的一個曲折處，那裏有綿山在雲煙中若隱若現，好像看見春秋時的介子推，他曾跟着晉公子重耳在外流亡19年，後來重耳回國而介子推卻隱居在綿山，這又是範君有志仿效而沒有做到的啊。再從綿山向東望，在太行山、碣石山之間，就是明故都北京和明皇陵所在的地方，因離那裏非常遙遠，盡力望也望不見，彼此就傷心地哭了！我寫了這篇記，留在山中。讓後來的君子登上這山時。不要忘記範君的志向啊。 ^[1] 

清兵入侵之時，顧炎武堅持抗清，為了免遭迫害，他背井離鄉，遍遊各省。《復庵記》這篇文章就是顧炎武在暮年之際登上華山，宿於復庵之時，為道土範養民所建造的庵室所作的。範養民原是明末宮中的一位內侍太監，擔任東宮伴讀，明朝滅亡後，便隱居於華山之中，門楣上大書“復庵”二字。 ^[2-3] 

關於《復庵記》的結構，一般分為三個自然段，第一段寫範養民創建復庵的始末，第二、三段寫復庵環境並抒發忠於明室的思想感情。這固然不失為一種分法。但在玩繹全文以後，如果把此篇分為一綱四目，即綱與目兩大部分共五個自然段再加一結尾，或許更有助於理解全文的思想脈絡。

一綱是指從開篇至“而範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在這總綱中，先點題；題目既是“復庵記”，便要記復庵的結廬時間、地點及其創建者範養民。在時間、地點和人物中，人物是作者記敍的中心，因而先交代了範養民的官職為明朝的內侍太監。又説他於崇禎十七年，即明亡的1644年，從京師北京徒步入華山當了道士。其中的原因沒有立刻交代，卻埋下了伏筆。過了“數年”，方始在華山的“西峯之左”蓋了房子，取名叫“復庵”。接着又説：“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用烘雲托月的手法從側面寫人們對範君的仰慕。仰慕之人既“賢”且多（“環山之人”），足見範君之不凡，從而自然帶出總綱的末一句：“而範君固非方士者流也。”這一句承上啓下，是綱與目的紐帶，既與篇首寫人的筆墨相呼應，並總括了第一段，同時又引起下文進一步寫出範養民的經歷及其思想感情。

“綱舉目張”。以下四段便圍繞總綱次第展開。

第二段承總綱的“舊中涓範君養民”一句而來，採用回敍的方法，介紹範養民原為太子伴讀，讀過許多書，尤其愛好洋溢着愛國思想的楚辭，既可從中看出其學識之廣博，又可悟出其忠君報國思想之淵源所自。

第三段承總綱的第二句“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為黃冠”而來，使總綱中埋下的這一伏筆得到顯現；同時又在上一段揭示範養民忠君報國思想淵源的基礎上剝進一層，寫出他忠君報國的具體行動。範養民知道李自成將挾持東宮二王向西敗走，便棄家趕到關中，希望有朝一日仍能盡到自己作為中涓的職守，但因二王下落不明，便出家當了道士。

第四段承總綱的第三句“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日復庵”而來。太華為華山的主峯。作者用三個“有”字和兩個“不”字領起的兩組排比句，分別寫出了範養民及其復庵所處的自然環境與政治環境。自然環境是優美的（“有松可蔭”），可以自給自足（“有地可蔬，有泉可汲”）；政治環境既可“不税於官”，擺脱清廷的剝削，又可“不隸於宮觀之籍”，不像一般寺廟那樣要人於地方官吏的簿籍受到管束。行文至此，“復庵記”之“庵”字已經豁然在目，而”復”字之意雖已略露端倪，但尚未和盤托出。

第五段承總綱最後句“而範君固非方士者流也”而來，是“復庵記”的重心所在。從行文看，前面數段都是作者客觀的敍述，作者似置身於庵外；而此段劈頭一句“餘嘗一宿其庵”，作者已入復庵之中，向讀者娓娓地講述自己的所見所感，令人更覺親切可信。“開户而望”是全段之眼，在富於動感的這四個字的統領下，三個富於寓意的境界在望中由近及遠地逐一展現：首先見到的是大河之東的雷首之山。它那“蒼然突兀”的高大形象令人神思飛越。商朝末年的臣子伯夷、叔齊為了表明自己忠於故商的氣節，不食周粟，寧可在山中采薇充飢以致餓死。如今似乎還能望見他們活在山中，彼此正謙讓着作揖相見。作者指出，這確實是“範君之所慕而為之者也”。從雷首之山再向東望去，彷彿見到在汾水拐彎處的出沒於雲煙之外的綿上之山，當年介子推幫助晉公於重耳復國，回國後被遺忘，末受封賞，隱居在這山中。作者指出，效法介子推，這是“範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範養民有復明滅清之志，這一點可以追蹤介子推，但可嘆者，不能像介子推那樣功成而隱。最後，從綿上之山再向東望去，則是太行山與碣石山之間的明代故都所在，明王朝當年的宮殿、明代皇帝陵寢都在那裏。然而，“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對於有着亡國之痛的臣子説來，故都的宮闕山陵比之於雷首之山與綿上之山，關係更為密切；愛而不見，作者與範君自不免要“相與泫然”了。

這一段所寫的三個層次都以“望”字統領，但其內涵有所不同：第一層，雷首之山是可以望見的，寫伯夷、叔齊是範君所仰慕和師法的；第二層，綿上之山，如將見之，顯然望不見，寫介子推之志，範君雖有而無法實現；第三層，宮闕山陵，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象徵着範君（並作者）復明之志雖存，但希望卻更為渺茫。行文至此可以發現，歷數年之久，方始選定在華山的“西峯之左”創建的“東向以迎日出”的“復庵”，原來是如此深寓着範君思念故國、復明滅清的良苦用心的。

作為一綱四目的總結的，是篇末的這幾句話：“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範君之志也。”點明《復庵記》的寫作意圖是要激勵後來者發揚愛國主義的精神。顧炎武曾以“蒼龍”“老樹”自喻：“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又酬傅處士次韻》），表明自己愛國之心至死不渝。但是，反清鬥爭的失敗，加之他漸趨年邁，因而只好把復明滅清的希望寄託在後輩身上，寫下了這篇《復庵記》以激勵後世之人的愛國感情。結尾這幾句話使“復庵記”的“復”字含義更深一層，從自身推向後輩，從眼前推向將來，使全文在句絕處盪開一個又一個漣漪。

在藝術上，《復庵記》充分體現了顧炎武散文純樸渾厚的風格特點。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將自然環境、地理位置與歷史典實結合，於微塵中轉大法輪，於尺幅之中展現千里之勢。歷來的“記”，大多就事論事。多作實錄之筆而少有寓意，如記述居處的方位就只是記述方位而已。但此文不同，寫復庵，先説其地理位置在華山“西峯之左”，之後又重申“東向以迎日出”。接着，緊承“東向”而來，先寫大河之東的首陽山，次寫“自是而東”的綿上之山，再寫“又自是而東”的太行、碣石之間的宮闕山陵。作者通過復庵的東向，由地理位置引出歷史典實，把讀者的視線聚集到伯夷、叔齊、介子推及明代的宮闕山陵上，從而使讀者的空間想象與時間想象融成一片。作者的愛國激情像是觸媒劑一樣，將歷史與地理、時間與空間熔鑄成了一個藝術整體。因此，一個向東的小小的復庵，竟然能載着讀者飛越空間與時間的長河，升騰到愛國主義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第二，記敍、抒情與議論的結合，是《復庵記》在藝術上的又一特點。《復庵記》屬於記事體，但是，如果沒有抒情與議論，就很難牽動讀者的情感。如果説，前四段主要是敍事，那麼第五段則主要是抒情與議論；前四段是實寫，第五段則主要是虛寫；如果把前四段比喻為全篇的形體，那麼第五段就是靈魂。第五段藉助一個“望”字得以窺見範養民內心深處的隱秘，同時作者又把自己的亡國之痛與復明之志順勢帶出。一個“望”字把空間聯想與歷史聯想結合起來，使幾個時代不同的歷史典實與甚至望不見的空間熔鑄在一個畫面上，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使讀者視通萬里，思接千載。可見，作者思念故國之情達到了何等感人的地步，終於推到“相與泫然”的最高點。“相與泫然”，作者與範養民的感情已經完全交融在一起，真可謂高山流水有知音了。

從顧炎武的文學觀點看，他力主文須有益於天下，詩須以言志為本，詩文的宗旨在於起衰救頹，而非譁世取寵。明末清初，士大夫改仕清朝，喪失民族氣節。顧炎武對此深惡痛絕，曾提出“行己有恥”的口號，斥士大夫的無恥為“國恥”。由此，不難理解顧炎武要作《復庵記》以極力稱頌範養民的志節的緣故。顧炎武力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種民族的責任感和愛國主義精神激勵着不少有志之士。但是也應該看到顧炎武的歷史侷限和階級侷限，他的愛國思想、民族氣節是與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雜然相陳的。《復庵記》的主導思想傾向儘管值得珍惜，但其中表現出的忠君思想則是應該加以揚棄的。 ^[3] 

貴州師範大學副教授汪泰陵：文章純樸渾厚，融記敍、抒情與議論於一爐，字字句句飽含着作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和民族精神。（《清文選》） ^[4] 

顧炎武（1613~1682），初名絳，字寧人，明亡後改名炎武。江蘇崑山亭林鎮人，學者稱亭林先生。明清之際傑出的思想家、學者。他一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少年時參加“復社”，反對宦官權貴。後又參加抗清起義。多次拒絕清廷薦舉。其研究學問、為文作詩，都主張經世致用。他的文章，內容充實，結構嚴密，且文情並茂。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痛書》《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