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國家積貧積弱，中華典籍散佚嚴重，徐行可奮然以救書為己任。他牢記好友、國學大師黃侃之言“當今國家，第一當保全匡郭；今日學術，第一當保全未來”，一切聲色貨利悉謝不顧，全心致力於古籍的蒐集。

至新中國成立之初，徐行可漚心收藏的古籍近千箱，所涉數千種類，總共10萬冊。其中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萬冊，所藏古籍在全國文獻普查中定為研究級學科藏書，極具學術研究價值。據不完全統計，徐行可珍藏的孤本數以百計，如《春秀堂詩經真本》五卷（清）、《黃鶴樓集》三卷（明）等為稀世之本。

徐行可散盡家財收藏的書畫、碑帖、印章、銅鏡等共7700餘件，均為珍貴的歷史文物和書畫藝術珍品。在書畫一項中，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就有明末四大書家之一董其昌書畫作品12件，明代“江夏畫派”創始人吳偉書畫精品等。

1956年，經多方奔走協調，徐行可首批500箱6萬冊古籍圖書捐贈給中科院武漢分院。接受捐贈後，該院獎勵其2萬元。徐行可坦言：“我是捐書，不是賣書。”徐行可用這筆獎金在北京古籍書店購得《武英殿聚珍版叢書》631冊後，再次全部捐至中科院武漢分院。

1959年，一代收藏大家徐行可因病去世。其子女承其遺志，聯名致函省圖書館，將餘藏4萬冊古籍予以捐贈。與此同時，所藏7700餘件珍貴文物悉數捐至成立不久的湖北省博物館。1961年，中科院武漢分院受贈古籍歸藏至省圖書館，徐行可收藏的10萬件古籍在此完成“合璧”。

徐行可國學功底深厚，又精通日文、英文，且精於目錄、版本、校勘、錄略之學。這緣于徐行可認定“藏書家一定是學問家，大藏書家一定是大學者”的理念。在數十年的古籍文物收藏生涯中，徐行可訪書、購書、讀書、校書、藏書，其“痴”為學界所感懷。

徐行可訪書足跡遍佈東西南北、名都大市，但他志不在山水名勝。民國初年，浙江南潯藏書家劉承幹建造嘉業堂藏書樓，收藏有18萬冊藏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北京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多次前往尋訪借書。徐行可聞之後，帶上兩個抄書之人一同前往，一住就是兩年之久。期間，不僅抄錄了《華陽陶隱居集》、《喻林》等大批善本、批本，還開闊了眼界，增長了校勘學、目錄學的知識。

徐行可一生節儉，連撰寫文稿都多用破舊廢紙，其子婚時寄去的賀柬，竟寫在香煙盒紙上。而對收購古籍，卻毫不吝惜。明崇禎刊本《皇明經世文編》，當時在全國僅存4部，徐行可從一書商處獲得此書信息後，對方開口700大洋，這是當時藏書家咋舌的價錢。而徐行可狠下心來，最終成交。

精細讀書，弄清版本與作者，及古籍文獻的來龍去脈，是徐行可始終堅持做的功課。對所藏之書，往往認真分編、批校或題識，以方便學者之用，徐行可表現出一個收藏大家的學者風範。《新疆藝文志》、《經稗》、《治齊讀詩蒙説》、《三國志注補逸文》、《史記校》等，徐行可密密麻麻或加以點校、或撰寫題跋，令學界晚輩讚歎不已。

抗戰時期，日軍轟炸大武漢。徐行可心憂武昌藏書樓的安危，將數萬冊古籍裝箱，往返於長江兩岸，用船運至漢口租界。1944年，日軍轟炸漢口，空襲地點距藏書處僅咫尺之遙，家人鄰里勸其躲避，徐行可堅決不從，誓與書樓共存亡。

對一般收藏家而言，往往對珍貴古籍秘不示人，並以此告誡子孫。徐行可堅持“不為一家之蓄，俟諸三代之英”、“願孤傳種子化作千百萬身，惠及天下學人”。國學大師黃侃編撰《説文略説》、《聲韻略説》、《爾雅略説》等教學講義，徐行可所藏古籍派上了大用場。其編撰的鴻編鉅著《文章志》，也得益於徐行可提供的20多種古籍文獻。

近代著名學者張元濟，為出版《茗齊集》，花10年時間尋訪所需古籍而不得，終於徐行可處獲得大部分殘本。徐行可毫無保留一併相借，使《茗齊集》得以配齊，並輯入《四部叢刊》續編中。

據記載，慕名造訪或借閲徐行可古籍文獻者，著名學人多達數十人。楊守敬、胡適、章炳麟、徐森玉、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沈祖榮等，在他們的學術研究或創作中，均得到徐行可藏書的有力支援。

徐行可窮其一生收藏的10萬冊古籍中，經部達1.5萬冊、史部1.5萬冊、集部1.9萬冊、子部1.3萬冊，叢書2.1萬冊。在省圖書館收藏的5萬冊古籍善本中，徐行可捐獻圖書佔據半壁江山。其中，徐行可所捐清紀曉嵐批註過的乾隆二十年刻本《史通訓故補》二十卷，成為省圖書館鎮館之寶。

湖北省圖書館獲贈徐行可收藏古籍後，日益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國內知名學者爭相查閲有增無減。著名學者黃焯整理黃侃遺稿，通過徐行可收藏，成書《黃侃論學親著續編》、《爾雅音訓》、《文選評點》等，其撰《詩説》、《經典釋文匯校》等書，無不參閲徐氏藏書。著名作家姚雪銀創作長篇小説《李自成》、省京劇院排演京劇《徐九經升官記》，也大量參考了徐行可所藏史籍。

世紀之交，我國編輯出版繼明《永樂大典》之後的最大類書《中華大典》，其中《明清文學分典》和《語言文字典》由我省編纂，徐行可所捐藏書成為重要的文獻寶庫。在編纂《四庫全書》系列中，由省圖書館提供的270種影印底本中，徐行可藏書佔到一半。

湖北省修復一代名樓黃鶴樓時，徐行可收藏的海內僅存明萬曆刻本《黃鶴樓集》，為黃鶴樓修復設計和建設人員提供了重要參考，黃鶴樓為此陳列該影印本。《黃鶴樓集》盡收歷史上有關該樓詩文，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言：“此集與斯樓兩相輝映，共為江山生色。”

國務院高度重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湖北省圖書館推薦整理的徐行可藏書供影印出版多達160餘種，其中包括《黃公説字》、《湖北舊聞錄》、《經雅》、《字雅》、《文廷式集》等一大批海內僅存的珍、善本和抄、稿本。徐行可藏書為搶救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徐行可捐贈至省博物館的書畫、碑帖、銅鏡等，是省博物館傳世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數量豐富，品質也屬上乘，相當數量的贈品被鑑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具有極高的文物和學術研究價值。

光陰荏苒，50年前一代收藏大家徐行可的那次捐贈，留在了人們的記憶與感懷中。徐行可所捐古籍與文物，將永遠閃耀出奪目的學術光芒。

那一張張存留的徐行可捐贈憑證，經過半個世紀的洗禮，已經發黃，而一代收藏大家徐行可的愛國情懷、慷慨義舉，卻如黃金般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