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雅

1932年8月，徐俊雅出生在河南省尉氏縣城關鎮一個書香門第。雖然沒正經上過學堂，但在身為私塾先生的父親的教育下，徐俊雅從小就積累了頗為豐厚的文化底子。

1948年，焦裕祿隨軍南下，從山東解放區來到河南省尉氏縣大營區開展剿匪反霸和土改工作。1950年2月，由於工作出色，焦裕祿由大營區調任青年團尉氏縣委副書記。同年6月，河南省團校舉辦培訓班，尉氏縣選招了一批青年參加學習，徐俊雅就是其中一員，焦裕祿是他們的負責人。在這個培訓班上，焦裕祿和徐俊雅相識了。學習期間，徐俊雅一遇到困難就會向比自己大的焦裕祿請教。焦裕祿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參加革命工作時間長，加之勤奮好學，對所講的課程理解得很透徹。所以，無論多麼深奧的知識，經他一解釋，就讓人豁然開朗。在焦裕祿的幫助下，徐俊雅進步很快。在培訓班的結業測試中，徐俊雅的成績優良，達到了一個團幹部的標準。學習結束回到尉氏縣後，徐俊雅就留在了青年團尉氏縣委工作。

在省團校幾個月的培訓中，徐俊雅和焦裕祿朝夕相處，共同學習。她從心底感到焦裕祿為人忠厚，待人熱情，平易近人，是自己心目中最敬佩的人。當得知焦裕祿已經離婚還沒有再婚時，這個剛滿18歲的姑娘對他便多了些情愫。一天，徐俊雅懷着心思來到團縣委，被從焦裕祿宿舍傳出的優美動聽的二胡聲深深吸引，便推門進去説：“你的二胡拉得很美呀！”焦裕祿一看是徐俊雅，就解釋道：“在南下路上，黨組織分配我搞宣傳，這樣逼着我學會了拉二胡，當演員。俊雅同志，你演過戲嗎？會不會唱？”徐俊雅答：“演過一次，能唱幾句。”焦裕祿興奮地説：“那好哇！為配合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咱們排演幾齣戲吧！”徐俊雅問：“你考慮排演什麼戲？”焦裕祿隨口回答道：“還演《血淚仇》和《白毛女》吧！”徐俊雅若有所思地説：“我提議咱倆演一出《小二黑結婚》，你扮演小二黑，我扮演小芹……”雙方一問一答，兩顆心也越走越近。

一次，焦裕祿要給上級團委寫一份工作彙報，讓徐俊雅幫忙收集一部分資料。徐俊雅覺得這是向焦裕祿挑明心事的好機會。兩人各自談了對婚姻的打算，初步商定：進一步互相瞭解。從此，焦裕祿和徐俊雅的接觸、交往更加頻繁了。兩人經常漫步在縣郊的田野上，坐在皎潔的月光下，談個人志向，談革命理想。經過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談，兩人定下了終身大事。由於焦裕祿大徐俊雅10歲，而且兩家的距離太遠，這段戀情一開始就遭到了徐家人的反對。但徐俊雅表示，非焦裕祿不嫁；焦裕祿也表示，非徐俊雅不娶。

1950年底的一天，經組織批准，焦裕祿牽着徐俊雅的手，在團縣委會議室舉行了一場簡樸但熱鬧的婚禮。焦裕祿拉二胡，徐俊雅唱《小二黑結婚》中小芹的唱詞，引來眾人的一片喝彩。就這樣，一位英武的山東好漢與一位漂亮的河南姑娘，組成了一個美滿幸福的革命家庭。

在尉氏縣，他們一起發動並帶領人民羣眾開展剿匪反霸及土地改革，積極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1955年至1964年，徐俊雅跟隨焦裕祿先後在洛陽礦山機械廠、大連起重機廠、尉氏縣糖煙酒公司、蘭考縣統計局等單位工作。其間，他們的5個孩子先後降生，徐俊雅還把焦裕祿與前妻所生的大女兒接到身邊生活。為了讓焦裕祿能安心工作和學習，徐俊雅幾乎承擔了所有家務和撫養、教育子女的重任，無條件支持焦裕祿的工作和學習，是焦裕祿的“革命伴侶”和“賢內助”。在大兒子焦國慶的記憶中，“父母親的感情一直很好，但一點兒也沒有現在所謂的浪漫，兩人上街，一個在馬路這邊，一個在馬路那邊。媽媽對爸爸非常體貼，連手絹也不讓他洗。後來爸爸得肝病受的那份罪，媽媽最清楚。冬天，媽媽總把秋衣、棉衣、罩衣套在一起，放在兩層被子的中間焐熱了，讓爸爸一下子穿上。而父親只要一有空，就為在家操勞的母親拉二胡，那如泣如訴的琴聲見證了父母親深深的眷戀之情”。

焦裕祿一生都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奔波勞碌，夫妻二人在一起的閒暇時間很少。在大連進修的那段時間，可以説是夫妻二人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光。焦裕祿的二女兒焦守雲回憶：“母親給父親買了一套黑呢子幹部裝，這也是他穿過的最好的衣服。為了去見蘇聯專家，父親學會了跳舞。他瘦高個，悟性高，跳起舞來風度翩翩。蘇聯專家都誇他，你一個拉牛尾巴的，舞也跳得這麼好。母親也很時尚，燙了頭髮，穿上了時髦的布拉吉。”

1960年春，由於長期高負荷工作，焦裕祿在洛礦患上了重度肝炎。1962年6月，為了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組織上讓他回到了闊別9年的尉氏縣擔任縣委書記處書記。1962年12月，焦裕祿又臨危受命，被調到蘭考縣擔任縣委第二書記，後任書記。艱苦的生活、繁重的工作，加之長時間下鄉的奔波，他的肝病一天天加重。

雖然身體上承受着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焦裕祿卻總是輕描淡寫地安慰妻子：“沒事，挺一挺就過去了。”但徐俊雅看在眼裏，疼在心裏。她天天看到的是焦裕祿捂着肚子走出家門、捂着肚子回到家裏，家裏的筷子、牙刷、茶缸都成了他的治療器械。一天，焦裕祿實在忍不住了，捂着肚子對徐俊雅説：“這裏面像有個老鱉頭一樣的東西，一按一鼓的，大概不是個好東西。”晚上，焦裕祿躺在牀上，為了減輕他的病痛，徐俊雅不止一次地給他按摩，感覺到他肚子裏的那個東西越來越硬，她的心情也越來越沉重……

這揪心的疾病陰影，演化為一個無情的事實。1964年4月，醫生含着淚在焦裕祿的診斷書上寫下這樣的結論：肝癌晚期，皮下擴散。這個結果好似晴天一聲霹靂，徐俊雅驚呆了，她晃晃悠悠地倚着牆、咬着顫動的嘴唇，淚如雨下。回過神來，她又擦乾淚水，走到病牀前對焦裕祿説：“沒事，醫生讓你好好休息。”

住院期間，為了安慰疼痛難忍的丈夫，徐俊雅整夜整夜地陪着他，眼裏含着淚，心裏忍受着難言的折磨。焦裕祿預感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看着妻子，久久深情地凝視，似有千言萬語。是啊，這麼多年，難得有這樣的空閒，難得能夠這樣從容地細細看着她。她瘦了，下巴也尖了，才30多歲的人，紅腫的眼角竟也爬上了細細的紋路。此時此刻，他腦海裏浮現出了兩人在大連帶着全家在海邊嬉戲的温馨畫面，還有他工作回家時妻子給他做的那碗熱騰騰的荷包蛋，以及無數個夜晚妻子給他縫補衣襪的點點滴滴……他知道自己虧欠她的實在太多太多。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焦裕祿用盡最後的力氣伸出手，緩緩地抹去妻子臉上的淚水，顫抖地説：“俊雅，我不行了。這麼多孩子，還有兩位70多歲的老母親，千斤擔子，全壓在你一個人身上了……”他艱難地喘了口氣，接着説：“教育孩子們好好學習，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我死後，你會很難，但日子再苦再難也不要伸手向組織上要補助、要救濟……”話音剛落，那緊攥的手鬆了，那凝視的目光散了。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帶着對工作未了的心願，帶着對家人不盡的眷戀，永遠地走了。而他的臨終囑託，他生命的最後閃光，卻完全融入徐俊雅內心的深處，成為她堅強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焦裕祿逝世那年，徐俊雅才32歲，上有兩位年邁的老人需要贍養，下有6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撫育，最小的孩子焦保剛才3歲多。一家9口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資和每個月13元的撫卹金艱難度日，日子過得很拮据，但徐俊雅始終牢記着丈夫的遺言，從來沒有向組織上提過任何要求。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焦裕祿一時間成為全國黨員幹部學習的楷模，徐俊雅的生活也隨之改變。為了更好地宣傳焦裕祿的事蹟，她幾乎每天都要做報告，每做一場都會哭一場。在河南省委給焦裕祿遷葬的時候，她更是哭得喘不過氣來。

1980年，為了更好地陪伴焦裕祿，徐俊雅選擇將家安在了距離焦裕祿烈士墓只有一路之隔的農家小院。每天一早一晚，她都會去墓園裏走走路，陪他説説話。

時光荏苒，焦裕祿的墓地和焦家小院已經成為孩子們心中永遠的精神歸宿，焦家人對這裏總有一份割捨不下的情感。後來，孩子們長大了，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個個都離開了小院，但徐俊雅對他們的要求卻從沒有放鬆。每逢焦裕祿忌日，兒女們都會從天南海北聚到這裏一起祭奠父親。孩子們聚齊時，徐俊雅都要開一個家庭會議，教育孩子們：“你們要是做錯了事，別人不會説是我徐俊雅的孩子，而會説是焦裕祿的孩子。所以，你們一定要時時記住，不要打着父親的名號來為自己謀私利，那樣會糟蹋了你們父親的一世英名。” ^[2] 

2005年7月13日晚，徐俊雅因糖尿病併發腦溢血突然昏迷，緊急住進河南大學淮河醫院，八月十八日凌晨，因病情加重再度昏迷進入重症監護室治療。八月二十五日早晨六時二十五分，徐俊雅終因搶救無效，與世長辭。 ^[1] 

公公：焦方田，

婆婆：李星英，

丈夫：焦裕祿，

大女兒：焦守鳳

二兒子：焦國慶，

三女兒：焦守雲，

四女兒：焦守軍，

五兒子：焦躍進，

六兒子：焦保鋼。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