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瑞林

1930年10月，以讀書為掩護，開始了革命活動。曾參加了進步組織“互濟會”、“反帝大同盟”、“左聯”等。1931年2月，由徐欽五、張德放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學校團支部書記。同年8月，由段亦民、鄭雲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成立益都省立第十中學黨支部，任支部書記、後任城區區委委員、書記、益都縣委委員、中共益都縣委組織部長。他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揭露國民黨政府投降主義的真面目，懷着強烈的愛國熱情參與當地青年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九一八事變”後，於1932年8月參加了黨領導的益都暴動，由於叛徒出賣失敗後遭敵通緝，後到濟南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3年2月被捕入獄。在長達4年零9個月的國民黨監獄中，受到殘酷迫害，忠貞不屈，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為了反對國民黨對政治犯的虐待，他多次組織並積極參加了絕食鬥爭。長期的鐵窗生活，使他身患嚴重的肺結核病，但他仍然對革命前途充滿樂觀精神。1937年11月，根據國共雙方談判協議，被無條件釋放。 ^[1] 

出獄後，不顧體弱多病，立即返回益都，積極籌建抗日武裝，參與領導了當地的敵後抗日武裝鬥爭。1938年1月，任益都縣委委員、組織部長。5月，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邊縣中心縣委成立，任宣傳部長。7月，任沂水縣委委員兼省委直屬沂水九區區委書記、動委會主任。在反“掃蕩”中，他擔任區委書記的沂水九區，被《大眾日報》譽為“銅牆鐵壁”。1939年9月，任沂水縣委組織部副部長。1941年12月，山東分局成立巡視團，他任黨支部書記兼副團長，赴冀魯邊區工作。1942年7月，任冀魯邊區一地委書記兼冀魯邊軍區第一軍分區政委。1945年5月，渤海區黨委濟南市工委成立，任工委書記。1946年5月，任渤海區民運部長。1947年10月，任渤海區黨委委員。1948年2月，任渤海區黨委委員、四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 ^{[1]  [2]} 

1949年2月，隨軍南下，任華東南下幹部縱隊第三支隊第四大隊政委。1949年6月，帶領400多人到麗水組建黨政軍領導班子。南下後，1949年8月任浙江省第七（麗水）地委書記兼麗水縣委書記、麗水軍分區政委。領導全區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經濟建設工作。1953年後，歷任中共温州地委書記，省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秘書長、辦公室主任，省檢察院檢察長、省委常委等職。1957年，由於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遭受冤屈，受到錯誤的處理，被錯劃為右派，經受了22年之久的極不公平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但是，他對黨始終赤膽忠心，對共產主義信仰堅定不移，以大局為為重，置個人得失榮辱於不顧，在農村的勞動和工作中，與羣眾同甘共苦，表現出共產黨人忍辱負重、襟懷坦蕩的優秀品質。在“文革”期間，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毫不理會幫派勢力的軟硬兼施，多次嚴正拒絕寫偽證。 ^{[2]  [3]}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為他徹底平反，恢復了黨籍和政治榮譽。他重新走上省級領導崗位，先後任中共浙江省麗水地委書記，浙江省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省紀委副書記，省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全國老年體協副主席、顧問，省顧委常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他堅決擁護、積極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密切聯繫黨內外同志，為落實幹部政策、統戰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並且為浙江省的兩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積極提出建議。 ^[3] 

1985年，自覺執行黨中央的有關規定，主動辭去省顧委常委職務。他熱心老年體育事業，關心下一代，是浙江省老年體協、氣功協會和杭州市青少年活動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離休後，他撰寫了大量的黨史回憶資料，直至病重期間，仍然堅持在病牀上趕寫革命回憶錄。他還從自己節約下來的微薄存款中拿出絕大部分，捐贈給家鄉烈士紀念館。

1990年6月28日，病逝於杭州，終年78歲。他是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代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