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涵

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九十一歲時的彭光涵自稱“一輩子都在做僑務工作。”他1935年在馬來亞參加領導各界華僑抗日救亡運動，1940年回國後繼續從事相關工作 。1950年，彭光涵在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擔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1月，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成立，彭光涵擔任秘書長職務，後升任副主任兼秘書長。1984年，彭光涵卸任後，擔任中國僑聯顧問。彭光涵同志，因病於2012年5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1] 

1935年3月在馬來亞參加革命活動，同年6月參加共青團。

1937年1月在新加坡參加馬來亞共產黨，曾任馬共新加坡特別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1938年冬，滇緬公路運輸急需汽車司機，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電請“南僑總會”代募汽車司機、技工，回國參加抗戰運輸。

1939年初，在“南僑總會”的積極號召下，各地僑胞踴躍應募，數月即募集三千多人，分九批先後回國，彭光涵的六哥彭海湧就是南僑機工的第九批迴國人員。

1940年6月回國並轉為中共黨員後，到太行抗大總校學習。

1942年，到延安中央海外工委幹訓班、延安外國語學校學習。

1945年10月後在冀熱遼分局救濟分會工作。

1947年7月，赴朝鮮任華僑聯合會宣傳部長。

1948年4月，回國任哈爾濱市南崗區區長。

1949年，選調到中央統戰部參加全國政協一屆會議籌備工作。

1949年11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僑委研究室副主任，辦公廳副主任，黨組成員、一司司長。

1959年，被錯劃為“右傾”下放勞動。

1960年後，任中僑委駐廣州辦事處副處長、農場司副司長，廣東省外辦、僑辦副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中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彭光涵參與了建國初很多僑務政策的制定。他説，當時主要圍繞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僑區的華僑匯款問題，二是對國外華僑的政策問題。“當時很多人對華僑匯款問題不理解：為什麼他們從國外寄錢回來？能不能收？”彭光涵説，華僑匯款回來養家，牽涉到當時上千萬歸僑僑眷的生活。時任中國政府總理的周恩來指出，“用我的名義保護僑匯政策，僑匯是合法收入，不允許侵佔”。

“文革”期間，僑務機構被撤銷，許多歸僑僑眷因“海外關係”蒙受冤屈，彭光涵也被下放至興隆華僑農場勞動。回憶起這段經歷，彭光涵説，儘管祖國出現坎坷甚至大的波折，海內外僑胞依然赤心不改，克服困難，迎接光明未來。

1977年8月，籌組國務院僑辦，後任國僑辦黨組成員、秘書長、副主任，全國僑聯顧問。彭光涵是政協第五屆、六屆、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2] 

1977年秋，彭光涵去探望老領導廖承志，廖對他説：“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小平同志指示我們要儘快恢復僑務機構，先把‘廟’建立起來。”彭光涵的記憶中，鄧小平在1977年前後，每年都接待大量的海外華僑華人。鄧小平肯定了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並指出過去中央制定的僑務政策是正確的，要繼續貫徹。

在鄧小平正確的僑務政策指引下，

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國引進的外資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來自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的投資。因為有很多親屬在國外，彭光涵對華僑華人的現狀很瞭解。他説，華僑華人幫助當地人發展工業、辦學校、辦醫院，在這一點上，華僑華人的民族特性和道德觀念起了很大作用。華僑華人事實上已經是“當地人”了。

1984年7月離休。

1984年至今二十多年，彭光涵老人始終“離而不休”，年過九旬的他與海外華僑華人及國內僑界交流依然頻繁。2009年國慶前夕彭老還將參加慶祝中國政協成立六十週年及僑宴等活動。

在彭光涵的經歷中，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他作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秘書，參與了這些方案的擬訂。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原副主任、中國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顧問彭光涵同志因病於2012年12日凌晨4時15分在北京醫院去世，享年94歲。

彭光涵同志的遺體告別儀式於2012年5月22日上午10時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

1949年6月16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彭光涵被任命為常委會第六小組秘書兼會議記錄。該小組組員一共16人，包括馬敍倫、葉劍英、張奚若、田漢、沈雁冰、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等。宣佈過後，籌備制定，提出制定這個國旗、國徽、國歌，當時是三個任務。

彭光涵拿着政協籌備會的介紹信迅速跑遍了北京圖書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幾乎北京所有的圖書館，全面收集各個國家的國旗資料。經過差不多一個多星期，跑了幾個地方，這些圖案都有了。國歌的、國旗的，各個國家的國旗都搞到了。有個別的國旗沒有搞到的，就是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新建立的國家，後來又去找歸僑，向他們各方面瞭解，那麼這個都搞齊了。這個工作搞起來以後，對後來鑑別這個國旗就起了很大作用。

在第六小組第一次會議上，葉劍英提出，國旗、國徽、國歌要徵求全國人民的意見，隨後由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啓事》，經周恩來、 毛澤東修改審批後，從1949年7月15日開始在《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連續刊登八天。同時國內各報，香港及海外各華僑報紙也紛紛轉載。啓事對國旗圖案的要求是：有中國特徵；有政權特徵；形式為長方形，長寬比例為2:3，以莊嚴簡潔為主；色彩以紅色為主，可用其他配色。

徵求啓事發佈後，許多高級領導也遞交了自己的設計方案，朱德就提交了兩幅圖案。一個圖案就是，一個大旗子，一個五角星，這是一個圖案，就在旗的上方有個五角星。另外一個方案就是，就是國民黨那個旗子，把這個國民黨那個青天白日把它去掉，然後放上五角星。

依照徵稿要求，第六小組從2993幅國旗圖案中篩選出50多幅作為初選圖案。這時時間已經過去兩個月了。在所有的旗子裏面，都有一條，一個東西，都有一個星。不管它是什麼圖案，都有一個星。這個星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包括民主人士或者是大家都比較一致的。

1949年9月上旬，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第六小組又從50多幅初選圖案精選出38幅作為複選稿，每幅編號，有簡要説明，不寫作者姓名，印刷成冊，準備提交全體委員討論。並挑選出“復字2號”和“復字4號”作為推薦圖案。

第一個方案，第一就是講，一個就是現在的二號，就是上頭一個星， 下頭一個槓槓。這個槓槓就代表黃河，這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就是這麼個旗子。這是第一個。第四個方案，就是三分之一的上頭是一個黃的，下頭是三分之二是紅的，上頭一個星星，黃是代表黃種人，代表和平，紅代表革命，是那麼解釋的。所以小組就提出來建議，提出建議這兩個旗子。除了“復字2號”和“復字4號”，當時第六小組原打算推薦的還有“復字32號”。“復字32號”的原圖是曾聯松設計的。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第二天成立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彭光涵仍任秘書。1949年9月23日上午，全體會議分組討論國旗方案。出乎意料的是，628位參加討論的委員，贊成兩幅推薦圖案的人數都沒有超過三分之一。

這時，離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和表決國旗方案的時間只有不到四天了。當晚，彭光涵受委託就當天討論情況向周恩來緊急彙報。彭光涵推薦的是三十二號圖案。 周恩來説“好，那就這樣吧，你給我畫一個這個旗子，比較大一點。第二個給我做一面旗子，做一面最大的旗子，用最好的材料， ”

彭光涵晚上就加班，就搞，一直搞到天亮。1949年9月24日一大早，彭光涵就來到了大柵欄的一家制旗店。制好旗後，彭光涵直奔中南海，在下午4時準時親手把旗交給周恩來。總理看了以後，他説這個很漂亮。

1949年9月25日晚，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這次協商座談會，專門就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問題展開討論。會上，毛主席拿起了彭光涵繪製的那張紅底五星旗。他説我看這個三十二號，這個旗子很好。它代表中國人民大團結，紅底就是代表中國革命。現在要大團結，要革命，將來也要革命，也要團結。

1949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討論和表決國旗方案時，一面五星紅旗展現在主席台前，這面五星紅旗就是彭光涵9月24日在大柵欄趕製出來的。大會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