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輝

張金輝少年時期勤奮好學，具有正義感。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西豐縣房木鎮小學校，考入西豐縣城中的西豐中學。在中學期間，因當時的校長貪污學生的伙食費、吸食鴉片煙、任用私人、對教師和學生實行封建家長專制等惡劣行為，引起在校師生的不滿，張金輝和宋黎等同學因此組織全校同學罷課，上街遊行以揭露校長的惡劣行為，以求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張金輝還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去省教育廳請願。在學生們的強烈抗議下，縣教育局將校長撤換掉，但是，張金輝和宋黎因帶頭罷課，被學校除名。張金輝為了繼續求學，在二哥張希堯的資助下，到瀋陽育才中學補習半年。 ^[1] 

1929年秋，張金輝考入東北大學法律預科，兩年後考入東北大學法學院邊政系日文班。在瀋陽兩年多的學習生活，使他的視野更加開闊了，他進一步看到國內軍閥割據，戰亂不斷，民不聊生；世界列強虎視眈眈，圖謀瓜分中華國土的現實而憂心忡忡。他經常和進步學生張希堯、宋黎等人聚在一起，抨擊時政，議論國家大事。當時車向忱等愛國人士在瀋陽成立“國貨推銷委員會”，組織民眾倡導銷售國貨，抵制洋貨，以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侵略，張金輝積極響應，而且身體力行，不穿洋服，不用洋貨。1929年暑假，張金輝與二哥張希堯一起從瀋陽回西豐，一路步行，不坐“南滿票車”。回到西豐後，張希堯幫助王犧忱聯絡西豐縣城的愛國紳士和教育界的人士集資4000多元，在萬和祥西側租用5間房開設國貨消費合作社，經銷國產日用品，以抵制日貨在縣城裏的銷售。張金輝積極支持，並在這個合作社裏當義務售貨員，一干就是一個暑假。 ^[2] 

1931年，“九一八”之夜，正在東北大學讀書的張金輝 “剛從教室自習後回到宿舍，突然傳來激烈的炮聲，同學們被這突如其來的炮聲所震驚”“頓時，全校大譁，我（張金輝）同宋黎等幾個要好的同學一口氣跑到劉馥教授家中，只見這位老教授正在門外仰天長嘆，劉教授為前來的學生分析形勢，説無疑是日本帝國主義公然的侵略行動，戰事一起，就再不能安心教學了。他對學生們説：國難當頭，有志青年應當奮起抵抗，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大家聽都激憤地流下眼淚”此時此刻劉教授發自肺腑、語重心長的話，無疑對張金輝日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十分張金輝在學生隊中任交涉科長，負責對外聯絡，主要是爭取各方面對學生隊的支持。為了解決學生隊經費和物資上的困難，張金輝經常為募捐而奔走各地，曾到唐山找過公安局局長寧武（遼寧海城人），為學生隊募集了一批棉衣，還曾跑到察哈爾，找到當時任省主席的劉一飛（東北人），為學生隊募集了一筆伙食費。 ^[1] 

在流亡北平的日子裏，殘酷無情的現實，使張金輝這些熱血青年悲憤交加。張希堯肺病發作，到香山慈幼院一個安靜的地方療養。一次，張金輝去看望哥哥，夜宿於他處，兩個人徹夜談心，激動得相對而泣。“所想者仍是國破家亡，救國無路。多少青年人一腔熱血，請纓報國，當權者卻醉生夢死，喪權辱國。‘一·二八’戰事之初，全國沸騰，激言抗日，時過不久，又銷聲匿跡，眼看日寇鯨吞蠶食，步步深入，中華民族的艱難，日益深重，如此下去，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真是不堪設想！怎能不讓人憂憤！”重要的作用。二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為了防止日本浪人闖入學校搗亂，張金輝和宋黎、張希堯等同學將校內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學生護校團”，手持棍棒守衞學校。次日，宋黎化裝成工人模樣去探聽情況，回來後説：國貨商店被日軍搗毀，青年會也被佔領，街上浪人橫行，無辜的平民有的竟被日軍殘殺。還傳聞日軍要武裝接管學校，形勢很緊張。張希堯、宋黎、張金輝等二十幾個人商議，認為在校內堅持已無意義。於是，張金輝和張希堯、苗可秀、宋黎等人連夜收拾行裝，乘火車流亡北平。 ^[1] 

九一八事變後，許多流亡到北平的東北各層人物都到“奉天會館”落腳。9月27日，閻寶航、王化一、盧廣績、車向忱、高崇民等東北名流及相關人士在這裏聚會，組織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這個組織是東北各界人士組成的抗日羣眾團體，建立後大力開展了抗日救國、收復失地的宣傳和組織活動，得到了張學良的支持和廣大東北流亡同胞的擁護。張金輝和張希堯、宋黎、苗可秀、趙桐、高鵬、紀庭榭等人都參加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併成為救國會的下層活躍分子。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成立後，許多流亡到北平的東北青年學生紛紛找到救國會，要求參加抗日活動。11月，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在宣武門外的江西會館組織東北“學生隊”，對青年學生進行軍事訓練，準備訓練後將他們派回東北，進行抗日活動，這支東北學生隊由張希堯負責。張金輝認為，國破家亡，山河不保，哪裏還有我們讀書的安定環境，而且，日本侵略氣焰日漲，北平、華北以至全中國都朝不保夕，只有全國人民奮起抵抗，才能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所以他毅然參加了學生隊。 ^[1] 

1931年12月國聯理事會通過決議，派“國聯調查團”赴中國東北調查。1932年春天“國聯調查團”來到中國的消息在報上登出並在電台廣播後，瀋陽各界愛國人士冒着生命危險，蒐集整理了大量的材料，想方設法遞交給“國聯調查團”，以揭穿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所捏造的種種謊言。張金輝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據宋黎和李士廉回憶，當時張金輝、宋黎、李士廉、戢享樹、戴昊、郭明德、那拯彬、江濤等8人一起到瀋陽、鐵嶺、開原等地奔走，發動學生、工人、農民、職員、醫生、商人等寫揭發控告信，寄給英國駐瀋陽領事館轉“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爵士（英國人），或直接寄到調查團在瀋陽的駐地——瀋陽大和旅館（今遼寧賓館）。 1932年10 月2日 ，“國聯調查團”發表了調查報告書，雖然報告書中混淆了侵略與反侵略的基本是非，但對張金輝他們揭露出來的鐵證不得不作出公正反映。 ^[3] 

1933年春，張金輝派遣李士廉到偽安國步兵第2旅做策反工作。這個旅的副官長肖鍾英是張金輝的老相識，又是李士廉講武堂的同學。由肖鍾英介紹，經考試，李士廉當上了第2旅少校參謀，後因有人挑撥李與旅長關係，李士廉不得不撤離該旅。 ^[3] 

1934年6月，由於日偽當局對抗日組織的瘋狂鎮壓，張金輝他們的活動越來越困難了，他不得不再次來到北平，仍然回到東北大學，一邊學習，一邊繼續參加北平的抗日救亡活動。 ^[3] 

1934年初冬的一天，地處北平市鼓樓鴨兒衚衕的張希堯家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搜查，特務們在張家搜出一些進步書籍和張金輝從東北帶回來的手槍一支。因此，張希堯和張金輝等7人被特務逮捕，押在宣武門內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第二天又被轉到北平市警察局。在警察局裏，受到嚴刑拷打，但他們都表現得十分堅強，敵人要他們承認是共產黨員，他們只承認自己是東北青年，參加了抗日愛國運動，其他拒絕回答。他們是被當做政治嫌疑犯而被捕的，又沒有抓到“真憑實據”，不算是北平市警察局的犯人，而是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寄押”的在這裏，叫做“留監”。在閻寶航、王卓然、車向忱等愛國人士的多方營救下，40天后，他們被釋放了。 ^[3] 

張金輝在獄中還認識了李之璉、李雪炎等進步青年，通過與他們的接觸對社會現實有了更多的瞭解。張金輝進一步認識了國民黨統治的黑暗，認清了“真理光明在什麼地方，發現了有比我更進步更勇敢的人，他們在為更高尚的革命事業奮鬥”，對自己中共黨員的哥哥張希堯的政治面貌及其作為也有了更清楚的瞭解和新的認識，“決心為做個共產黨員而努力”。1935年12月，經張希堯介紹，張金輝加入中國共產黨。 ^[3] 

張金輝入黨後，仍在東北大學學習，在東北特委的領導和家兄張希堯的指導下，以學生身份為掩護，組織秘密機關，執行交通聯絡、宣傳等工作。曾被派到山東、河南、河北等地調查過會門武裝，準備建立抗日武裝。 ^[3]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央為加強地方力量，派朱瑞到太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當國民黨軍隊南撤時，他仍以十八集團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主任的名義進行聯絡工作，在當地社會人士的資助下，以豫北師管區訓練班的學員為骨幹，創辦了華北軍政幹部學校，先後辦了5期，訓練青年幹部2000多人，這些青年大多成為太行及中原的中堅力量。這一期間，黨組織派張金輝去保定，準備利用他原來接觸過的會門武裝發展抗日遊擊隊。張金輝在保定住在天主教徒姚光煊家中時，朱瑞到保定，張金輝與朱瑞接頭，協助安排人員在姚家聽取朱瑞講解游擊戰術，向朱瑞學習遊擊武裝戰術的理論知識。 ^[3] 

張金輝參加學習後，正準備到鄉下開展活動，不幸被國民黨保定當局逮捕，懷疑他搞地下活動，將他拘留月餘，還要將他驅逐出保定。但是張金輝以東北抗日總會為掩護，堅持不離開保定。張金輝因無法再通過會門武裝取得聯繫，遂到太原與朱瑞取得聯繫，經研究決定繼續利用各種關係在華北搞武裝。為此，張金輝到南京找到東北社會名流閻寶航。其間，閻寶航正在南京擔任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副總幹事，而國民黨在七七事變後也提出要在華北組織抗日遊擊隊；經閻寶航的周旋，張金輝得到了一個“華北第11遊擊支隊副司令”任命返回華北。 ^[3] 

張金輝自以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計劃藉此名義，在晉豫邊區組織武裝，然後與八路軍會合。11月間，張金輝到山西林縣一帶活動，目的是召集53軍的散兵遊勇。原來，第53軍副軍長黃顯聲曾因極力主張該軍沿京漢線南下直驅鄭州，以牽制國民黨的攻陝部隊而遭到軍長萬福麟的強烈反對。七七事變後，黃拉出一部分隊伍，在黃河前線與日軍打了一場硬仗，重創了日軍。但黃的部隊也遭到了重大損失，散兵遊勇分散於各地。張金輝在招兵買馬的過程中與當地張蔭梧部的徐靖運產生摩擦，遭到徐的污告，張金輝被羈押一晝夜並遭拷打。至此，張金輝無法在第11遊擊支隊繼續堅持，遂趕赴武漢。 ^[3] 

1938年3月，張金輝經組織決定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到達延安後被分配到抗大第4大隊任宣傳股股長。1939年，張金輝參加了大生產運動，具體工作是組織政治部的生產運動。除了開荒種地外，還組織機關幹部搞紡織、養豬等。同年夏季，隨抗大總校轉入敵後，由晉察冀赴晉東南。張金輝被留在晉察二分校三年，三年間經過數次反“掃蕩”鬥爭，曾負責組織文工團，堅持到抗日遊擊區演出。後來文工團取消了，張金輝任文藝科副科長，從事學校文化工作。 ^[3] 

1943年春，張金輝由敵後調回陝甘寧邊區，被分配到抗大總校政治部秘書科任科長。 ^[3] 

1945年“八一五”光復後，張金輝隨抗大總校挺進東北，改任宣傳科長，除做學校工作外，還做兵源補充、安置傷病員、招收新生、接收俘虜等臨時性工作。他工作責任心強，有能力，有辦法，團結同志，接近羣眾，善於打開工作局面。一段時間後，他被選為東北軍大政治部校黨委委員。 ^[3] 

1946年夏季，西豐縣南部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當張金輝得知這事後，曾給老家的親屬寫信，寫道：“把家裏的土地分給窮人吧，以此接濟勞苦大眾”。 1949年8月，東北軍大奉命轉移中南，改為中南軍政大學，張金輝隨軍南下，仍任宣傳部部長。 ^[3] 

1951年4月，張金輝被調到第21步校任副政委，這是張金輝從部門領導轉為全面領導的一個轉折。在該校任副政委期間，他領導了該校的“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運動。 1959年，張金輝被調到北京，任總政文工團團長。 “文化大革命”中，張金輝因青年時期幾次被捕及曾擔任國民黨遊擊支隊副司令等問題遭到迫害，被無辜關押了5個年頭。這5年間連妻子的面都未曾見到過，可想而知，張金輝受迫害的程度了。但張金輝的政治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關押結束後，直到1975年，他才完全獲得解脱。長期的精神壓力和肉體的折磨，使張金輝患了肺癌。剛剛獲得自由的他，當得知自己已身患癌症時，並沒有被病魔嚇倒，而是一面接受治療，一面要求組織上為他安排工作。他向組織上提出：“我的肺癌不是沒有轉移嗎？叫我幹啥都行，在北京在外地都可以。” 組織上滿足了他最後的要求，任命他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政委的職務。他上任後，不顧手術後虛弱的身體，堅持和大家一起參加館裏的勞動，常常是汗水淋漓。他為了改善羣眾的生活，親自抓食堂工作；為改善伙食，他親自為幹部、戰士和職工搞福利，為他們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張金輝處處關心羣眾，受到全館羣眾的好評。張金輝的身體越來越瘦弱了，有的人心疼地對張金輝説：“你上班別太勤了，在家好好養病吧！”張金輝卻回答説：“即使在家養病能多活幾年，不幹工作也白搭；不如帶病工作，雖然生命縮短了，卻得到了工作的機會，這不等於延長了我的生命嗎？”張金輝在病牀上的生命最後一息仍然念念不忘工作，還在向領導和戰友一再叮囑要好好工作，並對自己未做完的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議和設想，使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感動得熱淚滿面。 ^[3] 

1978 年5 月23 日 ，張金輝病逝於北京。 ^[3] 

在張金輝追悼會上的《悼詞》中寫道：“張金輝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刻苦地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勤勤懇懇，艱苦奮鬥，數十年如一日，直到病情十分嚴重，仍忘我地工作，頑強地同疾病作鬥爭，表現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畢生精力，”“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幹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