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彬

張文彬，原名張純清，曾用名劉宗義、張南傑、劉崇義。1910年7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平江縣西鄉梓江東港高基村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張財袼，母親朱浦真，有兩個哥哥和姐姐，張文彬居末。5歲開始上學，10歲進入平江縣城培元學校學習。1923年考入長沙修業中學就讀。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張文彬與修業中學的師生一道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活動。是年，他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春，張文彬被選送到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親耳聆聽毛澤東、惲代英、鄧演達等人的教誨，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並在講習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 

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中共平江縣委為了響應秋收起義，成立了平江縣暴動委員會，決定組織全縣人民舉行秋收暴動。9月20日，中共平江縣委和縣暴動委員會正式發動了攻打平江縣城的武裝行動。張文彬率西鄉工農武裝投入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戰鬥。撲城失敗後，他被反動地主武裝“清鄉隊”抓獲。因他此時年僅17歲，“清鄉隊”認為他不像是首要分子，便從他家敲詐了200塊光洋，允許具保釋放。

張文彬獲釋後，立即與高詠生等人聯絡，以平江西鄉楊梅山為據點，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遊擊武裝。1928年2月，平(江)湘(陰)嶽(陽)遊擊總隊成立，下設5個大隊，分駐5個鄉。為了加強黨對遊擊武裝的領導，中共平江縣委在這5個鄉建立了特委，張文彬被任命為中共平江縣西鄉特委書記。他積極組織西鄉農軍參加3月16日的平江農軍第二次攻打平江縣城的戰鬥後被任命為中共平江縣委軍事部長兼縣工農赤衞隊黨代表。

同年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發動了著名的平江起義。起義成功後，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張純清率平江縣赤衞隊參加了紅五軍，並任第一大隊黨代表。不久，紅五軍由3個團改編為5個縱隊，張文彬任第四縱隊黨代表。隨後，他率部跟隨彭德懷、滕代遠向井岡山轉移，幾經輾轉苦戰，終於在同年12月11日到達寧岡新城，與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勝利會師。

1929年初，湘贛兩省國民黨軍聯合“會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張文彬和賀國中所率縱隊奉命守衞黃洋界哨口。在眾多敵人的瘋狂攻擊下，他和戰士們一道在前沿陣地頑強抗敵。最後，終因敵眾我寡，部隊被敵人打散，張文彬身邊只剩下20多個戰士。他和戰士們解下綁腿，從懸崖處垂吊下去，轉入密林之中，衝出了敵人的重圍。此時正值隆冬，大雪紛飛，又找不到主力部隊，處境十分困難。他們在高山密林中四處遊擊截擊小股分散之敵，堅持鬥爭。直到這年3月，彭德懷率紅五軍主力回師井岡山，張文彬等人才又回到紅五軍。

1929年8月，正當湘鄂贛邊區革命鬥爭處於十分困難的時刻，張文彬隨彭德懷率部從永新返回湘鄂贛邊境，在平江黃金洞地區與黃公略率領的湘鄂贛邊境支隊會合，全軍達3000餘人，他仍任第四縱隊黨代表，率部來到湘贛邊的蓮花一帶開展遊擊鬥爭。

1930年6月，紅五軍第五縱隊擴編為紅八軍，共8000餘人。紅五軍9000餘人，由鄧萍任軍長，張文彬任黨代表。紅五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三軍團，彭德懷任總指揮，滕代遠任政委。7月下旬，紅3軍團借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軍總指揮何健以大部兵力追擊張發奎、李宗仁部隊的機會，發動了攻打省城長沙的軍事行動，張文彬率部從平江出發，突破敵人金井防線，向長沙進逼，在梨遇敵4個旅的抵抗，展開激戰。他親上前線指揮，不幸左腿中彈負傷，但仍帶傷繼續指揮戰鬥，直到勝利攻克長沙城。8月5日，紅三軍團撤出長沙，8月23日在瀏陽永和市與紅一軍團會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張純清率紅五軍隨紅一方面軍參加了第二次攻打長沙的戰鬥。久攻未克，撤出戰鬥，不久，隨彭德懷率部攻下敵人防守力量較弱的吉安。同年冬，張文彬率部進入中央蘇區，參加了第一次反“圍剿”鬥爭。為了消滅氣焰囂張的張輝瓚師，他到龍岡前線察看地形，瞭解敵情。他把政治工作做到連隊的士兵中去，與戰士們打成一片，對幹部戰士體貼入微，進一步增強了部隊的凝聚力。

1931年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期間，紅五軍軍部撤銷，張文彬調任紅三軍團政務科長。1932年底，他又調任紅七軍政委。這時，正值紅軍內部肅反擴大化之際，紅七軍軍長李明瑞也被誤殺，部隊思想波動很大。他上任後，深入幹部士兵中間進行調查研究，聽取和分析大家的意見，停止了逼供信的錯誤做法，實事求是地認真甄別被審查的人，解救了不少受冤屈的同志，很快穩定軍心。與此同時，他還狠抓了基層黨組織建設，積極慎重地發展了一批黨團員，增強了黨的領導力量，保證了部隊的健康發展。

1933年夏，張文彬出任紅三軍團政治保衞局局長。在工作中，他主張重證據，反對刑訊逼供。對一些重大案件，他都親自審理，並及時向軍團黨委請示彙報。據當時在他身邊擔任偵察科長的劉復之回憶，張文彬性格温和，處理問題頭腦冷靜，實事求是，作風民主，是位很有才幹、很受人尊重的領導幹部。

1934年2月，在中央蘇區第二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代表會上，張文彬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被迫退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張文彬隨紅三軍團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長征途中，他自己步行，讓馬給傷病員騎；他寧願吃草根，卻把乾糧省下給傷病員吃。在困難面前，有人離隊被保衞部門抓回，部分保衞幹部主張將其一律處死。張文彬不同意這種做法，要求查明原因，分別處理。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於次年2月組織渡河東征，紅十五軍團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周士第任司令員，張文彬任政委，率部在山西臨汾河谷地區與閻錫山部周旋，為東征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紅軍大學成立後，張文彬被第一批保送入校。通過系統學習，他在思想理論上和軍事技術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學習結束後，他被留在毛澤東身邊擔任秘書，後又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職務。

1936年秋，奉中共中央指示，張文彬到西安領導西北特支及做西北軍的統戰工作。他秘密到達西安後，持毛澤東的親筆信面見了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和總參議杜斌丞。經過誠摯的交談，他與楊虎城達成兩軍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協議，並建立了和西北軍之間的秘密聯絡站。這個聯絡站為接送幹部、運送物資發揮了重要作用。著名文化人馮雪峯、丁玲等都是從這裏進入延安的。

在西安工作期間，張文彬還與中共西北特支的同志一道，積極組織發動工人、學生、商人及社會各界人士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12月9日，為紀念北平一二九運動一週年，他們發動組織西安人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請願遊行。這次請願遊行活動，對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產生了直接推動的影響。

西安事變發生後，黨中央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組成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張文彬協助周恩來出色完成了調解談判任務。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等離開西安返延安，張文彬繼續留在西安工作。1937年5月，他出任紅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為營救被關在蘭州集中營的西路軍指戰員做了大量工作。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張文彬奉黨中央之命，於9月間抵達廣州，肩負起領導廣東人民抗日鬥爭的重任。10月，他在香港召開黨的會議，整頓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健全了各部委及下屬黨組織。1938年4月，中共廣東省委成立，張文彬當選為省委書記。他堅決貫徹黨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和長江局關於猛烈地十倍百倍發展黨組織的指示，積極督促各地黨組織貫徹執行，使廣東黨的組織得到迅速發展。不到兩個月，先後建立了中山中心縣委、東莞中心縣委、南順工委及南雄、韶山、惠陽等地中心支部。一些黨組織遭受過嚴重破壞的縣市，也相繼恢復了黨的組織。同年8月，張文彬主持召開省委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提出“為全省發展一萬黨員而奮鬥”的口號，經過深入細緻的工作，到10月，廣東地區(包括香港)黨員人數增至2500多人，潮梅地區發展到2000餘人，瓊崖達5000人，其他地區的黨組織也有了較大發展。

在領導恢復發展中共黨組織的同時，張文彬對統一戰線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重視。他利用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等地方軍與蔣介石的中央勢力之間的矛盾，積極爭取該部多做有利於團結抗戰的事。在他的努力下，廣東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紛紛建立。

正當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之時，1939年冬，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逆流嚴重危及廣東。針對這股破壞團結抗戰的逆流，張文彬及時制定了“政治上的進攻和組織上的保密”的策略，作出了及時撤出在國民黨軍中做統戰工作同志的決定，從而有效地保存了黨的骨幹力量。

張文彬極為重視武裝鬥爭。當中共廣東省委成立時，就把武裝鬥爭提上了議事日程。省委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指示各地黨組織必須把建立民眾抗日武裝作為黨的中心任務，並提出了“黨員軍事化”的口號。

1939年春，張文彬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返回廣東時，向中共中央請調了一批紅軍幹部，帶回充實了廣東抗日武裝的軍事領導力量。他不僅重視組建東江人民抗日遊擊縱隊，把一些富於武裝鬥爭經驗的幹部調入東江縱隊；後來還親自到東江縱隊實地調查了3個月，督促建立起與延安聯絡的電台。

1940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廣東省委劃為粵北和粵南兩個省委，張文彬任粵北省委書記。同年10月初，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直屬於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張文彬調任南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他與書記方方一道領導粵北、粵南、閩西、閩南、潮梅、廣西、江西、瓊崖、湘南等廣大地區的抗日鬥爭。1941年1月，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逮捕殺害中共幹部和抗日羣眾。在這險惡的環境中，他與方方迅速組建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領導機關，建立南方電台中心，保持與黨中央的聯繫。同時，他們還派出幹部分赴各地，加強黨組織的領導工作。為了貫徹黨中央和南方局關於“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針，他們將黨的組織由原來的黨委制改為特派員制，採取單線聯繫，黨員實行社會職業化，開展勤學、勤業、勤交友活動。為了統一東江、珠江敵後武裝鬥爭的領導，張文彬深入海南、東江抗日遊擊隊，具體指導遊擊隊的工作。他代表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決定成立廣東軍政委員會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並對部隊進行了全面整編。在張文彬等指導下，經過整編的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在惠(陽)東(莞)寶(半)游擊區堅持抗日鬥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迅速佔領了香港。原從內地轉移到香港的一批愛國民主人士來不及轉移，眼看就要陷入侵略者的魔掌之中，這批愛國民主人士有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戈寶權、張友漁等等。遠在重慶的周恩來獲悉這一情況後，立即指示廣東黨組織：想盡一切辦法，將這批愛國民主人士搶救出來。張文彬迅速組織和領導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開展了搶救著名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工作。經過3個多月的緊張鬥爭，從日軍層層封鎖中，把8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及美、英等國數十名國際友人通過陸路、水路分批接回內地。這一行動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揚，得到各方高度讚譽。

1942年5月下旬，張文彬得悉江西省委遭破壞的消息，當即同南委書記方方等研究部署機關撤退工作，決定南委機關分頭向閩西、東江等地轉移。6月初，張文彬一行向東江方向轉移途徑高陂鎮時，遇上叛徒郭潛(原南委組織部長)及所帶引的特務隊。當郭潛指引眾特務圍過來時，張文彬一面極力反抗，一面向周圍高聲呼叫：“請大家注意，有漢奸逮捕愛國分子!”他的呼叫報警，使同行的其他同志得以警覺，迅速離開險境。

張文彬被捕後，於6月26日押送至江西太和縣國民黨監獄囚禁起來。在長期的艱苦革命生涯中，他早已身患肺病，入獄後，在敵人的殘酷折磨下，病情日益嚴重。敵人以此要挾他，説只要他轉變立場，不僅可以獲得自由，還可以給他治病。張文彬嚴詞拒絕，大義凜然地宣稱：“寧可坐牢而死，決不跪着爬出去!”敵人的如意算盤一個個落空了。

生命垂危之際，張文彬心中想念的是黨，是革命事業。此時，與他一同關在監獄中的還有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他們是一對並肩戰鬥過的老戰友。張文彬在與廖承志最後一次見面時，艱難地從地上爬起來，拉着廖的手一字一句地説：“我身體不行了，不能為黨繼續工作了，心裏感到很難過。我一生為黨工作，堅信馬列主義，堅信黨，現在生命快到盡頭，但我死而無憾。將來你出去時，請你將我在獄中的表現轉告給黨中央、毛主席。”

1944年8月26日，張文彬帶着對革命事業的無限眷戀離開了人世。他病逝後，當獄中人員清檢他的遺物時，發現了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題為“我誓死不能轉變”的信。信中説：“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已有四十七歲了(實際應為34歲)，又犯(患)了嚴重的肺病，生的時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盡頭，因而更是視死如歸，樂於就義，願為江西人、尤其是為整個中華民族的革命兒女留些正氣吧。”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張文彬離開了我們，但他為革命鞠躬盡瘁的光輝業績卻永遠為人們緬懷。 ^[1] 

1983年4月1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在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座談會上，向人們特別介紹了張純清烈士的革命事蹟，他深情地説：“(在獄中)張文彬同志同我關在一起，他犧牲我是親眼看到的……廣東黨能夠重新恢復和建立，張文彬同志的功勞很大。”

美國記者尼姆·威爾斯在《續西行漫記》一書中稱讚張文彬為“保衞井岡山的獨膽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