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卿

1965年起從事外貿工作；1972-1974年，外貿學院幹訓；1979-1982年，外貿學院國際商法研究生，取得碩士學位；1982年至2004年1月，外經貿部條法司工作，先後任處長、司長；1985-1987年，在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攻讀國際法，獲法學碩士；曾在美國Arnord & Porter和Akin Gump Strauss等律師事務所工作。

在外經貿部工作期間，先後率團參加UNIDROIT、UNCITRAL等統一國際貿易法律的國際會議，主持中美、中歐等知識產權談判，並長期參加復關（GATT）和加入WTO的談判。1995年至今，擔任國際仲裁員，參與多次涉及國際貿易、投資、技術轉讓等糾紛的國際仲裁。 ^[1] 

WTO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成員,WTO PGE(常設專家組)成員。

1982年畢業於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法專業,獲碩士學位,同年被分配到外經貿部條法司工作。

1986年獲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國際法碩士學位。

1987年回國後一直就職於商務部條法司。曾任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參與了中國復關和加入WTO談判。

他被龍永圖譽為“中國首席WTO法律專家”。

他是中國“復關”和“加入WTO”談判中的主要代表。

他是首次入選WTO專家組的3位中國人之一,並“審理”過WTO貿易爭端案件。

他就是曾任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司長的張玉卿。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張玉卿就一直參與中國的“復關”與“入世”工作,直至談判最後完成。在中國政府裏,像他這樣能夠參與中國“復關”和“入世”全程的幸運兒並不多。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他的工作重心就一直在WTO領域,包括參與談判、清理國內的法律法規、參與國內立法、參與WTO案件的爭端解決。

中外兩個法學碩士學位

在位於北京廣渠門外的辦公室裏,記者見到了星期天仍在忙碌的張玉卿。真摯的問候,爽朗的笑聲,讓人瞬間忘記了眼前這位法學前輩是個“大人物”。

這是張玉卿退休後開辦的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書桌上有一本攤開的《鹿特丹規則》,書架上是一摞摞只能以厚度計算的卷宗資料。記者注意到,涉及國際經濟法、國際貿易、WTO等領域的外文書籍,佔據了書櫥的大部分空間。

諳熟國際貿易法律、精通外語,對張玉卿來説,着實經歷了艱苦的求學過程。

1972年,來自北京一家國際貿易公司、有着7年工齡的張玉卿進入北京外貿學院,成為200人規模幹部培訓班中的一員。

1979年,在北京外貿學院招收的第二屆碩士研究生名單裏,又出現了張玉卿的名字。他是當年法律專業4位碩士研究生中的一位。那年考研,他還差幾個月就滿35歲——研究生報考的臨界點,而他終於如願趕上了末班車。

1982年,獲得碩士學位後的張玉卿被分配到外經貿部條法司。彼時,高學歷的法律人才可謂寥若晨星,他有幸成為新時期中國法制建設的開創者。

但他的求學之路並未就此終止。1985年,他來到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開始攻讀第二個法學碩士學位,方向是國際法。回憶起這段求學經歷,辛苦和成績都令他難以忘卻。有人這樣比喻張玉卿的求學之路:他到中午才吃到早餐。

畢業時,曾有華盛頓知名的律師事務所“挖”他,開出數千美金月薪的價碼,但他拒絕了,他希望學成歸來後效力於自己的祖國。

參與復關入世談判

在外經貿部(後來的商務部)條法司工作的20多年間,張玉卿主筆了中國批准加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請示報告,曾長期參與中國第一部《對外貿易法》的制定。隨着中國加入WTO,他又率領條法司起草了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及相關配套法規,帶頭起草和設計了中國貿易救濟的“兩反一保”法規和管理機構。他的日常工作還包括:參與或負責締結雙邊貿易協定、知識產權談判,率團參加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等國際組織對有關國際貿易條約、公約的起草、制定等。

而讓他的名字開始成為某種標誌的是他所參與的“復關”和加入WTO談判及其後與WTO發生的種種關聯。自1986年起,他陸續參與了中國“復關”、入世談判。

這種外人看似風光的工作,帶給他的不是享受。“每天都在緊張地談判、查資料、看書、討論問題、落實指示。”張玉卿説,累,算不了什麼,難以承受的是輿論的壓力。“你可以隨時聽到某某產業無法經受外國商品衝擊的言論,更加極端的説法是中國加入WTO就是引狼入室。還有的説如果加入WTO,國企就會垮掉,會造成大量失業。”

如今,十年過去了,中國日益走強的貿易實力回答了那些質疑。除了一系列看得見的高速增長的數據外,“WTO給中國帶來了全新的對外經濟貿易法律制度,使中國改進、提升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使中國改進了利用外資的法律制度,使中國在制定國際貿易規則上有了自己的話語權。”十年後,張玉卿終於露出輕鬆的微笑。

在WTO當“法官”

2004年年初,已經退休離開商務部的張玉卿重登WTO大舞台。WTO爭端解決機構(DSB)2月17日召開例會,通過了中國提名的3名專家組成員候選人名單。依據WTO有關規定,這3名由中國推薦的專家將進入WTO專家組成員的指示性名單,供WTO成員選擇專家組成員時參考。中國專家入選WTO專家名單尚屬首次,這3名專家分別是張玉卿、曾令良和朱欖葉。

在獲悉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批准其加入專家組的消息時,張玉卿並沒有太多的驚喜和意外。“雖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僅兩年有餘,但中國專家申請加入世貿組織專家組的時機已經十分成熟。能進入世貿專家組,不僅是我們個人的榮譽,更是中國充分參與世貿組織事務的必然。”此刻他想得更多的是,希望成為某些案件的專家組成員,以積累更多解決貿易爭端的實戰經驗,並利用這第一手資料和案例,為中國的相關部門和企業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服務。

機會來了。2008年6月15日,WTO總幹事拉米,在提交給歐盟香蕉體制案爭端雙方的一份通訊中,指定張玉卿替代原審理成員Stuart Harbinson,與另外兩位專家Christian Haberli和Kym Anderson,繼續審理厄瓜多爾和美國分別訴歐盟履行WTO裁決的申訴。

受命後,張玉卿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不用誰來給我做工作,自己就迫切地想要做好。因為我不僅僅是代表自己,還代表中國人的形象。能夠站在WTO的高度去裁判案件,這讓我有一種本能的使命感。”那段時間,他每天要工作十三四個小時,沒做完事情都睡不着覺。要閲讀浩如煙海的案卷資料,要思考怎麼組織自己的思路,怎樣表達。“我認為該表態就要表態。”

張玉卿的表現得到了當時的專家組主席Christian Haberli的稱讚,他用“brilliant”(傑出的、出色的)來形容張玉卿的工作。張玉卿所在專家組的裁判結論在被歐盟上訴後,仍獲得了上訴機構的肯定和支持。而歐盟,也在敗訴後棄用了過去的體制,重新與相關國家簽訂和解協定。

張玉卿也從這個經歷中受益匪淺。“通過和WTO秘書處及專家組成員的接觸、交流意見和看法,自己的思維模式得到了驗證與鍛鍊,看問題的視角進一步拓寬。”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張玉卿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研究國際規則上,他的心願是希望能夠推動中國加入更多的國際條約、公約或協定,因為這些條約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就如當年我們加入WTO給中國帶來讚譽,帶來看得見的好處一樣,更多地接受國際規則,融入國際社會,對中國是件好事,可以推動國內的改革開放”。

他提醒,中國加入WTO後的第二個10年可能更為關鍵、更富挑戰,因為中國人很可能會放鬆對WTO規則的認識與實施,外國人卻會更加挑剔。更好地掌握、履行WTO規則,將其運用到我們的日常經貿管理之中,是當下政府機構和大中型企業都必須要考慮的課題。他還建議高校應進一步重視對WTO理念和規則的傳授,使其成為一門基本課程。

著有《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和《國際反傾銷法律與實務》等專著，並主編《國際反傾銷法實用大全》、《國際特許經營指南》，負責翻譯《WTO的法理與實踐》。另外在國內外先後發表了《加入WTO與中國外經貿的法制建設》、《關税和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及職能》、《轉向主動管理--我國現行貨物原產地規則缺陷及完善》、《反傾銷法律制度》、《補貼與反補貼的法律制度》、《總協定框架下控制進口的主要依據與手段》、《美國貿易法301條款》、《中國對外貿易的法律制度》、《新合同法為推行外貿代理提供了法律框架》、《中國涉外經濟合同法》、《中國合資企業法評介》、《關於建立我國政府採購制度的若干思考》等文章6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