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泉

張寶泉1901年出生於陝西省三原縣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父親張宗厚在縣城開雜貨鋪，常入川做生意。母親是四川人，早年去世。叔父張宗福（字景秋），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後任職於國民政府監察院。父親、叔父和于右任系同鄉同學，常有交往，因而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

張寶泉從小很愛學習，他先在本縣私塾及高等小學讀書，1915年考入三原渭北中學，約半載，又轉學西安省立三中。1920年農曆臘月，他和堂弟張仲超及同學張乃華、李伯恂等一行數人，離開西安，奔赴天津，考入南開中學插班二年級。 ^{[3]  [4]  [5]} 

五四運動之後，京、津一帶新思潮風起雲湧，青年思想極為活躍，張寶泉耳濡目染，深受影響，他閲讀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書刊，特別喜歡讀有關俄國革命的報導，對十月革命的俄國十分嚮往。

1922年，張寶泉加入了陝西旅京青年的進步組織——共進社，隨後，又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積極投入了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運動。當時，南開中學的陝西同鄉武止戈、屈武、鄒均、劉尚達、崔孟博等10餘人發起創辦了一個進步月刊《貢獻》，這是一顆在五四雨露的滋潤下，破土而出的小春筍。張寶泉熱情地為《貢獻》捐款，像園丁一樣愛護和關懷它的成長。張寶泉和在南開的一些陝籍同學古文基礎都比較好，作文成績一般都在八九十分以上，常得到國文老師的誇獎。辦起《貢獻》以後，他們決心不寫文言文，與同學們一起，相約用白話文給《貢獻》、南開校刊、《新民意報》等報刊投稿，宣傳革命思想。

1924年上半年，即畢業前一學期，張寶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4月起，他還擔任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負責組織工作，和於方舟、鄧穎超、崔孟博等一起，指導各校學生會及天津學生聯合會的成立、組織團員和青年紀念五一、五四，發動五七示威，親自同團員一起，深入工廠調查，在各團支部設立售賣書報部及整頓女權運動同盟等各項活動。隨後，黨組織決定派張寶泉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他能夠親自到嚮往已久的俄國，夙願得償，他心情十分激動，積極進行準備，決心不虛此行。

1924年7月，張寶泉和武止戈等自天津乘船起程轉赴蘇聯。在東方大學，他抓緊時間刻苦攻讀馬列主義理論。張寶泉性格比較沉靜，平時不多説話，但卻藴藏着滿腔熱情，對黨忠誠老實，對同志關懷備至，每次分發衣物時，他總是先讓別人選合適的，最後剩下的自己用。勞動中他總是一聲不響地搶着乾重活，深得師生好評。當時，東方大學中國黨團支部，定期張榜公佈同學們的鑑定，張寶泉一向被公認為優秀學員。他在東方大學學習約一年時間，由於“五卅”慘案發生，國內出現了反帝愛國運動新高潮，為了適應鬥爭形勢的需要，1925年7月，張寶泉等相繼被黨組織調回國。 ^{[3]  [4]} 

張寶泉回國後，被分配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先從事工人運動，後轉搞地下交通工作。這期間，他的工作雖然十分繁忙，但對陝西家鄉的革命運動仍然十分關心。1925年10月11日，他接到在三原舉行的共進社第二屆代表大會的會議文件，閲後十分激動，立即提筆覆信，闡述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指出：“中國80餘年來所受的痛苦，無一非帝國主義所賜”，“要使全國民眾都明白吾國紛亂，政治黑暗、軍閥爭權、人民失所、民窮財盡等，都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豢養的走狗——媚外軍閥——愚腐無恥的政客官僚所致。”他説：“怎樣掃去這種亂源，使全國民眾得到安寧、幸福、自由，惟有全國民眾自己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打破自己的鎖鏈，自己解放自己”。他高度評價了革命知識分子在宣傳和組織民眾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又嚴肅批評了那種“專好講漂亮話”、言行不一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毛病，語重心長的表示希望共進社的同志不要做口頭革命派。他激勵大家“抱定此次大會的宣言，努力奮鬥，以達到中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這封信旗幟鮮明，字裏行間洋溢着對革命的熱情和必勝的信心。是張寶泉革命思想趨向成熟的標誌。

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在北京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三一八慘案，張寶泉的堂弟、北京大學學生張仲超在遊行示威中慘遭殺害。張寶泉得知極為悲憤，乃函慰家屬：“仲超為伸正義而死，為求真理而死，雖死猶榮，此恨終有報復之一日。”足見其思想愈益堅定。

1927年春，張寶泉隨中共中央到武漢。未幾，時局逆轉，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武漢形勢漸趨緊張。七一五武漢汪精衞政府叛變後，張寶泉又奉命秘密至滬，在極其險惡的形勢下，參與了建立黨中央地下領導機關和開展黨內交通工作的複雜鬥爭。八九月間，中央機關開始遷到上海，張寶泉擔任中央交通處內交主任（或稱總交通）。

在嚴重的白色恐怖年代，黨內交通是無形戰線上和敵人拼搏的無名英雄，他們“來無影，去無蹤”，出生入死，以高度的機警和智慧，在國民黨軍警和特務的嚴密監視下，為黨傳送情報，接通上下級的聯繫，是黨不可缺少的“血脈通道。”

1927年11月，周恩來自香港來到上海，領導整頓了黨中央保衞機關的工作。張寶泉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了一段時間，這對他思想水平和鬥爭藝術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幫助，逐漸養成了地下工作者所特有的機警和沉着的工作作風。

內交主任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要負責市內地下黨組織之間的聯絡、傳遞文件、安排會議地址，還要接待、護送出入上海的黨中央領導同志和其他同志。如當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徐彬如、黃玠然、王凱、顧玉良等都和張寶泉聯繫過。1927年汪精衞七一五叛變後，護送武漢的黨員學生赴蘇聯學習、給天津中共順直省委送文件等，都是通過他安排，顧玉良同志執行的。由於他有堅強的黨性原則和靈活的鬥爭藝術，善於巧妙的應付各種複雜的環境，因而多次在驚險的環境中奇蹟般地完成了任務，為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次，天色已晚，張寶泉突然接到組織給他的一項緊急任務，要他立即設法通知撤掉黨中央和北方局的秘密聯絡點——鎮餘里1號。這是坐落在狄斯威路中段一個里弄裏的一幢淺灰色的二層樓房，由長途交通王凱帶着妻子和不滿週歲的孩子住在裏面。時間緊迫，張寶泉顧不上吃晚飯，便朝鎮餘里奔去。穿過繁華的鬧市，拐進狄斯威路進入鎮餘里時，路燈昏暗、行人稀疏。張寶泉先靠着一根電杆，點燃一支香煙，觀察了一下週圍的動靜，正當他準備走上前去時，突然一個被路燈照得修長的身影閃動了一下。“特務！”他馬上意識到我們的聯絡點已經被敵人監視。為了引開敵人，他大步朝前走去，果然敵人像幽靈似地跟上了他，然而走了沒有多遠，敵人不見了。他回過頭來朝鎮裏望去，方才跟蹤他的敵人正在鎮餘里1號後門和另一個特務交頭接耳，隨即又向他走來。他急中生智，決定到前門去試一試，因為上海人出入一般走後門，前門終日關閉着。他和特務周旋了兩個小時，終於把特務甩掉了。然後迅速拐回，輕輕敲開了鎮餘里1號的前門，通知了王凱。王凱夫婦收拾起文件、槍支和衣物，安全地轉移了，黨中央和北方局的秘密聯絡點沒有被敵人破壞。

1928年春，國民黨反動派在湖南、湖北大捕共產黨人，上海的鬥爭也越來越殘酷了。為了便於更好地掩護地下工作，經組織批准，張寶泉和駐中央機關工作人員黃婉卿結了婚，同志們湊錢為他們在老半齋舉酒祝賀。但是，繼之而來的並不是新婚的蜜月，而是更加艱苦的鬥爭。當時黨的一些秘密機關被敵人破壞，地下工作者被捕的事，不時發生。當張寶泉得知少數意志薄弱者在被捕後，供出了黨的秘密時，莊嚴地向黨組織表示：“如果我被捕，我寧死也不泄露黨的秘密。” ^{[3]  [4]}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羅亦農是中共的重要領導人，是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在上海有很大的影響。他被捕的次日，上海報紙就傳出消息。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新軍閥認為“首要已擒，共禍可熄”，正欲趁此一網打盡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機關。

在這十分危急的時刻，身為中共中央內交主任的張寶泉深知自己責任重大，馬不停蹄地在各秘密機關之間穿梭。他先找了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通知了編輯鄭超麟。鄭超麟給他換上了自己的黑色大衣。改裝後，他又趕到周恩來處送情報。得知周恩來已安全撤離，他放心地離開，又沉着地前往別處。

不料剛到康腦脱路（一説西摩路，即現陝西北路），忽然遇見外國巡捕“抄靶子”（封鎖路口，搜查行人）。張寶泉機警地吞掉情報，但身上的文件卻被搜出，這樣他被捕了。張寶泉被帶到巡捕房，捕房見他身上攜帶有黨的重要文件，斷定他來歷不凡，就把他當作一個“奇貨”，急欲從他口中獲知黨的重要機密。先對他千方百計地進行誘逼，繼而又施用各種酷刑拷打，其中一種是被稱為“九尾貓”的所謂“科學的刑具”（這種刑具會使受刑者皮肉極端痛苦，卻不會立即傷害生命）。但張寶泉嚴守黨的機密，寧死不屈，只説和于右任（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監察院長）有親戚關係。捕房帶他到于右任公寓，探問于右任夫人認識不認識這個人，於夫人説：認識，他是上海大學的學生，於先生的老鄉，常到我家來玩。捕房搜查了於夫人及女兒於芝秀的住所，沒有查出任何東西。搜查中，張寶泉態度鎮定自若。當時在於公寓的還有他熟悉的幾名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他都裝作素不相識，一句話也不説。

因為案情重大，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等親自出面引渡，張寶泉遂被引渡到龍華警備司令部。在龍華，他受到了更殘酷的折磨，正像當時《布爾塞維克》雜誌所揭露的：“因為龍華沒有‘科學的刑具’，沒有‘九尾貓’，只有亞洲式的極野蠻極殘酷的刑法。”

剛到龍華，張寶泉即被提審，法官要他供認共產黨員，交出組織名單。他拒不回答，立即遭到皮鞭的毒打，直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始終不吭一聲。獄中難友看到這種情況，都感動得落淚。第二天又繼續提審，他的雙腿腿骨被打得粉碎，渾身上下皮開肉綻，幾次昏死過去，又被敵人用冷水潑醒，但他仍咬緊牙關，怒目而視，回答敵人的只是一句話：“不知道！你們休想從我嘴裏得到任何有用的東西！”獸性大發的敵人氣急敗壞，竟殘酷地把半死的張寶泉拖到院子裏的空地上，用七響盒子槍和三把刺刀，將他亂打亂戮而死。死後，暴徒們又一齊舉着刺刀把張寶泉的屍體挑起，扔到七八尺高的圍牆外面。共產主義戰士張寶泉就這樣壯烈地犧牲了。

張寶泉犧牲後，上海的反動報紙沒有一個字記載，這在“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的白色恐怖下，是並不奇怪的。黨組織得知了張寶泉的英勇犧牲消息和事蹟後，在同年6月30日出版的黨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上，以《革命黨人的一個好楷模——張寶泉同志》為題，作了報道。當時能夠讀到這個刊物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莫不深深為張寶泉同志的英勇獻身精神所感動。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