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全書

《張子全書》 ^[1]  十四卷。

通行的《張子全書》中《東銘》、《西銘》、《正蒙》為一至三卷，《經學理窟》為四至八卷，《易説》，為九至十一卷，《語錄》為十二卷，《文集》為十三卷，《附錄》為十四卷。《全書》中除《經學理窟》、《語錄抄》、《文集抄》及《附錄》世無單行本外，餘皆有單刻本行世。

【英文】The Whole Works of Zhang Zai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學者稱橫渠先生。嘉祐二年（1057）進士，官至同知太常禮院。因是關中人，其學派稱“關學”。為宋理學四大學派之一，與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並稱“周、張、程、朱”。張載在政治上主張用恢復井田制的辦法以緩和土地問題的矛盾，均貧富有利於民。在哲學上，張載提出“太虛”為萬物之本的觀點。他説：“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正蒙·太和篇》）。又説：“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太和》）。載所謂的“太虛”就是氣，世界沒有“虛無”的本體可以作為萬物的根本。以為“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又認為“萬物皆有理”，“理只天道”，“事無大小，皆有道在期間”，並以“眾人之心同一”為義理，而“天下義理，只容有一個是，無兩個是”（參見《太和》）。在社會觀上，主張通變，“變而通之以盡利”，“功業見乎變”。在認識論上，主張窮理盡性，以為“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又以客觀事物作為認識的來源，主張“人本無心。因物為心”。張載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同程、朱唯心主義理學在思想體系上截然不同。他的學派，是宋代理學中的唯物主義的學派，對後代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後人將其《西蒙》、《正蒙》、《禮説》、《易説》、《語錄》等編為《張子全書》，《附錄》一卷。

張載（1020－1077），北宋哲學家，理學創始人之一，理學支脈“關學”創始人。字子厚，長安人，徙家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進士，授祁州司法參軍，調丹州雲巖令。遷著作佐郎，籤書渭州軍事判官。神宗熙寧二年（1069），除崇文院校書。次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同年冬告歸，十二月乙亥卒於道，年五十八。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賜諡明公。

事見《張子全書》卷一五附宋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宋史》卷四二七有傳。

張載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關學的創始人，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其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兩代政府視為哲學的代表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張載認為，宇宙的本原是氣。他説：“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有聚散而無生天，氣聚則有形而見形成萬物，氣散則無形可見化為太虛。他認為宇宙是一個無始無終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滿浮與沉、升與降、動與靜等矛盾的對立運動。他還把事物的矛盾變化概括為“兩與一”的關係，説：“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認為兩與一互相聯繫、互相依存，“有兩則有一”，“若一則有兩”。在認識論方面，他提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區別，見聞之知是由感覺經驗得來的，德性之知是由修養獲得的精神境界，進入這種境界的人就能“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在社會倫理方面，他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主張通過道德修養和認識能力的擴充去“儘性”。他主張温和的社會變革，實行井田制，實現均平，“富者不失其富”貧者“不失其貧”。

張載還提倡“民胞物與”思想。他在《西銘》中説：“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乾坤是天地的代稱，天地是萬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混合，處於宇宙之中，因為三者都是“氣”聚而成的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因此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萬物與人的本性是一致的。

《正蒙》是張載的最為重要的著作，原來只是數萬言，而其弟子蘇炳將這部書分為十七篇，相續成為今存本的樣子。這是一部哲學著作，它與《西銘》、《易説》構成了張載的哲學體系。《經學理窟》，是反映張載社會思想的著作，他不講理學而講《周禮》，把井田、宗法等改良思想都寫在這部書中。《張子語錄》是他講學的語錄，其中哲學、政治、倫理思想都有反映。張載的著作在流傳中有存有佚。《詩説》、《孟子解》、《春秋説》等，史志皆有著錄，其中的《孟子解》、《春秋説》宋代的晁公武曾親自讀過，現已佚傳。據朱熹《近思錄》所引用張載的書目有《正蒙》、《文集》、《易説》、《禮樂説》、《論語説》、《孟子説》、《語錄》七種，其中史志沒有著錄的有《禮樂説》、《論語説》二種，説明這二部著作早在南宋末已經佚亡不傳。《易説》、《經學理窟》、《祭禮》、《孟子解》四部書，諸志著錄卷數不盡相同。這説明張載的著作版本不同，流傳得也廣。如《易説》，《宋史·藝文志》著錄十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三卷，可見，宋代社會上就流傳着《易説》的十卷或三卷的兩種本子。現存的張載著作的卷數除個別的《正蒙》有單行八卷本之外，其餘的皆為《張子全書》或《張子抄釋》中的卷、篇數。

《經學理窟》一書，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同北宋時期的其他學者一樣，張載亦十分推重《周禮》，並企圖借《周禮》所論來改良北宋時期的一些制度，特別是土地制度。在《理窟》中，作者提出了“並田”和“封建”兩項政治主張。他認為，實行《周禮》式的“井田制”，司以解決當時的貧富不均問題，具體作法是，將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分給農民，“先以天下之地□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取消“分種”、“租種”的辦法。關於“封建”，他説：“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作者看到了過分集權的弊病。特別是當時邊防的無力，他認為一切都由中央朝廷來管，必有許多事情管理不好，所以，要實行“封建”，“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張載所講的“井田”，主觀上是解決土地不均；所講“封建”，主觀上是為調整中央與地方權限，在封建制度下，絕不可能付諸實現，僅是一些空想方案而已。但這些空想方案，卻具有十分積極的進步意義。《理窟》中作者還對儒家經典《禮》、《樂》、《詩》、《書》及學校、宗法、喪祭等進行了精審的論述。在《語錄》中，作者提出“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的命題，指出“人本無心，因物為心”，‘強調窮理，“萬物皆有理，著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作者所言的“理”，是客觀的，“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理”是事物的理，不在人的內心。這些都是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觀點。

張載的著作，有的是自己寫的，有的是後人蒐集的，有的是後人編纂的。《橫渠先生語錄》就是宋人蒐集並刊刻。《經學理窟》據晁公武所見本有題金華先生，以及內容似語錄，並混有程頤語錄，可見也是宋人蒐集的。《張子全書》通行本是何時、何人編輯問題，《四庫提要》曾記載：“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張岱年考證為明萬曆間沈自彰編纂的，此説可信。但後來《張子全書》諸本又不盡相同，有的是尊沈本，有的則把朱熹注的《西銘》《正蒙》編入全集，通稱朱熹本。至於開始蒐集《張子全書》或《張子抄釋》的是元吳澄，因為元虞集作吳澄《行狀》時曾説過：澄“校張子之書，契《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這種編次既與《張子全書》或《張子抄釋》相似，説明《張子全書》或《張子抄釋》早在元代就有人編纂，並非起自明代沈自彰或呂楠，可惜吳澄本諸志皆未著錄，早已佚失。其版本有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沈自彰鳳翔府官刻本為最早刻本《國學基本叢書》排印本。清康熙元年（1662）李月桂刻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中華書局排印、縮印《四部備要》本。其中明萬曆本，清初宮刻本，康熙本皆為善本。

總之，《全書》是研究張載儒學思想最全面、最重要的參考資料。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本為現存最早版本，清康熙七年（1668）新安汪氏據《古今逸史》刻《秘書二十一種》本題《張橫渠先生文集》，析作十二卷，1978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前有張岱年《關於張載的思想和著作》一文，正文以萬曆四十八年版為底本，參校□縣本、朱軾本、《正誼堂叢書》本及《張子抄釋》等，對原來《全書》中的卷次與篇目作了若干改動，把《西銘》歸入《正蒙》中，把朱熹注刪除，並增補了各書書序、書目提要等有關材料，為目前最好本，並題作《張載集》。

張載著有《崇文集》十卷（已佚），《正蒙》、《橫渠易説》、《經學理窟》、《張子語錄》等，明嘉靖間呂柟編有《張子鈔釋》，清乾隆間刊有《張子全書》，後世編為《張載集》。

關於張載的著作，有些問題需要進行考察和説明。《近思錄》的《引用書目》中所列“橫渠先生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説》、《禮樂説》、《論語説》、《孟子説》、《語錄》。晁公武《郡齊讀書志》所著錄的張載著作，有《橫渠春秋説》一卷、《信聞記》、《橫渠孟子解》十四卷、《正蒙書》十卷、張橫渠《崇文集》十卷。趙希弁《郡齊讀書志附志》及《後志》所載，有橫渠先生《語錄》三卷、橫渠先生《經學理窟》一卷、《橫渠易説》十卷。陳振孫《直齊書錄解題》中著錄的有《易説》三卷、《理窟》一卷、《正蒙書》十卷、《祭禮》一卷。魏了翁《為週二程張四先生請諡奏》中説：“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説》諸書，……”《道命錄》卷九引這些都是宋代人關於張載著作的記述。其中一個疑問是：《近思錄》的《引用書目》中沒有《理窟》。《郡齊讀書志》中有一條説：“《理窟》二卷，右題曰金華先生，未詳何人，為程張之學者。”而趙希弁《郡齊讀書志附志》中，則著錄有橫渠先生《經學理窟》一卷，魏了翁講張載的書，也以《理窟》與《正蒙》並提。但何以《近思錄》的《引用書目》中沒有《理窟》呢？疑朱熹編輯《近思錄》時尚未見到《理窟》，或者雖見到而以為不足依據而不取。今存的《理窟》，內容和趙希弁所述目次相同，但其中有些是程頤的《語錄》，而從大部分的題材語氣來看，又確像張載的話。疑宋代《理窟》有兩個本子，一題金華先生，一題橫渠先生。金華先生可能是編者。這本書當是張載程頤語錄的類編，後人因其中張載的話較多，所以算作張載的書了。書中只是門人的記錄，不是張氏手著的，不完全可信。

《正蒙》、《易説》和《文集》中的文章是張載自寫的著作，其餘都是他歷年講學的記錄。《易説》可能是早年著作。《程氏外書》中記載尹焞的話説：“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説《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二程全書》卷三十七祁寬所記尹和靖語張載在開封講《易》時，可能已經開始寫《易説》了。在《易説》中，他的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已經具備。《正蒙》是晚年著作對於唯物論學説又有所發揮，但也添加了不少唯心論的觀點。《西銘》的寫成，當在《易説》之後，《正蒙》之前，後來也編入《正蒙》中。《西銘》講“民胞物與”，與程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點一致，所以深受二程的讚賞。

張載的一部分著作，到元明時代，就逐漸散佚了。二程的著作，經過朱熹的整理，完整無缺。王安石的著作，除《文集》外，也大部散佚。這裏可以看出程朱學派的態度和影響。

通行本《張子全書》，編於何時，編者何人，過去很少人注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四庫提要》的作者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只是以不了了之。其實這個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

明呂柟在嘉靖五年編著《張子抄釋》，序文中説：“橫渠張子書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錄》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可見當時還沒有《張子全書》，而《張子全書》中的《語錄抄》、《文集抄》是直接沿用呂柟所摘抄的，可見《張子全書》的編纂在呂柟之後。

清乾隆年間宋廷萼刊本《張子全書》卷首有宋廷萼《附記》説：“張子撰著，明以前散見他書。萬曆中都門沈芳揚芳揚，自彰先生字也守鳳翔，蒐集為《全書》，説見原刻張某序中。”宋氏所説，當有所據。今存萬曆刊本《張子全書》，有袁應泰序、張能鱗序，都未談到這個問題。袁序中僅説：“郡伯沈公表章理學，……為建橫渠書院，肖像以祀之，並刻其《全書》而屬序於餘。”順治刊本《張子全書》喻三畏序，有幾句話很值得注意。他説：“遂求先生全集於文獻之家，而鄉先達果進予而言曰：先生著作，雖傳今古遍天下，惟吾郡實為大備。前都門芳揚沈太公祖尊先生教，搜索殆偏，壽之木以廣其傳，至今家弦户誦，衍先生澤使之靈長者，沈公力也。根據喻三畏和宋廷萼的説法，我們可以斷定：《張子全書》是明萬曆年間沈自彰編纂的。明末徐必達刻《張子全書》，是在沈自彰以後了。

《張子全書》有許多缺點，它沒有采用宋本《張子語錄》而採用《語錄抄》，《文集》也沒有參考《宋文鑑》，僅採用《文集抄》，這都是不足之處。呂柟沒有提到《橫渠易説》，《全書》保存了《易説》全文，這還是優點。現在這個新編《張載集》，參考了《宋文鑑》，採錄了宋本《語錄》，又查考了《周易繫辭精義》，應該説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本子了。

《正蒙》艱深難懂，初學須看註解。王夫之的《張子正蒙注》最有名，但他的注也不易懂。比較淺顯易懂而且也比較完備的註解，有王植的《正蒙初義》乾隆刊本，可以參閲。此外還有明劉璣的《正蒙會稿》明刊本，清刊本，明高攀龍、徐必達的《正蒙釋》明刊本，清李光地的《正蒙注》康熙刊本，楊方達的《正蒙集説》雍正刊本等。但這些註解都有曲解誤釋之處，這也需要注意鑑別。

張載的著作中，有精華，有糟粕。他提出許多卓越的思想，也有大量的糟粕，這應該分別觀之。可以説，張載開闢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哲學的一個新階段。後來，經過王廷相，到王夫之而達到中國樸素唯物論的高峯。在張載的體系中，理是從屬於氣的，但他沒有來得及批判二程的理一元論。王廷相發揮張氏的觀點，比較明確地批判了程朱“理能生氣”的客觀唯心論。王夫之高度讚揚張氏的哲學，認為“張子之學……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張子正蒙注序論》，他全面地批判了程朱“理在物先”的客觀唯心論和陸王“心外無物”的主觀唯心論。戴震以“氣化流行”為道，也是張載學説的繼承和發揮。所以，張載的哲學確實有深遠的積極的影響，對於他的哲學著作確實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

《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張載撰。考載所著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有《易説》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作《吳澄行狀》，稱嘗校正張子之書，以東、西銘冠篇，《正蒙》次之。今未見其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題曰全書，而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説》三卷，《語錄抄》一卷，《文集抄》一卷，又《拾遺》一卷，又採宋、元諸儒所論及行狀等作為附錄一卷，共十五卷。自《易説》、《西銘》以外，與史志卷數皆不相符。又語錄、文集皆稱曰抄，尤灼然非其完帙。蓋後人選錄之本，名以全書，殊為乖舛。然明徐時達所刻已屬此本。嘉靖中呂柟作《張子抄釋》，稱文集已無完本，惟存二卷。康熙己亥，朱軾督學於陝西，稱得舊稿於其裔孫五經博士繩武家，為之重刊。勘其卷次篇目，亦即此本，則其來已久矣。張子之學，主於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為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業已備採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