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泉

著有《金代經濟史》、《金史簡編》、《金史論稿》（合著）、《女真新論》、《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等，均體現了他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學術思想和風格，在金史學界，乃至海內外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併為新時期的金史學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範式。他的這些金史專著，對金史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奠定了新時期金史研究的框架和體系，並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新觀點。

他在論述金朝歷史地位時，曾破除過去人們的偏見以及對女真族金朝歷史的種種誤解。他的求實叫真的研究風格，在其著作中處處得以體現。

他除閲讀過大量馬列著作和古代歷史文獻與專業論著外，還重點閲讀了相關經濟、地理、民族、考古、古音韻、女真語言文字等方面論著，因為學術功底豐厚、思想開闊、才思敏捷、著作等身、碩果累累，成為繼20世紀前半葉東北史、金史泰斗金毓黻以後有突出貢獻的金史、東北史大家，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

生於遼寧省西豐鎮，原籍遼寧省遼陽縣。幼年生活於遼陽城西20裏的農村。1948年底從遼陽聯合中學考入東北行政學院行政系。1952年9月至1954年9月，為中國人民大學與東北人民大學聯合培養中國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生。畢業後一直在吉林大學歷史系任教，1957年始致力於中國地方史、遼金史、東北民族與地理的教學與研究。

自50年代末選定以東北古史為基礎，以金史作為主攻方向，旁及宋、遼、元，進而擴展到中國北方民族扶余、鮮卑與高句麗和東北民族政權，乃至整個中國地方史、中華一體的研究，學術視野十分開闊。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他便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對金代的社會性質、奴婢問題、租佃關係、經濟狀況和猛安謀剋制度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一系列具有獨到見解的論文和著述，為後來在80年代出版的幾部力作《金代經濟史略》、《金史簡編》、《金史論稿》奠定了紮實的理論基礎。他在《金史簡編》縱論中明確地闡明瞭自己對金史研究的總觀點和總看法，從中可以看到他那閃爍着歷史唯物主義光輝的史學思想已日臻成熟：

在對待金朝歷史地位問題上，他認為，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長河中，金朝120年雖然短暫，但他確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朝代。其所以重要，他強調原因有三：其一，它是由祖國東北邊疆白山黑水間的女真族建立的一個王朝，因此歷史賦予這個王朝統治以許多特點，並從中可以看出由少數民族統治着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樣發生着變化而走向歷史先進行列的；其二，金朝是南北朝之後又一次出現的與南宋長期對峙的一個王朝，它更加充分的反映出南北對峙階段歷史發展的諸特點，由此而發生的許多重要歷史問題，應給予合乎實際的研究和回答；其三，它是在先後滅亡遼和北宋兩個都比自己“先進”的王朝後發展起來的，這就不能不使這個王朝更為錯綜複雜。

首先，政治上，金滅遼後，因俗而治，沿遼之北南面官制，北面實行的是女真族的勃極烈制和猛安謀剋制，南面實行漢制。後來發展為統一的漢官制。金朝早於南宋將尚書省左、右僕射改為左右丞相，南宋實受金改制的影響。金設行台尚書省為地方行政機構，金末於各路設行省、行六部，這是我國省制的開端。此種制度影響到後來的元朝，元在全國範圍內設行中書省。元代千户、百户之制也是受金朝猛安謀剋制的影響。金朝用路府州縣將東北全部統一起來，對推廣府州制度和鞏固東北邊疆做出了重大貢獻。

其次，在經濟上，金繼遼後，在東北草原樹海中出現許多農田區和半農田區，中原形制的生產工具分佈於東北各地，鞍山鐵礦的開採始於遼、金，東北經濟得到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大的發展。金朝兩税變成真正意義的地税和銀幣進入流通成為法制，中國最早的紙幣出現在宋、金，在諸行業中金代出現了專門的“銀行”。

其三，在文化發展上，金朝遠遠超過遼朝，是在北宋的基礎上綜合吸收，推陳出新的結果。雖從整體上講文采不及南宋，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起色。金代文化發展的最大特點，不僅表現在它對中原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上，而更重要的表現在民族和區域的更加廣泛的發展上。在東北地區先後湧現出不少出身於女真族、渤海族、契丹族和兀惹的文人，他們之中有的是金代文人中的佼佼者，這是南宋所難以比擬的。金繼北宋先賢之後，文人輩出，“金代文物，遠勝遼、元”（《金史·文藝傳贊》）。金代文化的發展不僅自樹於宋元之間，而且足有可稱者。 ^[1] 

金朝女真族社會性質本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張博泉首先申明，金朝女真族的社會性質和金政權的社會性質有區別。前者是就女真社會而言，後者是就金政權統治下的多民族的社會成分而言。

金代女真族奴隸制社會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祖、太宗時的“一如本朝之制”時期。阿骨打即位後，確定的一條“未改易舊俗”、“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的發展奴隸制的方針。他們也曾用本國制度改編了一些被征服的民族，這種“本國制度”是與遼、宋封建制度相區別的女真族的奴隸制度；第二個時期是熙宗、海陵“姑宜仍舊、漸祈胥效”的時期，女真人土地佔有關係仍然是牛頭地或新施行的的“計口授地”，這種“計口授地”只是在土地分配原則和經營方式上發生了變化，它既有利於向一家一户的封建個體經營過渡，同時也有利於女真奴隸主貴族藉此獲得土地，仍用奴隸耕種，而且“計口授地”的女真屯田户仍保有合產聚種和聚居聚種的經營方式，這又束縛了向個體經營的發展，但合產聚種卻是由聚居聚種向析居析種的個體經營轉變的過渡形態；第三個時期，是世宗時女真族奴隸制最後瓦解的時期，此時期特點是世宗想盡辦法維護舊奴隸制，但女真户已急劇向個體經營轉變，出賣奴隸，將土地轉租給漢人佃種，這已經成為不可遏制的巨大變革潮流，至章宗時，方正式承認出租土地的合法，並頒佈廢除奴隸制的法令。 ^[2] 

他對女真族奴隸社會發展的分期預分析師精闢深刻的。他還明確指出，女真族奴隸制，是指女真族氏族社會的廢墟上並經過變革之後確立的，具有一些明顯特徵。最後他認為，正確瞭解和把握金朝女真族奴隸制，是瞭解章宗以前金朝歷史發展的關鍵，如不瞭解這點，很難準確瞭解這段歷史諸矛盾發展、變化的根源，機器各種矛盾鬥爭的性質。

過去研究金史者，往往誤認為女真人進入中原後，北方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並認為終金之世中原經濟一直處於衰敗殘破的境地。在過去的歷史教科書裏，大多也這樣寫，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裏幾乎已成定論。張博泉教授在深入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對此説法進行了分析解剖，得出自己的新結論。他指出，金代經濟發展前後是有變化的，它經歷了由殘破轉入復甦到再度發展的一個過程。其在中原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並不在北宋之下，而在東北地區經濟的發展則遠遠超過了遼代，達到歷史上的最好水平。 ^[3] 

這個分析論證，奠定了金代經濟史研究的新基礎，併為著名的史學家鄧廣銘先生首肯和推重，對新時期的金史研究產生了積極影響。

張博泉教授指出，平等的對待我國曆史上的民族，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條重要原則，正確對待我國多民族的歷史，揭示其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過程與規律，研究他們無論是在統一還是分裂時期與整個中國不可分割的關係，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和歷史所賦予的任務。

女真族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重要民族，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王朝，她曾對我國曆史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併發生過重要影響。金朝繼遼、北宋之後，在改變中國歷史的面貌、豐富中國歷史的內容上，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朝代，女真族及其所建立的金朝，是屬於肅慎系統的民族發展中一個重大時期，同時也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中華民族歷史不是由於金朝的出現而中斷，相反的，是在新形勢下更加發展。 ^[4] 

張博泉教授從宏觀和微觀結合上，對金朝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歷史貢獻所作的精闢概括和論述，為人們重新認識和評估金代的社會面貌和發展水平，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輪廓，加深了對金史的認識，對過去舊史學存在的民族邊檢和傳統的正閏觀念給予有力駁斥。他多次強調，民族的進步思想是金朝在北方統治的重要思想武器。金朝是歷史上進步民族思想的直接繼承者，南宋已成為金政權的附庸，漢族在中原統治勢力的下降，他們要恢復過去在中原的統治地位。視金為外國，北方諸族為外族，堅持以宋為中國、中華，這就難以繼承歷史上的兼容蕃漢的思想。金朝則與此相反，他們以中原王朝的合法繼承者自居，從歷史上接受了大一統、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兼容的思想，將漢人、契丹人與女真人視為一家，海陵反對民族間“貴彼賤我”，認為不用管中國的哪一個民族只要將全國統一為一家，皆為正統。從遼以後，歷史上民族進步思想主要不是掌握在宋，而是掌握在金手中。 ^[5] 

此論十分確當，並在其另一部力作《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一書中進一步系統化加以論證，使他的治史思想體系和金史研究框架進一步昇華成熟。他在1993年金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金史研究的進展與管見》一文中，闡述了他對今後金史研究的進展和構想提出研究和樹立金史學科的主體思想和主體意識，要用新觀念看金朝的時代和特點，概括起來是：金朝處於當時我國的多中國王朝、列國和列部並存的新時代；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出現的後北朝發展的典型；是在中原由過去以漢族為主統治轉向以少數民族為主統治的時代；是由過去“炎黃之遺”的大民族主義的血統論向統一的道統、文脈的一體論的變革時代；是社會形態在全國範圍內走向同態的時代；是由舊的分中國與四海的統一模式變革為新的不分中國與四海的統一體模式的時代，是各民族自強自樹的能力空前發展和走向各民族全華的時代；是中華意識大覺醒的時代；是中華各民族大發展和大進步的時代。 ^[6]  這是他對金朝所處的歷史時代和特點的最新、最全面的高度概括。

他對金史研究的構思頗有新意。他轉變理論思維和機制，把現代金史學研究與中華民族發展史研究接軌，提出了“中華一體論”的新史學思維體系，將歷史上的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與中原地區漢族置於一個整體內的同等地位，從共同發展和共同意識形成的具體歷史過程進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討，最先提出“中華一體論”。自80年代中期以來連續發表10餘篇相關論文，在此基礎上，孕育出《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一書。該書在其近20年來研究金史、中國地方史和北方民族政權史的基礎上，針對歷史上傳統的“華夷正閏觀”和國際上曾風行一時的“南北對立論”的觀點，提出了“中華一體論”。

此論以中國歷史、中國地方史為藍圖，以社會史內容為依據，以“中華一體”為主體構思，重點研究其史的發展時期和層次、社會形態與經濟類型、文化人類學系統的觀念、族類系統的華夷觀念、區域系統的中外觀念、政治系統的同軌、文化系統的同文、心理狀態系統的同倫以及中原王朝承受系統的正閏觀念等。同時也側重研究北方民族、政權的一體，以及對歷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根據中華一體的觀點，女真族當屬國內民族、金朝屬於中國王朝，這種觀點已被學界多數人首肯。加上後來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 ^[7]  觀點，從此使學界更多人更加信服中華一體論的科學性、系統性。

張博泉教授認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先後經歷了“前天下一體”、“天下一體”與“前中華一體”、“中華一體”這兩個時期、四個發展層次。他在1991年8月在山西大同召開的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第四屆年會暨首屆遼金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進一步闡發了他的系統觀點。他説的“中華一體”中的一體，是多元的一體，多元也是一體內部的多元，是多元一體與一體多元的結合。特別是對“前中華一體”的界定，認為遼宋金時期，出現了新的南北朝，指出無論是在民族關係和民族意識上，都發生了階段性的轉折。少數民族建立的北朝遼金確立了宗主國的地位，分華夷、分中外的傳統“正閏觀”受到了批判，趨向統一於一箇中國之中成了歷史的主要傾向，人們對於民族的觀念已衝破了固有的侷限。趙秉文對“漢”的含義做了重新界定，認為有公天下之心者皆宜稱之為“漢”。而元好問在《中州集》中提出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凡繼承同一道統的都是中州人物。他的中華一體論所提出的一些列獨特見解，既是他自己治史應當奉行的主體思想，也為金史研究的歷史定位找到了新的根據，成為他建立新的金史學的重要理論依託，眼界更寬，視野更擴大了。自從80年代中期起，他把研究重點向“中華一體”方面轉移，即從金史、東北史向北方民族和政權研究方面擴展，並在此基礎上研究與“中華一體”有關的問題，寫出這部拓荒之作——《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一書。這是對中華民族發展史的研究，其中許多部分也是為金史研究的神話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使其博大精深的金史研究框架和體系日臻完善充實。

他説古人治學有三個途徑可走，一是標新立異，非奇不愛，非異不取，以奇險為務；二是有所宗，集諸家之優，綜合出新；三是集前兩派之所長，兼而有之。一般是遵循第二種的發展道路，而兼第一種之所長，是集大成者所發展的途徑。 ^[8] 

張博泉教授治學之道一貫強調標新立異，要有三新，即“從新、立新、創新”，“治學決不能因循守舊，更要別闢蹊徑”。

這當然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和時間。他發明一個“治學延壽法”，給自己規定每日中午不休息，以補償其他工作所佔去的時間。為抓緊時間讀書，只好補水五角，這樣每天可以擠出2小時，一年就可以比別人多出二三個月的時間，一個70多歲的老人便可以年輕10多歲這邊是他治學延壽法的奧妙所在。

《甫白文存》，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7《東北古代民族·考古與疆域》（合主編），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12

《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5

《箕子朝鮮論集》，吉林文史出版，1994.12

《中國地方史論》（合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11

《鮮卑新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12

《女真新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金史論稿》（第二卷）（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金史論稿》（第一卷）（合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7

《東北歷史名人傳》（上古卷，上）（主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7

《東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11

《遼東行部志註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12《鴨江行部志註釋》（合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4

《金史簡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金代經濟史略》，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

《東北歷代疆域史》（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8

《“滿洲”名稱考釋》 ，《史學集刊》1996年 03期

《高句麗五部與統一的民族和國家》，《龍江社會科學》1996年 01期

《〈金史〉“合裏賓忒”語義釋略》，《龍江社會科學》1994年04期

《宇文鮮卑族屬源流與演變之軌跡》，《北方民族》1994年01期（署名張甫白） ^[9] 

《從“一體”和“多元”探清以前長春建築史紀元》，《社會科學探索》，1997年增刊《中華民族學初探評議》，《民族動態研究》，1993年4期

《華夏、炎黃譾論》，《社會科學探索》，1993年7期

《關於按出虎、會寧和上京幾個名稱之我見》，《北方文物》1993年 03期

《中華一體論與中國地方史學》，《史學集刊》，1993年1期

《論東北民族宏觀與微觀研究的統一》，《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2期

《談歷史上的“漢化”、“華化”與應用問題》，《社會科學探索》，1992年5期

《肅慎·挹婁·女真考辨》，《史學集刊》1992年01期

《一體與邊疆史地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

《“桃花石”的名與義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4期

《“中華一體”的構成概觀》，《北方民族》，1991年2期

張博泉著述(2張)

《中華一體觀念論》，《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4期

《中華一家論》，《北方民族》，1990年，1期

《中華一統論》，《史學集刊》，1990年2期

《北方民族政權史論》，《北方民族》，1988年創刊號

《試論歷史上的“一家兩國”與“一國兩制”》，《史學集刊》，1987年4期

《中華一體論》，《吉林大學學報》，1986年5期

吉林省史學會副秘書長 中國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副會長、名譽理事長、顧問、名譽會長

中國元好問學會副會長、顧問

吉林省東北史研究會副理事長

吉林省地名學會及吉林省地方誌學會顧問與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