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曉

張中曉（1930—1967/1967 ^[2]  ），筆名羅石、孔樺、甘河，浙江省紹興昌安門外恂興北人。小時家貧不能入學，隨父紹賢學習《古文觀止》、《左氏春秋》等書。12歲讀了一學期小學；十三四歲讀了一年初中，後得英語教師之助，開始大量閲讀新文學書刊，並自學英語，掙錢買書，同時開始習作新詩與散文。

民國35年（1946），考入重慶相輝學院農藝系，翌年，轉學重慶大學中文系。1938年初，因肺病急性發作而輟學，返浙就醫，自學依然不斷。

1951年5月，在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編輯的《文學界》週刊上發表《略論我們的文藝批評》，引人矚目。1953年7月，在《文學月報》發表紀念馬雅科夫斯基誕辰60週年而寫的《巨大的情》，旋為蘇聯《文學報》轉載介紹。

1952年起，任新文藝出版社編輯，同年參與文藝整風學習。業餘陸續寫作《論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批評思想與方法》等論文。

1955年，被牽連於"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而入獄。

1956年，在獄中肺病發，咯血不已，獲准保外就醫返回家鄉。但既陷貧困，生活尚且為難，更無醫藥費用，憑人生追求之不墜意志在殘喘中讀書寫筆記，分集為《無夢樓文史筆記》、《狹路集》與《拾荒集》3種，約30萬字。

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調至上海新華書店發行所工作，適逢"文化大革命"，迫害與疾病交加，歿於盛年37歲。

1980年9月，胡風冤案平反，而張已屈死十多年；1996年他的遺作由路莘整理選編為《無夢樓隨筆》出版（收入“火鳳凰文庫”，上海遠東出版社初版）。

1952年起，任新文藝出版社編輯期間，對來稿提出中肯的意見，能發現來稿中的抄襲行為，是很有前途的青年編輯。

同年參與文藝整風學習，業餘陸續寫作《論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批評思想與方法》等論文。

1955年5月因胡風冤案牽連，他給胡風的信件被斷章取義，被作為“反革命嗅覺最靈”、“最反動的暗藏反革命分子”、“胡風集團骨幹分子”逮捕入獄，次年因舊病復發獲“保外就醫”，回到浙江紹興家中養病，生活十分困難（事件緣由：1948年，重慶大學語文學系年僅十八歲的學生張中曉因肺結核退學回紹興老家，肺部開刀、切除了五根肋骨後，長期在家休養。因身體不好，生活在三代十幾口人的舊式大家庭中，心情憂鬱，情緒波動。他在1950年曾給有“文學青年導師”之譽的胡風寫了一封坦露心境的信：二年來，雖然是睡在牀上，但也讀了一些書……過去曾寫過一些雜文和詩，現在，待身體再好一點，我準備再寫。二年來，我脾氣變了許多，幾乎恨一切人……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戰勝肺結核的。我想，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二年來，我所受的苦難比從前的一切日子多，我懂得了什麼叫貧窮！什麼叫做病，什麼叫掙扎……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這裏是一個年方二十歲的文學青年嚮導師訴説心中的煩怨，那“恨一切人”並無政治含義。那“社會秩序”也許包括周圍的社會，但更多的是指他家中的情形。任何人讀了這封信，都不會想到那個割了半個肺、躺在病榻上繼續與肺結核鬥爭的年輕人想推翻共產黨；可是為了給“胡風反革命集團”定罪，毛澤東硬將這封信作了完全不同的引申詮釋：胡風集團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集團，而是一個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團。他們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風分子張中曉説，他“幾乎仇恨一切人”。許多人認為“胡風不過是一個文化人，胡風事件不過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沒有關係”，看了這類材料，應當覺悟過來了！還是這個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我們的人必須學習，必須提高階級警覺性，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如果説胡風集團給我們一些什麼積極的東西，那就是藉着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他在病中拼命讀書寫筆記，分集為《無夢樓文史筆記》、《狹路集》與《拾荒集》3種，約30萬字。

“文革”前夕調到上海新華書店儲運部勞動以維持生活。約在1966年尾或1967年初去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風平反，1980年9月，張中曉也得到徹底平反；他的生平和文學才能得到文藝界、出版界的公正評價。

1996年他的遺作由路莘整理選編為《無夢樓隨筆》出版（收入“火鳳凰文庫”，上海遠東出版社初版）。

1955年，中曉因胡風案受審，舊疾復發，咯血不止，於1956年被允准保外就醫，回到紹興鄉下。

收入沒有了，甚至連購買户口米的糧票也沒有了，只得依靠在當地郵局做小職員的父親苦撐度日。

"大躍進"三年災害時期，我的妻子張可突然收到一封寄至她單位上海戲劇學院的信。拆開來，其中還套着另一封封口的信，是中曉寫給我的。他不知我也被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過。信中説："你的情況大概還好，我很困難，活不下去了。但我還想活……"希望我給予援手等等。讀了他的來信，我心中慘然。

中曉進新文藝出版社，我有引薦之責。當時他剛剛二十出頭，至今我還記得他那雙閃閃發亮似乎永遠在追尋生活奧秘的大眼睛，是那樣澄澈、坦然……當時我聽了朋友的介紹，寫信邀請這個不相識的青年到新文藝來工作。他不大講話，總是默默地傾聽着，一開始他就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從道義上説，我不能對他的來信置之不理。可是，我在當時的處境下又能為他做些什麼呢?信件來往在胡風案件中曾構成嚴重問題，令人心有餘悸。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禍事。

在作為定案准則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中曉被説成是最反動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詞，被解釋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這種説法經過大肆渲染，"張中曉"已成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直到六十年代，在一本指定作為學習文件的小冊子中，仍在重複這些説法。我和中曉的交往曾成為我在審查中的一個問題。

1957年初，我在隔離時期，兩位和我共過事的老作家來找我談話。我為中曉申辯，説他是一個純樸的青年，當即受到其中一位的嚴厲呵叱。後來我被指為對抗組織審查，這也是證據之一。由於這些事記憶猶新，現在手裏拿着中曉的這封信，真不知怎麼辦才好。那時朋友中只有一位還和我往來，他是我深深信賴的柏山。我去和他商量，他經過考慮，認為還是不要聲張好。我把信擱了下來。但是不久，中曉又寄來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再一次向我呼籲，訴諸我的良知，企圖喚醒我由於權衡利害逐漸變得麻木而凍結起來的同情心。我不知道其他處境相同的人是否像我一樣經過如此劇烈的心靈交戰?我在審查時期曾有好幾次發生過這樣的精神危機。也許勇者是不會這樣的。可是我的性格中藴含着一些我所不願有的怯懦成分，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但是應該承認，我並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這一步的。我通過羅蓀把中曉的信轉給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過，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難，也包括其他受到處分的人，哪怕關在牢裏的也是一樣。我和石西民素不相識，他説這些話的時候，我不敢深信，但後來證明他是真誠的。多虧在那可怕的歲月裏有這樣一些人，中曉總算有了一線生機。可是他沒有活多久就逝世 了。

現在已沒有人説得出中曉離開世間的確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時日，偏偏還要經歷"文革"的浩劫。這究竟是命運的播弄?還是天地不仁，必須使他遍歷人世的磨難?那時他隻身蟄居上海，在新華書店做寄發書刊的雜活，勉強餬口。"文革"一來，苦難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據估計，他死於1966年或1967年，享年三十六七歲。

當中曉能夠苦撐着生存下來的時候，他相信未來，相信知識的力量。他決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這本《無夢樓隨筆》就是一個見證。書中生動地表明他是怎樣在困厄逆境中 扎，怎樣處於絕地還在內心深處懷着一團不滅的火焰，用它來照明周圍的陰霾和苦難。當時他的貧困是難以想象的。我們從他的札記裏時常可以讀到："寒衣賣盡"、"晨餐闕如"、"寫於咯血後"……之類的記載。據説他曾把破爛外衣補補縫縫改為內褲。他就是在這種極端艱難困苦中，一筆一筆寫下他那血淚凝成的思想結 晶。

當編者把書稿交給我囑我寫序的時候，正是我束裝南下的前夕。在幾天內，我讀了經過整理的書稿，又借來中曉那三本札記。一邊讀，一邊心潮隨着起伏、激盪。我還來不及細細消化，借來的書稿和札記都得交還了。我寫這篇序的時候，總覺得未能較深體會這些平凡文字的深意。從中我驚訝地發現，經過一九五五年的事件，痛定思痛，我們在許多方面幾乎有着同樣的內心體驗和精神歷程，這首先表現在完全出於自覺的反思上。這種反思是痛苦的，但它是以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來進行的。人的尊嚴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識就愈會變得堅強起來。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理解的。在那些年代裏，中曉以旺盛的求知慾讀了他所能得到的書籍。

在哲學方面，除了馬恩原著外，主要是康德與黑格爾，他也是黑氏《小邏輯》一書的熱心讀者。他的札記中有《小邏輯》的大量摘錄。札記中凡摘錄黑氏著作，使用的都是賀譯的名詞術語。此外，他為了拓廣視野，補足自己的知識不足，還讀了不少古書。我發覺他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予以特殊的注意，這顯然是想要糾正過去用唯物唯心劃線，輕視思辨哲學的偏頗。札記中還用了不少篇幅來摘錄《周易》的文字，可惜很少據以引申出自己的看法。中曉摘錄這些文字，不會沒有想法，但我們不能懸揣。札記中也摘錄了不少基督教聖經新舊約中的文字。這方面比較容易理解。比如札記中曾摘錄《舊約箴言》的話："你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顯然就是和他當時處境與心情相關聯 的。

作者：張中曉著，陸莘　整理

出版社：武漢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1-1

版次：1頁數：267字數：370000 印刷時間：2006-1-1開本：16開紙張：膠版紙 印次：1I包裝：平裝被稱為當代中國杜勃羅留波夫的張中曉的《無夢樓全集》是“潛在寫作文叢”的第二本。張中曉以思想敏鋭和文風尖鋭著稱。該書是張中曉自1955年入獄後，在貧病交加中完成的讀書筆記和入獄前與胡風的通訊。

筆記是通過對中國古代歷史和外國哲學著作的閲讀，詩人對人生、歷史、社會發展等問題的哲學性思考。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節選本在當時曾引起社會的轟動，這次出版的是他的全部稿本。

總序（陳思和）

編者序：關於張中曉與胡風的

通信（路莘）

書信

一九五O年四月三日

一九五O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O年七月四日

一九五O年七月十六日

一九五O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O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五O年八月五日

一九五O八月十五日

一九五O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O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五O年九月九日

……

孤獨是人生向神和獸的十字路口，是天國與地獄的分界線。人在這裏經歷着最嚴酷的錘鍊，上升或墮落，昇華與毀滅。這裏有千百種蠱惑與恐怖，無數軟弱者沉沒了，只有堅強者才能泅過孤獨的大海。孤獨屬於堅強者，是他一顯身手的地方，而軟弱者，只能在孤獨中默默地滅亡。孤獨屬於智慧者，哲人在孤獨中沉思了人類的力量與軟弱，但無知的庸人在孤獨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掙扎。張中曉（《無夢樓隨筆·拾荒集·五十》）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在寫作《無夢樓隨筆》時，張中曉必定處於極端的孤獨之中，用他自己的話説就是"久幽空虛，已失世情"（《拾荒集》自序）。

其書名似乎就暗示了他的孤獨與絕望。可是他仍然以難以想象的意志力把這種"無夢"的絕望轉化為精神淨化與超升的煉獄。《隨筆》中的"札記"有一種嚴肅凝重的風格，在其底下則流動着他的被壓制的激情。那種外來的強大的打擊想必在他的心中造成了強烈困惑：《無夢樓文史雜抄》第一則中他寫道"全部哲學史上的偉大思想家，幾乎都提出了一箇中心課題（道德原則），即：哲學的任務是在於使人有力量（理性）改變外來壓迫和內在衝動"，可是在第十四則他又寫道："少年時期，真理使我久久嚮往，真實使我深深激動。但後來，我感到真實象一隻捉摸不住的螢火兒，真理如似有實無的皂泡了，康德的陰影逼近我。"但他又以堅強的意志擯絕了這種懷疑論最後導致的虛無心態，而寧願相信"真實是存在的，真理也是存在的"，為了免於侷促自卑，他要"檢點身心"，"臨亢者固須理智剋制，處卑時尤須理智照耀，不然陰毒之潰勝於陽剛之暴，精神瓦解，永墮畜牲道矣。"（《拾荒集》序）在這個意義上，《無夢樓隨筆》展示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在遭受滅頂之災後，如何抵抗虛無的威脅，重新恢復對人類、人性與良知的信任的心靈歷程。

"一個人最大的不幸，是使他看到他所不願意看到的──戰爭、哀悼、愚蠢和憎恨等種種不幸"（《狹路集。七一》），可是這種種不幸，都讓張中曉遇上了。他要反思這種種不幸與災難及其根源，就不能不把目光投注到那外來的壓迫上。在這方面，他的言辭極端而敏鋭："在顛倒的世界和混亂的時代中，人們的言論悖理和行為的違反人性，是當然的現象"（《無夢樓文史雜抄。五七》），"對待異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滅它；而現代的方法是證明其系異端。宗教裁判所對待異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現代的方法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講出違反他的本心的話"（同上。八十）......張中曉的這些批判，大多來源於他對現代"統治術"的觀察，這一半應歸因於他的早慧，另一半，卻不能不説是來自於他自己在苦難中那種血肉相聯的痛苦體驗，那種對專制體制下權力者控制社會與人心的卑鄙手段的非同一般的真切感受。他是這個體制的一個傑出的觀察者與批判者。這種傑出之處在於，他不僅深刻地認識到這種統治者的權術的手段，而且從"統治"與"被統治"的兩個方面揭示了這種統治術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礎。在這一點上，他繼承了魯迅以來的現實批判與國民性批判的傳統，他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的現代轉化之後的"主"和"奴"的發生心理學以及這種現代意識形態得以存在的道德、心理基礎。他的有些觀點充滿了某種先鋒性：

"統治者的妙法：對於於己不利者，最好剝奪他一切力量，使他僅僅成為奴隸，即除了賣力之外，一無所能。欲達到此目的，首先必須剝奪其人格（自尊心）。蓋無自尊心，説話不算數，毫無信用，則無信賴，也就沒有組織力量（影響）了。於是，人無恥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拾荒集。五八》）。"特權與謊言是一對玩弄的夥伴。為了自己的特權，當然斥責別人對人類權利的要求。或把個人特權稱為人類權利，把人類理性變為個人慾望。把權利變成了特權，或以特權形式存在的權利。一方面肆無忌憚地虐待別人，而另一方面肆無忌憚地放縱自己。"（《狹路集。九四》）

在這裏，張中曉深刻地指出了"統治者"的專制與"被統治者"道德上的奴性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在這裏，他也就揭示了這種體制之下道德敗壞的制度根源，反過來説，也就是這種制度的道德基礎本身就是敗壞的。只有領會到他在觀察、體驗這些壓迫與敗壞時內心的慘苦時，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他在追溯這些"愚蠢"與"憎恨"的根源時，那麼厚責古人── 因為他痛切地感到："中國人的所謂心術，是一整套沒有心肝的統治手段，殘酷地進行欺詐和暴力行為。所謂‘奸邪'與‘忠正'，不過是美化自己和醜化他人的語言罷了。心術越高，而他內心中的人性越少。"（《文史雜抄》七三）"古中國的一切精神訓練（心術）是為了形成一個堅強有力意志，去奴役無數的意志和無意志。"（《狹路集。五六》）也只有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體會他的振聾發聵之音其中飽含的苦味與心酸。

"如果精神力量獻給了腐朽的思想，就會成為殺人的力量。正如人類智力如果不和人道主義結合而和殲滅人的思想結合，只能增加人類的殘酷。（《狹路集。六九》）"

一個人在面對強大的黑暗時，其心靈如果不被這黑暗所吞沒，或者是因為堅強的意志，或者就是他找到了化解黑暗的方法。

在《隨筆》中我們處處能看到張中曉為了化解這種黑暗的努力，一種絕望中的抗爭精神。事實上，他堅持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中最為可貴的一面，那就是，在逆境中也仍然堅持對人類正義與良知的擔當。

在遭受到那樣的飛來橫禍之後，張中曉還能寫下這樣的話，實在不能不讓人感佩。由此看來，"無夢樓"中的張中曉，卻還有夢，只是再也不是那種虛無飄渺併為專制體制利用的"烏托邦"幻夢，而只是對人的"良知"、"自由"與"意義"的一線還沒有破滅的希望。他認為："生活的意義是：從別人獲得幫助和接受別人的幫助。要幫助人們，通過幫助人們，也幫助了自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當是：互相尊敬，互相幫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視、殘殺與傷害。應當是夥伴關係，而不是敵對的關係。"（《狹路集。九三、十九》）

張中曉的這些夢想是非常樸素的，遠沒有烏托邦夢想那樣燦爛輝煌。可是問題在於，當一個時代的人都在追求那種"燦爛輝煌"的夢想時，這種非常樸素的夢想卻成了奢侈品，以烏托邦為夢想的社會卻為了實現這種夢想而挑動其成員互相敵對，徹底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真是一個尖鋭的諷刺。在這種語境下，我們才能明白"無夢樓"的那些樸素的"夢想"的撼人心魄之處，我們彷彿聽到了曠野之上人性

的呼籲與吶喊。事實上，多少代以來。人們就不斷地發出這種訴求，但是隻有在象張中曉這樣從痛苦與迫害中走出來的人，説出這樣的話來，才格外顯得真誠與有力。 ^[2] 

《青春祭：記張中曉與胡風》

《我與胡風》①一書，原是約請與胡風同案的友人們來回憶過去，並敍述自己及家人親友因此而遭到的種種悲慘境遇，為的是希望這一段曾經殘害了這些有遠大抱負、革命熱情的進步青年的青春以至生命的歷史永不再重演！

但是，自1955年被定為“反革命”案件起至1980年平反時，已有好幾位友人含冤死去了，他們已不能親自敍述他們的冤情和不幸，將真相告訴人們了。只得由他們的親人來追敍往事，寄託哀思。

但是張中曉，這位被捕時年僅二十五歲的青年，不但沒有妻子兒女，也沒有留下什麼遺著。至於他是如何死的，哪年哪月死的，那是更弄不清了。可是，在一九五五年揭發的材料中，卻給他扣上了一大堆不堪入目的誣陷和莫須有的罪名，至今仍使一些人莫明其究竟。這就使我們這些倖存者感到十分沉痛，覺得有責任將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都寫出來，這才是對他的最好的悼念。

我記得朋友中最早和張中曉通信的，大概是梅林。那時，梅林在編上海《文匯報》和《文學界》，中曉可能是投稿者。梅林很賞識他，向我介紹説他對胡風很欽佩，談到一些問題要我去信回答他。我和他通信後，知道他是紹興人，年紀很輕，由於嚴重的肺病已卧牀數年。他對胡風的理論尤其是對魯迅先生的著作都有着很獨特的見解。於是，我就讓他直接和胡風通信了。

這一切，開始得就是這麼簡單。

我被捕兩三個月後，一切他們需要了解的我都自認是如實地交代了，但每次都還嚴厲地訓斥我，總認為我還有“大西瓜”沒有交出來。因此，我失眠了，幾乎整夜不能閤眼，思前想後，實在想不出什麼反革命的“大西瓜”來。這樣的情形，繼續了好久。

一天，審訊員突然向我亮出了一張王牌。那天已快到深夜，我早已被命令上牀睡覺了，這時又被叫了起來押往大廳。審訊員鼓着眼睛盯了我一會，我知道這是心理戰術，但我心裏沒鬼，所以這盯視是無效的。

最後他問：“你説過你知道的都交代了。我問你，中央公佈要交信後，你們燒了哪些信？”

我説：“沒有呀！我們只將信整理了一下，準備交出。”

“嘿！你還替胡風隱瞞！他都交代了。”

我無言對答，只好沉默。

“你記不起來了？好，那我提示你，可不算你但白交代的囉。你們燒了張中曉的信，對吧？你當然知道，我們早説過燒信是不行的，要以毀滅罪證論處。你害怕了是不是？但你只要將那信的內容交代出來，你們就可以從輕發落。”

我記起來了，胡風在整理信時，取出了張中曉在好久前給胡風看的一封信。那是他以個人的名義向黨中央彙報下面的一些情況並向黨中央提意見的（意思是響應胡風）。但胡風看後覺得沒這個必要，同時，一些問題也無法説清，就將信擱下了，只去信勸他不必寫這種信。這時，胡風將信重新翻了出來，又看了一遍，覺得如果交出去對張中曉顯然會很不利。我也感到，張中曉身體這麼壞，只有半邊肺，是受不起“批判”和打擊的。就這樣，胡風把這封信燒掉了。現在要我交代它的內容，我實在記不起來，就當作一封一般的應酬信來複述它的內容。當然，還得承認燒信是有罪的。這自然是過不了關的。最後，我只好將當時的情況，胡風和我所想到的對張中曉可能產生很不利的顧慮，如實説了。審問拖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回屋已快天亮了。這次審問使我的心情更壞了。心想，如果這樣一個個問題問下來，我怎麼辦？我怎麼交代得出“反革命”？這是不能編造的。我們沒有“反革命”，沒有“大西瓜”? .。這時，我腦海中出現了延安來人説到過的“搶救”運動、整風運動的情況。我不是怕皮肉受苦，而是怕精神支持不住。想到這些後，曾幾次走向牀前的一張硬木大條桌邊，想一頭撞在那桌子角上。我知道，如果對準太陽穴，那是可以致命的。使我最終下不了這決心的，是因為想到我那時只八歲的小兒子和陪我苦了多年的年邁八十的老母親，我不能使他們在不幸上又加不幸。我趕緊掉過頭去，不敢再看那以死神面孔誘惑我的桌子角。但我實在想不通，不由得在一張紙片上寫了“已開始逼供了”幾個字。很快，這紙片被看守我的女同胞發現，並抄走了。

幾天以後，我又被提審，針對這句話嚴厲地責問我。我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心情説了（當然沒有提到自殺的念頭），一邊説一邊哭了起來。最後，我一再申明，如果這樣地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是交代不出的，隨你們判我罪吧。

看來，審訊員也冷靜下來了，並且還表示出很誠懇的態度説：“我們並沒有強迫你交代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有，你指出來！”

我就將張中曉信件的事提了出來。我説，“要我完全背出這封信來是不可能的，可你就認為我是有意隱瞞，包庇胡風和張中曉。”説到這裏，我又哭了：“張中曉是一個病人，我不能亂説害他，他身體受不了的。你們説我包庇，我承擔就是了。”

這時，他卻説：“我們不要你亂説，亂説也是犯罪。你可以如實地説你所知道的。”

我就提出不能像他所要求的那樣把一切都説得那麼確切，很多問題，我只能用“不知道”、“可能”、“好像”、“似乎”這類字眼來答覆，由你們再根據具體材料去核實。我只能這樣交代，我還要申明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反革命罪行。

我想，這話大概又要使他大發雷霆了。還好，他只是對我進行了一番開導。

他問我：“你們反對周揚吧？”

我説：“那是的。”

“你們應當知道周揚是代表黨的。”

“知道。”

“那麼，你們反周揚不就是反黨嗎？”

我不敢吱聲了。

“反黨不就是反革命嗎？”

原來如此！經他的推理法這麼一推，才使我恍然大悟！所謂反革命只是對某位黨內領導人的反對，並不是專指“叛徒”、“國特”而言！時間過得真快！十年、二十年? .過去了。我和胡風在獄中有時想起一些友人，懷念他們，猜測他們可能遇到的不幸，除了嘆息外，別無他法。對張中曉，胡風總是説到他的性格倔強，怕經受不住打擊。

一九七九年胡風恢復自由，一九八○年我們回到了北京。我到處打聽張中曉的情況，只知道他與我們同時被捕，“文革”時被迫害死去，詳情則誰也説不清，真令我們痛心和遺憾！

前面已説過，是梅林介紹我和他開始通信的。那大約是在一九五○年批判《武訓傳》之前。後來才知道，他對《文藝報》對胡風《安魂曲》的批評有不同看法，還寫了信去責問《文藝報》。

關於他的身世，他曾在給胡風的信中詳細地介紹過，這可算是瞭解他的第一手材料了，故摘抄如下：

我生於一九三○年，出身是“讀書人”家庭，家裏有二十來畝田，一所在鄉下的房子，這在紹興是算小康之家的。我的父親是郵局裏的職員，是一個非常之誠實、忠厚的人，他靠舊社會給他的善良的、超人的德性生活到今天，他在郵局中做事已有二十七八年了。抗戰的幾年，我家裏變得很窮，父親沒有本領賺“外快”，一月收入只有二三鬥米，連自己也不能維持，我家就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我家那時有五個弟弟、兩個妹妹、一個母親、一個老祖母、一個沒有了兒女的殘廢的姑婆）。我在十四歲的一年讀過一年初中，以後，失學了。為了生活，我曾做過一些小生意，擺過香煙攤、糖攤、雜糧攤等等。捱過日本人和“和平佬”①的巴掌（這裏在淪陷時，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捱過打的），還被“梅機關”②和偽軍捉去過一次，隨軍走了二十多天。

在中學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先生（他是校中的教師），他藏有許多書，現在能記憶的是：魯迅先生的書差不多都有，有一套《譯文》，裏面的插畫使我驚奇，還有幾本《七月》和幾本“剪報”。我離開學校的時候，還一直和他在一起，每天有一點空，我總是去看他的。《希望》，我也在他那裏看到的，只有一本，彷彿是第二期，書面是沒有了，很破碎。

那時，我當然是看不懂。但，本能地覺得這些是與我的生活有着關聯的，這裏面，這個先生對於我的幫助是很大的，他往往用這些書裏的意義鼓勵我，向我啓發。話是極平常的，但我那時感覺到他的話有着與平常不同的見解。他的英文很好，我跟他學英文（一律都沒有報酬）。總之，這個先生對我幫助是很大的，除了學問之外，他的誠實、但白、單純的性格，使我或多或少地感染了一些的。可憐得很，這個先生在抗戰勝利前五個月（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日本憲兵隊拿去了，原因是他的一位表姐是共產黨。後來，又在他那兒搜出了犯“禁”的書。

抗戰勝利後，我的叔父回家了，國民黨做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由於他的幫助，我在一九四六年北碚考進了相輝學院（西遷時復旦舊址），那時，我的英文自修到已能讀《莎氏樂府本事》，我想讀外文系，我的叔父要我讀農藝系，於是我進了農藝系，第二年轉入重大。

這二年，我除了“正經功課”之外，讀了一點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讀了幾部西洋名著。重慶和北碚對我幫助很大的。重慶的“舊書攤”、北磅的圖書館，我從那裏讀了不少的書籍。我有五本《希望》、十多本《七月》。桂林版的《山水文叢》（你的《死人復活的時候》）、《人與文學》也是那時買的。還有你的論文集《看雲人手記》（《密雲期風習小紀》）、《在混亂裏面》等等。我對你們接近的原因，是因為你們所理解的人生，是使我感誠和親切，和我息息相關。

① 指汪偽的和平軍。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突然吐血（據醫生診斷是已有五六年曆史的肺結核）很厲害，血吐了二大面盆，原因大概是過去幾年的困苦和兩年來的“用功”。於是，回家。現在，又兩年了。

現在，身體已可動動。兩年來，雖然是睡在牀上，但也讀了一些書。你的《論現實主義的路》和《逆流的日子》，就是在這段時間內讀的。此外，我還讀些《螞蟻》、《荒雞》，《魯迅全集》讀了十多卷，還讀了《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精神的搏鬥記錄，有助於我戰勝肺結核的進攻。

我過去曾寫過一些雜文和詩，現在，待身體較再好一點，我準備再寫。兩年來，我脾氣變了許多，幾乎恨一切人。兩年來，我睡在牀上，家中情形也不甚好，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戰勝肺結核的，我想，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兩年來，我所受的苦難比從前的一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麼叫做貧窮！什麼叫做病，什麼叫做掙扎！? .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

人受苦越多，對甜味渴望得越厲害，而且，會誠實地接受“糖衣毒藥包”的。去年，我被政治上的彩雲震昏了！就學習文藝方面來説，我從生活費裏省下幾塊錢來訂了半年《文藝報》（第一卷），我想，這裏面該集合全國文藝的精華吧！但，誰知上了當：越看越討厭。起初，總以為我還沒有被“改造”，感情合不來的緣故（這是照現在的説法）。後來，在第十二期上看了沙鷗的壓軸戲，我就從討厭變成憎惡了。

我從這封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張中曉給胡風的信中原封不動地抄錄下了近兩幹字（由於原信破損，有兩處無法抄清字句，只得以□代之）。

應該説明的是，這封信長達四五千字，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僅僅只摘引了“我過去曾寫過一些雜文和詩，現在待身體較再好一點，我準備再寫。兩年來，我脾氣變了許多，幾乎恨一切人? .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這幾句列為第三批材料第“六七”封信的摘錄。也就是全部材料的最後一封，向善良的人們揭出這位“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

從這封介紹自己的信中，胡風理解了他的心情。並且，從他另外的信（原信已找不着了）中知道，他家聚族而居的房子正在拍賣，各房為了爭奪財產暴露出的爾虞我詐使他很失望，因此常在信中説出“封建勢力正在殺人”這類活。至於“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云云，很明顯是一個卧病在牀的病人變態了的悲觀世界觀的反映，他病態的所感所見的周圍的小社會。但因為他還只是一個小青年，就有着這樣陰暗的心情，是不好的。胡風就寫信去勸慰他開導他。

大約是一九五二年吧，他由梅林（當時任新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約請，經社長同意，來到剛成立不久的新文藝出版社任編輯。這時，我才第一次見到他。好像是由他的同事羅洛陪同來的。他高高的個兒，面目很清秀，但看得出他的肩膀一邊高一邊低，這是由於肋骨被折斷五根將半個肺部都壓縮了的結果。就座後，他顯得很靦腆，説話很少。而羅洛也是一個不愛多説話的文靜青年。這可使我這位主人很不安，冷場總不好呀。幸好，我的小兒子進來了，他“羅叔叔”“張叔叔”地叫着，問這問那，才使得氣氛熱鬧了起來。

這之後，到星期天有時間他們就會來坐坐。那時，胡風基本上是住在北京，聽取對他的批評。所以，他們來時我就告訴他們一些胡風在京的情況。

這時我才發現張中曉很容易激動，常説出一些很尖鋭的話，一反平常的温和和沉默。他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尤其是對文藝思想文藝作品的評論，很使我佩服。而且，我從梅林那裏得知他的編輯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對稿件提出的意見常得到同事們的賞識。《鐵道游擊隊》的原稿就是經他看過並提出修改意見的。這時，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順利，工資不算低，身體健康多了。我曾很關心地向他提過，應該給家裏寄點錢。他説，家裏已好過多了，弟妹們都長大了，工作的工作，出嫁的出嫁，只兩個小弟弟在家讀書，他有時寄點錢或衣物給家裏。

他來我家的談話，有時我寫信告訴胡風，胡風也經常和他通信。可能是肺病患者的特點吧，他在談問題時常顯出過敏的偏激，用詞有時也過分誇張，例如關於《講話》的一些不敬的評語。這本來是私人通信。一個人世不深的青年人還沒有學會隱瞞自己的想法，就直白地在給胡風的信上用了“圖騰”和“屠殺生靈”這類過於刺激人的字眼。等到我們被逮捕抄出一切信件後，這些對偉大領袖不敬的話加上了怒氣沖天的編者按，就成了胡風和他罪大惡極的罪狀之一。我們敬愛的領袖對這個張中曉是印象很深的，幸好他可不是封建帝王，而是寬宏大量的領袖，知道人頭不是韭菜，砍掉是長不出來的，張中曉和我們這些人才沒有身首異處！

一九五三年，我們舉家離開了上海定居北京。中曉很關心胡風和路翎等朋友的情況，常來信談論他們的作品和文藝界的情形。一九五四年秋未，他趁回家探親的時間，到北京來看我們，想同胡風面談自己的一些看法。在這期間，他和胡風、蘆甸、路翎談過幾次話，並且看了“三十萬言”的初稿。他很同情胡風和路翎等友人的處境，回去後才想到用個人名義給黨中央寫信，為他們抱不平。這就是公安機關要我交代的那封信的來歷。

一九七九年，胡風知道他（張中曉）已去世的消息後，非常難過，曾想在瞭解詳細情況後寫篇悼念文章以紀念他。但後來，胡風的心因性精神病復發，我就再也不敢同他提起張中曉這個名字了。

我想方設法探詢中曉那些年的情況，後來同他的父親通了信。知道他家很窮困，就請王元化同志（一直很愛護他的新文藝出版社時的上級）向上海市出版局要到了五百元的撫卹金。我們只能為老人家盡這一點點力。

一九八一年我陪胡風在上海就醫時，中曉的一位弟弟到旅館來看我。他是一九五七年在華東師範大學讀書時由於在向黨提意見的座談會上表示了對“胡風分子”的同情，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罪名是“替胡風反革命分子張中曉鳴不平”。畢業後，充軍發配到新疆去服勞役。沉冤二十年，直到四十歲才作為一名教師走上了講台。這次他趁回家探親之便找到母校黨委，要求為他落實政策“割尾巴”。總算給他重新寫了“改正結論”。

從他那裏我才知道了他大哥的一些情況。他大哥大約是一九五×年（？）由公安機關批准回家養病。生活很是困苦，但還是想方設法找書看，翻出了一些古舊書籍，還作了不少的筆記雜感。説到這裏，他從綠帆布包裏取出一沓亂紙交給我。

那是一些舊帳本和學生練習本的空頁，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毛筆小字，很難看清。可見當時中曉是窮到連筆記本都買不起，為了省紙費了多大勁來寫！他弟弟還説，他曾將上半截已穿成滿是破洞的背心剪下較完整的下半截來改成一條短褲，就這樣地度過一個夏天。那時，母親到在江西當幹部的二弟那裏去了，家裏只靠老父的一點退休金要養活兩個小弟弟，困難是相當大的。

他弟弟告訴我，“哥哥對我的學習還是挺關心的，常問問我的功課。尤其是對小弟，他喜歡畫畫，哥哥就常鼓勵他，並給他一些批評指導。”中曉給他弟弟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解放前他是追求進步的，且勤奮好學。一九五0 年剛滿二十歲就在當時的《文匯報》副刊上發表長篇文章。他與胡先生的交往，也是解放後才開始的。一九五五年報載三批材料，説他們組成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遣返回鄉帶罪養病時我曾私下裏問過他，他自己講，‘我寫恨一切人，是指恨一切人身上所有的落後習性；寫憎恨這個社會秩序，是指恨制度上的缺陷（封建殘餘）。我想給他（指胡先生）寫信可以寫得尖刻坦率些，怎麼會料到這些信後來都成了反革命的材料。? .我並沒有反對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但我覺得毛主席的文藝觀點是有時代侷限性的。誰知這些看法被截頭去尾加上按語，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行！’”

這是事隔若干年後他所做的自我批判吧，今天已經沒有解釋的必要了。這些話難道觸犯了刑律嗎？結果卻連他的弟弟都遭到了充軍新疆二十餘年的無妄之災，這誰能想得到呢？

“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勒令他返回上海，放在新華書店的庫房裏勞動。由於勞累過度和營養不良，使得他肺病復發，又得不到任何治療，終於吐血不止，送進醫院後，不久就死了。

真情是否如此，誰也無法調查。只有他本人才能説出身受的折磨和痛苦，但這一點已無法辦到了。他死時，大約還不到四十歲。

張中曉信上的一些話是否是反動言論，可惜他早死了，無法來解釋或申辯，只有待歷史重新評説。他連後人都沒有，也沒有留下遺物或遺著。我手頭有他的一張照片，是他到北京後蘆甸請他遊北海公園時，和我小兒子三人合照的。不幸三人中倖存的只有當時僅八歲的小孩了。那一沓筆記，本來我們請何滿子同志給他整理，看能否輯成文章和過去的文章合編出來，以留個紀念。滿子兄很熱心地答應了。但後來他弟弟又遵父命另請別人整理，因此直拖到現在也還沒能整理出來，真令人感到遺憾。

他和胡風二人之間的通信，至今我們只找到幾封他寫給胡風的信，而胡風寫給他的信（僅《二批材料》中就有十一封），據公安部門説，應該是發還給收信人了。但既然收信人已不在了，那究竟發還給誰了呢？不得而知。我希望能夠早日找到這些材料，因為它們能夠證實胡風和張中曉的“反革命”言論的實質。

今天，由我來為這位年輕的“同案犯”寫這招魂式的追憶，心情實在是很傷痛的，惟願他的靈魂在天堂地府都能得到安息！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夜

註釋：① 《我與胡風——胡風事件三十六人回憶》一書，約六十萬字，已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