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平衞

明朝時期，為防禦北元南下，朝廷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北邊防禦體系。洪武初期，明朝佔領上都，在此建立開平衞。明前期，開平衞始終處於明與北元對峙的前沿，期間歷經多次變遷，最終廢棄。

關於明初開平衞的設置，《明實錄》失載，所以只能依據《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大明會典》及一些邊防史籍來考察。《明史》載：“開平衞。元上都路，直隸中書省。洪武二年為府，屬北平行省，尋廢府置衞，屬北平都司。”同書卷91《兵志三》載：“先是，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設開平衞及興和等千户所”，其他文獻與上述記載基本一致。[③]根據史料記載可對相關問題略作辨析。

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攻克開平。據《明史·地理志》載，在攻克開平後，明朝將上都降為開平府，但很快廢府，設開平衞，即“廢府”、“置衞”是前後相續的兩件事，但《明史·兵制三》及其他文獻均未提及降府之事。對於開平府的置廢，據郭紅、靳潤成考證，開平府廢除時間是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之前。[④]根據《明史》“尋廢府置衞”及其他文獻分析，如果“廢府”、“置衞”先後發生，那麼開平衞應設置於洪武三年七月前後；如果“降府”、“置衞”同時發生，那麼開平衞應設置於洪武二年六月。考察明初北方相關府州縣和衞所設置，尚未發現佔領新地後，同時設府、置衞的案例。因此，開平衞極可能設於“廢府”後。由於“降府”、“置衞”時間短暫，文獻失載，因此準確的設置時間尚難確定，但將其限定在洪武二年六月至洪武三年七月之間是沒有問題的。

洪武二年六月攻克開平以後，七月班師，常遇春病逝於柳河川。同年十月，朱元璋致書元順帝妥懽帖睦爾，信中有“君率殘兵，留連開平”之語。可知常遇春雖已攻克開平，但因病重班師，未在開平駐軍，北元勢力重新佔據，致使明朝尚未控制開平及周邊地區。洪武三年五月，李文忠在駱駝山大敗元軍，“遂進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隨後攻克應昌城，俘獲順帝嫡孫買的裏八剌等人，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遠奔漠北。明軍第二次攻佔開平之事證明，洪武二年六月第一次攻克以後並未直接控制開平。由此亦可推測，洪武二年六月攻克開平以後，降為開平府，洪武三年五月再次攻克以後，“廢府置衞”。

洪武五年(1372)，明軍北伐並在嶺北慘敗成為雙方對峙格局的轉折點。北元勢力重新進入漠南地區，迫使明朝將整個防線南縮，重點經營大同、宣府至北平一帶的邊防。洪武六年(1373)八月，朱元璋叮囑徐達等諸將：“略荒裔之地不如守邊。……御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待重。來則御之，去則勿追，斯為上策”。同時，“又詔山西都衞於雁門關、太和嶺並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並徙沿邊州縣之民於內地，以斷絕其與北元的聯繫。

自洪武二十年(1387)至洪武二十九年，明太祖先後發動4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先後降服納哈出、乃兒不花等人，並深入漠北，俘獲元主脱古思帖木兒，北元勢力遠遁，明朝的北部防線向北推進，今內蒙古一帶的廣大地區重新為明朝所控制，遂開始在今內蒙古中東部一帶設置軍事衞所，實行駐兵屯田防守。可見，經過對北元勢力的打擊，明朝已經開始控制開平地區，至此，開平衞的重置被提上日程。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二十三年二月十日，且將糧餉運至上都及口温，集於各倉”，“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三日，詔今上留徵進馬軍於上都或興和興州，相度便益。令都督都指揮總率屯駐，常往來閲，視其公侯悉遣還京”，“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丙辰，命齊王槫率護衞騎兵於開平近地圍獵，諭之曰：山東都司各衞騎士皆從總兵官潁國公傅友德調發”。洪武二十九年五月，“後軍都督府言，開平宜立五屯衞，命先置中屯衞，調官軍屯守”。同年八月，“置開平左、右、前、後四屯衞指揮使司。初，詔立開平中屯衞，至是，北平都指揮使司奏已立中屯衞於沙峪，今議立左屯衞於七合營，右屯衞于軍台，前屯衞於偏嶺，後屯衞於石塔”。洪武三十年(1397)春正月，“城開平衞。先是，上命中軍都督同知盛熙，調山海衞五所官軍往開平立衞，發北平都司屬衞軍士城之，至是訖工。”由此可知，駐守開平衞的士兵是從山海衞以及北平都司所屬諸衞的官軍中抽調組成，在完成設立開平衞、修建衞城的任務後，盛熙又將北平等都司軍馬分別安置在開平衞各地進行屯守，於農隙期間訓練操備。元末毀於戰爭的上都城此次得到重修，但並未恢復到上都時代的規模，其性質也由一座國際性都城變為一處軍事據點。經過這一系列工程，開平衞再次設置並開始發揮防禦作用。

建文時期，北邊防禦基本沿襲洪武舊制。靖難以後，永樂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調整北邊衞所，將61個衞、3個千户所全部隸屬於新成立的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管轄，開平衞就在其中，並內遷至北京，但並未放棄對原開平地區的防禦。雖衞治內遷後，不再派兵長期駐守開平城，但仍短期巡邊，這是明朝輪番操守基本防禦理念的運用。

不久，明成祖便命郡王朱高煦率兵赴開平操備：“邊報虜欲寇邊，方春兵民不得耕種，朕所深慮。命爾將兵駐開平，虜至即相機剿除，否則按兵待之，庶邊境之人得以盡力屯田。”朱棣派遣朱高煦前往開平,實以其兼具攻守、謹慎進攻、從而呈現了繼承洪武舊制特點，但朱高煦出京之後，朱棣便以天象為由，令其返回。

“己巳，書諭郡王高煦曰：聞爾兵行初至清河，從者為雷震死。過居庸汝，幕中釜鳴。皆不祥之徵，不可不謹，即率騎兵三百人還北京，餘令武安侯鄭亨、武城侯王聰、安平侯李遠總之，就駐宣府。”“率將士於開平巡邏”。

朱高煦能武善戰，“成祖屢瀕於危而轉敗為功者，高煦力為多。成祖以為類己，高煦亦以此自負，恃功驕恣，多不法。”朱高煦與武將關係頗為密切。“時議建儲，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高煦，時時稱高煦功高，幾奪嫡。”朱高煦得獲開平之鎮地，應是武將集團鑑於朱棣成功先例，欲攤動朱高煦立邊功，在奪嫡之爭中贏得先機，從而向朱棣所提之建議。但此時儒家集團以解縉為代表，則堅持嫡長繼承之洪武舊制，限制朱高煦勢力，朱高煦也在奪嫡之爭中落敗，“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鹹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復問黃淮、尹昌隆，對與縉同。帝意乃決。”朱高煦被臨時撒回，很可能是朱棣在儒家集團的影響下，為防範諸子奪嫡悲劇之重演所作之折中。

朱高煦未能成行及明軍駐於宣府之改變，影響了明朝京後防御重心從大馬山以北內遷至西南，既宣化盆地，從而與大寧都司、大青山諸衞內徒趨勢呈現相傾。

永樂三年(1406)五月，蒙古察罕達魯花一部歸附明朝，並報告“鬼力赤見在卜魯屯之地”，可能會對明朝造成威脅。因此，明成祖命宣府巡哨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等將領“遣精騎密偵其動靜，若來寇開平，即設伏出奇擊之”。儘管衞治內遷，開平地區的防禦並未鬆懈。或許正是鬼力赤汗等部頻繁南下的動向，促成了開平衞的重置。

永樂四年(1406)二月，“復設開平衞”。開平衞重置以後，需要有足夠數量的士兵駐守。中國曆代均有將罪人發往軍伍，戍守邊疆的懲治措施。明初法令規定：“凡軍官軍人犯罪該徒流刺字者，止決合斷杖數，並免徒流刺字，依舊充軍”。開平衞成為內地犯罪充軍謫戍之地，明朝政府“命兵部以有罪當戍邊者實之”，且充軍開平的均為“犯死罪及逃軍令”之人，此後類似記載便在史籍中頻頻出現。

檢索《明實錄》，自永樂四年至宣德四年(1429)，先後有後軍都督僉事王端、都指揮同知蔡斌、陝西都指揮僉事劉旺、右軍都督僉事張欽、遼東都指揮僉事徐忠、鎮守龍州都指揮僉事張貴等6人因貪刻害民、守邊失職、杖殺軍士等罪發往開平充軍[⑥]。充軍開平的舉措，一方面懲處了犯人，另一方面補充了開平衞的兵源，保障了軍事防禦。

明成祖非常重視開平衞的戰略地位：“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明成祖五次北征，均經過開平衞轄境內的應昌、口温、拖都，並將其作為北征的重要軍事據點和糧餉物資運輸的中轉站。

自洪熙元年(1423)始，就有人提出內遷開平衞之議，期間歷經多次籌備商議，於宣德六年(1430)完成內遷之舉。開平衞內遷大致分以下幾個階段。

一是首提內遷之議。洪熙元年三月，朝廷任命陽武侯薛祿為總兵官，佩鎮朔大將軍印，負責宣府、開平至大同一帶的邊防。同年七月，薛祿上奏稱“鵰鶚、赤城、雲州、赤、雲、獨石諸站皆在邊野，開平老幼餘丁亦於此種田，猝有虜寇，無城可守，況開平與獨石相距五站，城垣不堅，且使命往來，道路荒遠，若移開平衞於獨石，令鎮守宣府都督譚所領官軍築城守備，寔為便益。上曰：開平極邊，廢置非易事，當徐議。”這是明朝君臣首次商討開平衞內遷之事，也許因明宣宗剛剛即位，“廢置非易事”，故沒有實行。

二是更番駐守開平城，內遷官軍家屬。宣德元年(1426)五月，有行在户部主事王良提出：由於開平糧餉供應龐大，難以供贍守軍家屬之需，“乞簡精鋭者更番守城，令其妻子入赤城、雲州立堡居之”。朝廷接受了這個方案，認為“更番之説亦是良策”。

三是再提內遷之議。宣德元年六月，陽武侯薛祿再次提出內遷開平衞至獨石之議。其理由是：連通宣府地區與開平之間的“閔安諸堡常被虜寇侵掠”；“環州、威虜諸堡正當衝要，而地遠勢孤，若仍修築，工費浩繁”；“開平官軍家屬眾多，月給為難”。因此，他建議在獨石修築城堡，將開平衞遷移於此。對於舊開平城仍實行更番之制，將官軍“分為兩番，每番千人，自帶糧料，往開平戍守，既免饋送之勞，亦得備禦之固”。這次的內遷之議將具體的措施細化，距離實現內遷更近一步。

宣德二年(1427)五月，時任開平備禦都指揮使的唐銘上奏：開平“孤城荒遠，薪芻並難，猝遇寇至別無應援，請添撥官軍神銃守備。”這一事件成為朝廷允准薛祿內遷之議的轉折點。由於開平地區氣候寒冷，多年來物資運送艱難，防禦壓力逐漸增大。朝臣認為“欲添官軍愈難饋給”，於是一致同意“陽武侯薛祿初奏於獨石築城立開平衞”之議。

經過商議，確定了內遷及其後續措施。首先，將開平官軍家屬移於獨石口新築城堡；其次，將戍守官軍分為二班，每班一千餘人，輪番赴開平舊城，實行更番之制。上述“築城、安恤”等事宜均由陽武侯薛祿負責。

宣德二年七、八月份，開平衞、興和所等軍衞受到北元軍隊的襲擊，薛祿、吳成多次率軍與其交戰並敗之。興和所被攻破指揮吳成妻子被掠走，宣德四年六月，開平再次遭到北元軍的襲擊。宣德四年三月，調至開平衞備禦的山海衞指揮趙忠“科斂軍財行賂，求回原衞，而私有其半”，此事被行在都察院查獲並上奏，趙忠依法受到論處。一些官軍進行行賄的目的是離開開平地區，不想在此繼續戍守。另外，糧餉不繼、北元勢力的不斷侵擾等因素，都使得開平衞的防禦日益艱難。

四是完成家屬內遷之舉。

宣德四年十一月，“敕赤城管屯備禦開平衞指揮方敏、王俊等，以所領官軍聽總兵官都督譚廣節制。”方敏、王俊等人此前受命將開平官軍家屬先期內遷至赤城，進行屯田耕種，原本均為開平衞都指揮使司下轄軍官，至此正式歸宣府總兵官譚廣管轄，這是開平衞內遷、融入宣府防禦區的關鍵性一步。

宣德五年四月，薛祿奏請修築永寧衞、團山及鵰鶚、赤城、雲州、獨石等處城堡。歷經兩月，鵰鶚、赤城、雲州、獨石四座城堡修築工程完工。此前，受命往獨石城與薛祿商議守備方略的兵部尚書張本返回朝廷報告，並提出以下幾條方略：(1)“請以兵護送開平衞所印信及軍士、家屬置於獨石等城堡，且屯且守”；(2)“專以馬步精兵二千，分為二班，令都督馮興總之，都指揮唐銘、卞福各領一班，自帶糧料，更番往來開封(應為開平)故城哨備”；(3)“其各城堡守備軍數，則獨石二千，雲州、赤城各五百，鵰鶚三百，俱於隆慶左、右二衞調發，如不足則以保安衞足之”；(4)“其山海、懷來各衞各留守開平官軍，悉令還衞”；(5)“自今犯罪充軍者，悉遣往實新立城堡”。

宣德五年六月，將開平衞一應防守官軍及家屬全部內遷至獨石等城堡內，但仍保留了對開平故城的往來巡備之制。同年六月，設立萬全都指揮使司，內遷的開平衞隸屬其管轄。

宣德六年八月十四日，運送開平衞罪犯往獨石。《宣宗章皇帝實錄》：“宣德六年八月十四宣府、隆慶、永寧、懷來、開平、保安諸衞、興和千户所有（罪）犯運赴獨石倉；懷安、萬全、保安右衞、美峪、廣昌二千户所有犯運赴宣府倉。從之。”

宣德七年，開平衞、興和所主體內遷工作全部完成。

宣德八年，開平衞雖內遷獨石，但仍然有千人留做開平口哨。“十一月十六日乙未開平哨備都指揮僉事江貴奏請如舊設陽寧、閔安、威虜、環州四堡，撥軍瞭守。上諭行在兵部臣曰:開平官軍已移入獨石、赤城屯戍，留守開平者不過千人，若設四堡又當增兵，兵多地遠，供給良難，其令陳濬熟計何者為便，具實以聞。”

宣德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遷開平口哨於獨石，“留開平等衞官軍三千三十二人守獨石，從之。”

宣德六年開平衞、興和所的內遷標誌着宣府一帶北邊防禦體系的較大調整。早在宣德四年十二月時，宣府總兵譚廣就奏請修築長城墩隘，卻以“宣府猶是內地，若開平孤懸，則將何以保障”為由遭到朝廷的拒絕。而次年四月，已開始“增置口北緣邊諸堡”，自西向東從懷安(今河北省懷安縣)、西陽河(今河北省懷安縣西洋河堡村)至永寧(今北京市延慶縣永寧鎮)、四海冶(今北京市延慶縣四海冶)“其間三十九處宜益兵立堡，每處益兵五十人”，這一線基本上是明中後期的宣府鎮長城防禦線。自此，開平、興和舊城徹底成為邊外之地，棄之不用，後逐漸成為北元蒙古部落的駐牧之地。

明朝最終放棄了對開平、興和地區的直接控制權，開平衞、興和所的內遷是宣德年間北邊防禦體系調整的結果。由於開平衞、興和所的內遷，加之永樂、宣德兩朝興和守禦千户所分別被攻陷兩次，使宣府成為京師之外的最直接屏障，“遂稱重鎮”。明朝開始自懷安、西陽河，經獨石口，至四海冶一帶構築以長城為主的防禦體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