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異

自從康德以來，西方哲學形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線索，即超驗哲學的線索。作為超驗哲學的二十世紀形態的胡塞爾哲學，其自身也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晚年的胡塞爾以其未完成的鉅著《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現象學》開闢了他的現象學的新階段。正是在那個時代，德里達第一部公開出版了的著作《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導引》進一步將注意力集中在了以幾何學為範例的科學知識的發生問題上，集中在瞭如何能夠具有一種超驗的發生現象學的問題上。正是這部著作，孕育了他的哲學思想的真正的核心概念：“延異”（la différance）。

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表現出一種對於確定性的不懈追求的精神。然而德里達卻沿着這種哲學努力發現了對於任何超驗哲學，也就是任何哲學反思來説無法確定的東西。這是一種哲學的“apeiron（無限定）”。哲學所追求的絕對對於哲學自身來説，總是才相即，便相離的。哲學在當下反思世界的本原，但這個本原卻“只有在不懈地自我延異中才能成為當下”。（《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導引》）　 德里達認為：廣義的文本包含了哲學和理解的一切對象，則“延異”存在於任何文本之中，甚至因為“延異”的本原地位，它正是一切文本從而一切存在之源，這便是理所當然的了。“延異不僅不能還原為任何本體論和神學――神學本體論――的擁有物，而且甚至為神學本體論――哲學――提供了在其中產生它的體系和歷史的空間，它包含了，納入了並且永遠地超越了後者。”（《哲學的邊緣》）因此，存在，一切關於存在和在者的思想，都源出於這個“延異”。索緒爾關於語言的能指功能僅僅在於差異的經典教條，給德里達提供了一個深刻而直接的突顯“延異”的書寫學本體論形象的藉口。而從“différence”到“différance”的“e”到“a”的替換則更加具有了一種本體論革命的象徵性，因為在法語的讀音規則中，這裏的“e”與“a”是發同樣的音的：過去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被顛覆了。

胡塞爾晚年之所以要提出那樣一種超驗的發生現象學，是因為不懈地對於真理的探求，使他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無論是康德主義還是黑格爾主義，更不用説形形色色的經驗主義，都無法為認識的可能性奠基。唯有將認識的客觀意義或真理性概念自身納入哲學思辨的視野，考察它的起源，才能為其找到牢固的基礎。對此，德里達顯然是認同於胡塞爾的。然而困難在於如何才能在實行這樣一種現象學思考的時候，一方面使自己不至陷於心理主義或歷史主義的窠臼，另一方面又能夠將意義、客觀性或真理性與歷史、起源或發生統一起來。德里達在反覆和細緻地研究了胡塞爾整個哲學生涯的大量著作之後，得到的結論是，胡塞爾的現象學――即使是在他的《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特別是在作為附錄收入此書的《幾何學的起源》中――並不能完成這樣一個困難的任務。因為胡塞爾最終要揭示的應當是一種永恆的“在場”，它是像康德的“理念”那樣的一種東西。然而，以直觀自明性為其現象學基礎的胡塞爾，“他從未在現象學的內部直接定義出它[理念]的自明性類型”。（《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導引》）這樣，德里達就註定要成為一個胡塞爾現象學的反叛者，並且由於胡塞爾現象學代表了近代以來西方哲學思辨的主流線索（超驗哲學）的當代成就，所以德里達對於胡塞爾的反叛很容易地就演變為對於整個的所謂西方“在場的形而上學”的反叛。

延異（Différance）,顧名思義，“延”，指延緩，“異”指差異，“延異”即由"差異"（difference）與“延緩”（deferment）兩個詞合成。“延異”與傳統的邏格斯中心主義（logos）正好相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假設一種固定意義的存在，主張思維與語言的合一性。而延異則表示最終意義不斷被延緩的狀態。德里達認為，語言無法準確指明其所要表達的意義，只能指涉與之相關的概念，不斷由它與其他意義的差異而得到標誌，從而使意義得到延緩。因此，意義永遠是相互關聯的，卻不是可以自我完成的。德里達解釋了這種“延異” （動詞différer）在詞源學上的兩個基本含義：一是“延時，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訴諸於那種迂迴延時的中介，這中介能夠延緩慾望之達成”；另一是“（與）不同一、（作為）別樣、可（與）區分”。這當然就是德里達想要表達的在追隨胡塞爾的現象學關於本原的探究中所發現的那個東西的特徵。顯然，現有法語中相應的名詞形式“différence（差異）”已經不能完全地覆蓋上述特徵。德里達因而“生造”出“différance（延異）”一詞以指稱他的哲學發現。

“延異”因而是深刻的和耐人尋味的，著名的“波粒二象性”應該被看作“延異”的一個例證。“延異”在我們的認知中，我們的文本中和我們的一切建制中潛行。德里達首先選擇了文本作為他展示“延異”的場所。即使過去的文本帶有 “邏格斯中心主義” 的天真，但作為意識存在的形式，其中必然潛藏着某種需要“補餘（complément）”的契機，存在着因為不可遏止的異化而造成的“形跡（trace）”。正是這些“延異”的表現，它們成為文本意義的真正源泉。德里達細緻耐心地通過對於柏拉圖、盧梭、黑格爾……的解讀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上帝/人類、意識/潛意識、語音/書寫……，在每一種表明的文本立場中，德里達都能巧妙地看到它的對立的存在。 這種榜樣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特別地在英語文學理論界激起了巨大的解構（déconstruction）熱潮。

德里達如同一位哲學的病理學家，通過他精心的思想解剖和化驗，龐大的哲學系統中的病症和致病的原因便暴露出來了。他以與維特根斯坦不同的方式履行了哲學診療的職責。只是對於維特根斯坦來説可能哲學僅僅是診療，而對於德里達則不然。德里達事實上從未放棄對於某種本質的東西的思考，在這一點上，他與邏輯經驗主義傳統中的哲學家有着根本的區別。分析哲學家塞爾早就敏鋭地看到了這一點。他看到在德里達對於西方，特別是歐洲大陸形而上學的批判背後，存在的是一種和歐洲傳統哲學一脈相承的對於“基礎”的深深的眷戀。塞爾指出：“經典形而上學的真正錯誤並不在於它相信有一個形而上學的基礎存在，而在於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相信這樣一個基礎是必須的，相信如果缺少了這樣一種基礎，我們就會失去某種東西，就會有某種危險，一切就會成問題了。而這種信念恰恰是德里達與他要解構的傳統所共有的。”（《顛倒了的言語》）德里達在胡塞爾現象學失敗的地方看到那個“基礎”，只不過這是一種任何在場的形而上學都未曾設想過的基礎，一種不是“基礎”的基礎：“延異”。

德里達用“延異”的概念形象闡述了語言的模糊性、未定性，徹底瓦解了文本的明晰性，從而為其解構主義哲學打下理論基礎，也是後現代主義理論的經典學説。他的許多著作都論及此問題，其中最集中的討論可見於《多重立場》（1981）。

南方週末《影像中的德里達》

德里達（Derrida,1930—2004）當代法國哲學家、符號學家、文藝理論家和美學家，解構主義思潮創始人。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遊戲》　、《論文字學》　、《言語和現象》　、《文字與差異》　、《論散播》　、《署名活動的語境》　、《類型的法則》等。德里達以其“去中心”觀念，反對西方哲學史上自柏拉圖以來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認為本文（作品）是分延的，永遠在撒播。德里達的批判矛頭直指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

1930年，德里達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猶太血統。青年時代的德里達求學於有"思想家的搖籃"之稱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其後成為西方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20世紀中後期掀起巨大波瀾，不僅使他成為歐美知識界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也成為後現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論源泉，其核心概念"解構"所向披靡，廣泛滲透到藝術、社會科學、語言學、人類學、政治學甚至建築等領域。其著作超過40本，目前不少已經譯成中文。德里達的理論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開始介紹到我國，從文學批評領域逐漸拓展開來，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2001年9月德里達來到中國，在北京、上海、香港進行了系列的訪問和學術交流，這無疑將其在中國的影響推至高潮。2004年10月8日夜間，當代思想巨擘、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因胰腺癌在法國巴黎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