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巡視塞外返京途中，在布爾哈蘇台地方，把諸王、大臣、侍衞、文武官員等召集到行宮前，流淚宣佈廢除允礽太子位。當時，皇太子允礽跪在地上，康熙帝垂淚宣佈他的罪狀，主要內容是：專擅威權，肆惡虐眾，將諸王大臣隨意捶撻；窮奢極欲，衣食所用已經超過皇帝標準，仍不滿足；恣取國庫錢財，遣人攔截蒙古等部入貢使者，搶奪進貢皇帝的物品；對親兄弟無情無意，對諸皇子不聞不問；結黨營私，窺伺皇位，探聽皇帝起居動向，企圖害死皇帝。康熙帝最後諭示大臣們説：不能讓這樣不孝不仁之人為國君，否則，國家必被敗壞，人民必遭塗炭。説畢，康熙帝痛哭倒地。在大臣們規勸下，他恢復常態，命文武官員發表意見。眾王公大臣都表現出非常難過，不敢多説一句話，只是連説皇上所見，非常英明。同日，康熙帝為了打擊允礽的政治勢力，下令將格爾芬、阿爾吉善、二格、蘇爾特、哈什太、薩爾邦阿等人立行正法，將杜默臣、阿進泰、蘇赫陳、倪雅漢等人充發盛京（今瀋陽），將允礽即行拘執。十六日，康熙帝回到北京，即把諸王、貝勒等副都統以上大臣召到午門內，宣諭拘禁太子允礽事情，康熙帝又親自撰寫祭文，在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廟、社稷，還把允礽轉移到鹹安宮幽禁。二十四日，把此事頒告全國百姓知曉。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四日，康熙帝廢除允礽太子位後，清廷的儲位之爭更加激烈。皇長子允禔認為康熙帝立嫡不成，必定立長，於是積極活動。但是，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康熙帝察覺到他的野心後，立即宣佈：允禔秉性躁急、愚頑，不可立為皇太子。允禔見自己奪儲無望，便向康熙帝推薦與自己關係密切的皇八子允禩，還利令智昏地奏請康熙帝殺掉允礽。這些使康熙帝認識到，如果允禔和允禩結成同黨謀取帝位，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康熙帝採取了必要的防範措施。不久，發現允禔與一個會巫術的人有來往，企圖用巫術鎮魔允礽；允褆母惠妃又向康熙帝奏稱允禔不孝。在這種情況下，康熙帝命革除允禔王爵，嚴加幽禁。皇長子允礽失勢以後，皇八子允禩勢力驟增。允禩精明能幹，黨羽多，聲勢大，在朝中也有一定威望。他積極活動，謀取太子位。但是，康熙帝很快也發現允禩有政治野心，特別是發現他署內務府總管事以後，到處拉攏人，博取虛名，甚至將皇帝所賜恩澤，歸功於己，侵欺皇權。於是，康熙帝又以交結黨羽，謀害允祁等罪名，將允禩鎖拿，交議政處審理，並革去貝勒爵位。在鎖拿允禩時，皇十四子允禵保奏允禩無謀害允祁之心，使康熙帝十分震怒，拔刀欲殺允禵，多虧皇五子允祺及時跪抱勸止，才避免了一場流血事件。儲位空虛，諸皇子奪儲之爭日加劇烈，康熙帝決定把缺位補上，以堵塞諸皇子爭儲之路。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復立允礽為皇太子；三月，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授皇太子以冊寶。

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鴻緒上奏康熙帝，談及江、浙等地農民開展了奪糧鬥爭。奏疏中説：江浙去年旱災，蒙皇上蠲田租，發倉谷，截漕米，又全蠲四十七年地丁錢糧。但是，今年因米價稍貴，窮民未免艱難；又因近年官法廢弛，不軌之徒在內煽惑，遂有市井“奸民”但是率饑民吵鬧官府，打搶富家，一呼而集遂致數百人，官府一時無法。近日督撫俱在浙江審事，江寧省下崇官米不得法，遂致“奸民”聚眾搶奪米鋪三四十家，其餘江、浙各府州縣此類事件也屢有發生。至於各府州縣村鎮“奸民”聚眾，以米貴為名抄搶富家者更是不可勝數，而官府對此竟不過問，這是變亂髮生的重要原因。王鴻緒在奏疏中還建議，待今年收成過後，民情安定之時，再訪拿懲治各府州縣帶頭鬧事者，以警眾安民，只有這樣做，才能使百姓害怕國家法律的懲治，消滅將來有可能發生的變亂。

孫嶽頒（1639－1708），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充佩文齋書畫譜總裁官。善書，受知聖祖，每有御製碑版必命書之。卒年七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清文鑑》一書全部編成，總計二十一卷。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帝就提出要編修一部滿文字書。當時，他對侍臣講述了編纂這樣一部書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恐怕後生滿洲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且滿漢文義照字翻譯，很多可以通用，現今譯者尚知其意，後生子弟未必知此。康熙帝把編書的任務交給翰林院學士傅達禮，令他將滿語照漢文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集成一書，以有益於後學。在編修過程中，儒臣們分類排纂，每天繕稿進呈，康熙帝親自加以審訂，大到天字地理，小到名物象數，十二字母，五聲切音，全都包括在內。這樣，經過三十多年努力，《清文鑑》終於告成。康熙帝賜王以下、內外文武大臣各一部，並親自撰寫序言。兩年以後，康熙帝又命教習唐古特書的官員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衞拉錫，會同蒙古侍讀學士、中書等，編纂了《滿洲蒙古合壁清文鑑》，一邊寫滿洲字，一邊寫蒙古字。《清文鑑》的出版，雖然並未能將各地滿語方言全部釐定與統一，但是它保證了官方通行的書面滿語的規範與純正，不僅便利於當時的流通與應用，而且對後世亦有很大教益。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七月初日，《平定朔漠方略》成書。該書始編於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初四日。當時，康熙帝召議政大臣、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等，示以北征噶爾丹機宜。諸臣敬閲畢，上奏：噶爾丹窮荒巨寇，煽惑羣心。皇上為中外生民計，親統六師，遠涉絕漠，廟謨神算，百日之內，必奏凱旋。於是，翰林院掌院學士常書、張英奏請，將皇上征討噶爾丹所記言行編成書，即可垂於後世，也是一朝盛事。康熙帝允准，並正式命內閣、翰林院負責編撰。十二年以後，《平定朔漠方略》編成，康熙帝親寫序文，其中説：厄魯特蒙古噶爾丹賦性兇殘，中懷狡詐，戕賊其兄弟，兼併四部，蠶食鄰封，其勢日張，其志益侈。積寇一日不除，則疆圉一日不靖。《平定朔漠方略》總計四十八卷，温達等奉敕編纂。記事起於康熙十六年六月，止於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主要載述清政府與厄魯特蒙古各部交往中康熙帝的上諭，以及有關材料，有些內容為清聖祖實錄所不載，是研究清朝前期清政府與厄魯特蒙古各部關係的重要史料。

康熙四十七年（1708），《佩文齋書畫譜》一書修成。該書是孫嶽頒、王原祁等人奉康熙帝敕命編纂。全書一百卷，其中論書十卷，論畫八卷，歷代帝王書二卷，書家傳二十三卷，畫家傳十四卷，無名氏書六卷，畫二卷，御製書畫跋一卷，歷代帝王書跋一卷，畫跋一卷，歷代名人書跋一卷，畫跋七卷，書辨證一卷，歷代鑑藏十卷。該書分門列目，考證精詳，所引書共一千八百四十四種，每個條目下均注出處，蒐羅極為廣博，是關於論書畫、書畫家小傳和書畫題跋的鉅著。

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二十日，朱三太子案結，有關人被處以不同刑罰。還是同年二月十三日，閩浙總督梁鼐密摺奏報“賊黨竄聚情形”，就談到為首者為一念和尚等，以朱三太子名義，安營於大嵐山，有眾一千餘人，現除擒斬五名外，已陸續拿獲八十餘名。當時李煦也密奏浙江“賊情”説嵊縣人張念一、張念二為首，以施爾遠為軍師，“煽惑民心”，糾眾百餘在慈溪縣羊角殿，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官兵五十餘人進剿，千總以下十餘人被殺，紹興府官兵再往剿，才把他們擊敗。已被捕獲的施爾遠等人供稱：在四明大嵐山有眾千餘，張念一、張念二即張君玉、張君錫，已在蘇州拿獲。十五日，浙江巡撫王然疏報拿獲大嵐山張念一、張念二等，康熙帝諭示張念一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速行追拿。三月實四日，梁鼐又以密摺奏報大嵐山情形，説派丁役扮作鄉民前往察訪，“走遍各山，細問土人，並無賊人屯聚處所，現今地方寧謐。”據查，張念一、張念二原系越獄逃犯，初時與葉天祥等六人結黨，漸有附合者百餘人。先在嵊縣、慈溪等處行劫，繼至陽覺殿分贓，千總婁汝初等帶兵往捕，被傷致死。後因官兵追拿，分散逃匿。張念一與其黨十五人逃至蘇州被獲。據供同夥者九十六人，今已拿獲八十五名。不久，梁鼐再次密奏大嵐山情形，説張念一等與江蘇太倉“奸僧”一念似屬兩夥，為託名煽惑計，總以朱三為名。據查朱三改名何誠，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因緝拿太緊，婦女六口已自縊，第五、六子及孫一人已被捕獲，朱三與其長子朱堯、四子朱壬在逃。閏三月十二日，曹寅密報浙江審張念一情形：所稱朱三太子，不過藉端煽惑，恐嚇愚民，一時受刑，細問總屬不符。一念和尚與張念一等實非同黨。四月十二日，山東巡撫趙世顯諮報緝獲改名王老先生的朱三太子。據供，此朱三太子年七十五歲，是明朝後裔，名叫慈煥，排行第四。有子六人，第三子已死，其餘均被拿獲。妻、妾、兒媳各一，女三，均已自縊，康熙帝諭示：朱三是明代宗室，解往浙江議處。六月二十日，清政府審結朱三太子案及大嵐山案。將朱三即王士元及其子朱壬等解至京城，問明正法。浙江案犯內張念一、張念二等七凌遲處死，朱兆琦等二十二人立斬，其餘二十六人連同妻子發往寧古塔。十月初五日，朱三即王士元父子六人解至京城。朱三供認他真是明朝崇禎帝第四子，九卿等以為明崇禎帝第四子已於崇禎十七年前身故，又傳喚明代老年太監均不認識，便以明系假冒，將朱三即王士元凌遲處死，其子五人俱處斬。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張英病逝，終年七十二歲。張英，字敦復，又字夢敦，號樂圃，江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縣）人。他於康熙二年中舉，康熙六年考取第二甲第四名進士，改授內弘文院庶吉士。張英在朝任職期間，曾隨侍康熙帝達二十餘年，是清初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張英在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期間，正職是禮部尚書。當時，正是烏蘭布通之役後，康熙帝舅父、一等公佟國綱在平定噶爾丹叛亂的烏蘭布通戰役中陣亡。康熙帝非常痛心，務求隆重祭葬。但編修楊暄撰寫的佟國綱祭文被康熙帝斥為極其悖謬，下令嚴懲楊暄，以懲戒將來。張英也因未能詳審祭文而被革去禮部尚書，直到兩年以後才官復原職。然而，不及兩年，張英又因教習庶吉士之誤而被連降三級。儘管康熙帝認為張英與那些言行相悖的假道學有很大不同，並且後來仍命他任教習，但是，張英卻經過幾次波折之後，總結了一套“安心之法”。他經常以白酒一杯、清琴一曲聊以自慰，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在衙門裏，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也不留滯於事後。就這樣，張英克服了往日形神交困的狀態，終於又成為康熙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升任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平定朔漠方略》一書的總裁官。張英不僅是康熙朝的名臣，而且一生寫了許多書，主要有《周易衷論》、《易經衷論》、《書經衷論》、《存誠堂詩集》等。康熙帝得知張英逝世的消息後，心情十分沉痛，賜祭葬加等，諡號文端。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二十八日，熊賜履病死於金陵（今南京），終年七十五歲。熊賜履，字敬修，號素九，湖廣孝昌（今湖北孝感）人。他二十四歲成進士，三十七歲升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任康熙皇帝的經筵講官，四十一歲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提倡程、朱理學，被稱為清初的“理學大臣”。熊賜履任秘書院侍讀時，曾應詔上萬言書，對民情吏、朝政得失等侃侃而論，直陳己見，因而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為康熙帝所重視。在充任經筵講官期間，康熙帝虛心學習，有疑必問，努力探求治國安民之道，熊賜履則是有問必答，耐心講解，還經常結合國計民生、用人行政等問題，以問答奏對形式，將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灌輸給康熙帝。熊賜履還就國家大勢向康熙帝提出自己見解，認為當務之急是與民休息，務使家給人足，安居樂業；而河工為國家大役，潰決頻繁，長此不治，最為可慮。康熙帝對此深表讚許，平定三藩之後，立即着手治河。熊賜履還就用人行政向康熙帝提出：為政在人，人存政舉，從來沒有無弊之法。得其人，變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雖有典謨官禮，也難盡善。此外，在修身明德，格物致知、人性善惡、知行關係、經權文義等方面，熊賜履也經常和康熙帝研究討論，對康熙帝治理國家有極大啓發。熊賜履生平酷愛藏書。他在金陵居住期間，利用金陵書籍甲天下的有利條件，竭力購求，總計得書十萬餘卷。特意築屋五間，用來藏書，名為“下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