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田令

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併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制，平均賦税徭役負擔，於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詔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户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税的根據，又命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度田令的背景是在東漢初年，户口和田地狀況混亂的情況下頒佈，以檢核墾田户口增加國家税收的政策。度田對象是豪強地主和自耕農，它大大觸及了豪強的既得利益。度田的官員也懼怕地方豪強，因而從一開始就袒護優饒豪強，另一方面對普通百姓卻十分嚴苛。同時豪強將隱瞞的田畝數與人口數轉嫁給貧民，使得百姓怨聲載道。一方面度田不實現象嚴重，另一方面劉秀不想激化中央與日益強大的地方豪強的矛盾，故而度田最後不了了之。詔下之後，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

一、限制豪強大家兼併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

二、便於封建國家徵收賦税和徵發徭役。

一般認為，劉秀度田的目的是為了擴大税源和役源，增加財政收入。這當然是正確的，但不全面。度田絕不僅僅意味着增加賦税這個經濟目的，還有着更為重要的政治目的，這就是通過度田，強化國家對土地、人口的控制，剝奪地方大姓、軍閥餘孽所控制的土地人口，打擊其勢力，消除因軍閥割據而遺留下來的潛在的動亂因素，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統治秩序。 ^[2] 

劉秀對度田不實問題極為重視，在核清實情之後，一改自己的“欲以柔道治天下”的方針，嚴懲那些敢於違抗詔書，繼續“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的二千石長吏，整肅吏治，以矯積弊。在懲處了阿枉不平的二千石長吏之後，劉秀並沒有下詔停止度田，度田令仍然繼續施行，並且嚴格化了。 ^[2] 

劉秀剛處死河南尹張伋等人，就爆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武裝騷亂。

當時，許多大地主擁有武裝，號稱“大姓兵長”。劉秀以“度田不實”之罪誅殺了十餘個郡太守後，下令加緊度田。於是大姓兵長們就武裝反抗，許多農民不明真相，也跟從大姓兵長反抗，這就是史稱的“度田事件”。

在以往度田時，由於有張伋之流的剌史太守做保護傘，郡國大姓、地主豪強得以隱瞞土地和人口，規避賦税徭役；現在因為劉秀嚴懲張伋等人，刺史太守們不敢再像以往那樣優饒豪右了，地主豪強無法再像以往那樣隱瞞土地和人口，遂興兵為亂，反抗新政府。這些“兵長大姓”就是地主豪強的一部分。叛亂初起，郡縣長吏鎮壓不力，迅速發展成一場聲勢浩大的動亂，青、徐、幽、冀四州特別突出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對剛統一不久的新王朝構成嚴重威脅。 ^[2] 

劉秀一再發兵鎮壓反抗者。“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後來劉秀採取了鎮壓與分化相結合的政策，規定反抗者們“自相糾擿（tí惕，揭發），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對捕獲的大姓兵長，沒收祖田，遷徙到他郡、縣，這是一種很嚴厲的處罰措施，因為古代生產力低下，離開故土，人生地不熟，古人認為等同於滅門，通過這兩種措施，反度田鬥爭也就平息下來。

劉秀乃採用征剿和安撫相結合的方略，一方面赦免地方長吏的“逗留迴避故縱”等罪，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安撫人心“聽以禽討為效”、“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另一方面，“聽羣盜自相糾謫，”分化瓦解騷亂的參加者，旬月之間，叛亂平定。叛亂平定之後，度田的阻力消除、減少，具備了嚴格實施度田令的條件，度田得到進一步貫徹。 ^[2] 

經過度田事件後，郡國大姓的抗衡平靜下來，出現了“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為東漢朝廷的定製。

因各項政策措施地實行，為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從而為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質基礎。

劉秀度田獲得了成功，政策延續到東漢末。

度田令不僅有效地整頓了社會秩序，強化了國家對人口土地的控制，而且肅清了軍閥割據的潛在勢力，革除了秦漢以來在田税徵收方式上的某些積弊，有效地穩定了東漢初年的政局。 ^[1] 

《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四年詔雲“方今案比之時”。注引《東觀漢記》“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驗户口次比之也。”《皇后紀》雲“漢法,常以八月算人”。算人即檢查户口年紀、身體狀況，防止詐老詐小，保證役源的準確性。算人的同時清查土地，這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