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權運動

20世紀60年代，一場聲勢浩大的平權運動在全美展開，美國國會於1964年通過了《公民權利法》，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一系列被統稱為“肯定性行動”的法律，規定少數民族和弱勢羣體在招工、入學、企業競爭中受到“優先照顧”。 ^[1] 

發起這場運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扳回歷史上對黑人和女性的歧視，把他們在歷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現實的利益。 ^[2] 

所謂“平權法案”始於20世紀60年代，當時左翼思潮認為“誰成績好誰有權優先升學”對“少數民族”（其實特指黑人、拉丁裔等“部分少數民族”）不公平，因此該“適當照顧”這些弱勢羣體。糾正自美國建國以來種族，羣體之間的歧視。

由於亞裔是美國各族裔中學習最刻苦的羣體，這種“平權”最大的受害羣體就變成了他們。

有統計顯示，普林斯頓大學亞裔申請者SAT成績需要分別比白人、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人（即美國黑人，“平權”認為稱呼他們為“黑人”是歧視）高50分、235分和280分，而哈佛大學則要分別高出140分、270分和450分才行。

進入21世紀後許多州和學校開始在台面上取消或減少所謂“平權”。如加州大學早在1995年就率先公開終止“平權”，麻省理工學院、北卡州立大學等也起而效仿。1996年，加州209號法案明確提出“不得以種族因素為大學錄取標準之一”，這一提法此後為多個州所效仿，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平權法案”所造成的錄取不公。

但這種“反彈”效果是有限的、微弱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不止一次公開表示，“平權法案”是合理的、有效的、公平的，而針對這種“實質上的不公平”進行的多次法律訴訟挑戰（多數是自感遭受不公的美國白人發起的），也大多不了了之。

更有甚者，2014年，加州部分參議員提出所謂SCA5號法案修正案，試圖推翻1996年加州209號法案中“不得以種族因素為大學錄取標準之一”的修正，以取悦人口比重越來越高的加州拉丁裔選民。這項修正案在亞裔的一片反對聲中幾乎通過生效，只是迫於巨大壓力才擱淺。 ^[3] 

西裔民主黨籍加州參議員(State Senator)賀南德茲(Ed Hrnandz)提出加州大學系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的亞裔學生太多了，要求限制亞裔入學，提高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人在加大系統中的入學比率。此提案已在2014年1月30日在參議院(State Senator)投票，27票贊成，9票反對通過。此提案如果在州眾議會(State Assembly)獲得通過，將公投決定是否恢復在加大校園中實行所謂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限制亞裔招生，多招西裔和非裔。 ^[4] 

剛剛就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駱家輝時常提起他的早年經歷——1968年，他從西雅圖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考進了耶魯大學。對他而言，這個轉折有改變命運的意義——他出生在種族歧視十分嚴重的50年代，身為退伍軍人的父親卻找不到工作，全家租住在6平方米大的公屋中，小駱家輝連一句英語都不會説。

好運降臨在他要考大學的60年代，一場聲勢浩大的平權運動在全美展開，國會於1964年通過了《公民權利法》，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一系列被統稱為“肯定性行動”的法律，規定少數民族和弱勢羣體在招工、入學、企業競爭中受到“優先照顧”。

作為民權運動的大本營，全美高校積極響應，在那一時期招收了大量少數民族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駱家輝進入了耶魯大學。

這樣的“優先照顧”，甚至讓白人學生認為受到了“反向歧視”：1972年，被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拒絕的白人學生艾倫·貝基發現在醫學院當年錄取的16個名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學生中，絕大多數人的GPA和MCAT（醫學院必備標準考試）成績遠遠不如自己。他一怒把加州大學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雖然判定加州大學必須錄取貝基，卻認為大學“有權實行一些使學生來源多元化的政策”。

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的更是在意見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黑人的經歷與其它族裔羣體的差別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質上的。”要彌合這種差別，強勢羣體必須將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讓給弱勢羣體，在激烈的自由競爭中，讓落後者先起跑。

這個法案在而後的30年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1965－1995年間，美國黑人家庭達到中產階級水平的比例從18%上升到40%，在管理和技術領域中的就業率增加了兩倍；到1997年，黑人、拉丁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州原住民佔大學生總數的比重已經只略低於其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