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原外交

幣原喜重郎（1872—1951）1922年曾代表日本出席華盛頓會議。1924年6月出任日本外相。幣原認為日本在遭受經濟危機和關東大震災以後，國內經濟問題嚴重，應盡力維持國際局勢的穩定以求全力解決國內問題，主張在國際上保持與美英的協調，遵守《凡爾賽條約》、《華盛頓條約》、《國聯盟約》，改善日本的國際貿易。在對華政策上，標榜不干涉內政，但要求中國“尊重”日本“由條約獲得的”“正當權益”，加強中日間的經濟合作。他認為在中國局勢動亂時隨便插手是危險的，如果支持了失敗的一方就有可能喪失既得的權益。幣原的這種主張受到英美的讚許，但遭到國內軍國主義勢力的排斥。1927年4月他被迫辭職。1929年7月，田中義一內閣倒台。幣原再度被舉為外相。為了彌補田中內閣出兵山東、暗殺張作霖造成的不良影響，他在新內閣的十大政綱中宣稱：新內閣的對華政策是力求與中國共存共榮，發展經濟關係。但要求中國維護日本在華的“正當權益”。在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上，將與其他有關國家協調行動，避免成為中國“排斥”的目標。但是在滿蒙問題上，幣原同日本軍部取一致態度，聲稱日本在滿蒙的權益決不可放棄。他宣揚滿蒙雖屬中國領土，但主權並非歸於中國，若無日本的保護，“滿洲”早已為俄國吞併。因此日本對“滿洲”的關係絕非一般。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幣原雖宣稱對“滿洲”沒有領土野心，不主張用武力解決，但卻堅持在中國方面不能對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和日本在“滿洲”的正當權益給予充分、必要的保證前，日本不擬從東北撤出全部軍隊。幣原外交是日本在本世紀20年代所處的國際地位的反映。隨着日本同英美等國矛盾的發展以及日本推行侵華政策，幣原外交的破產是不可避免的。1931年12月，幣原再度被迫辭職，所謂幣原外交從此銷聲匿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