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

1895年11月17日生於奧勒爾市一銀行職員家庭，1975年3月7日卒於莫斯科。1918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文史系。 自幼習德語、法語、古拉丁語，後來又學丹麥語和意大利語，廣讀文學哲學著作，熱衷現代詩歌，尤其喜歡普希金和波德萊爾。“他是俄國最早接觸丹麥思想家克爾凱郭爾的人。”，童年在當地刊物《藝術節》上發表文章《藝術與責任》；二十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組”，其實不過談談托爾斯泰的文學之類。1918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文史系。後曾在維爾城一中學任教。

1920年秋轉往維捷布斯克教授文學和美學。從這時期開始了哲學和人文科學諸多領域的研究工作。1923年因病辭職治療。1924年去彼得格勒供職。

他在1929年政治運動時曾遭到監禁和流放，其後自然命途多舛，銷聲匿跡於文壇，有三十餘年。”要不是高爾基夫人等的營救，服刑流放地還要糟糕。四十年代初“窮極潦倒”，完成《小説的時間形式與時空體形式》等著作。65歲“被人發現”，所創“對話”和“狂歡”理論在西方很轟動，贏得“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的榮譽。

1940年完成學位論文，話題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學位。1945年起應邀到摩爾達維亞師範學院任俄羅斯和外國文學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退休。其間同時進行他所稱的“元語言學”研究。五十年代後期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的青年學者柯日諾夫在資料室發現巴赫金的學位論文《拉伯雷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讀過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1961年65歲的巴赫金同這位年輕人見面時讓後者感到“一種在生活苦難面前凜然而立的學人風格”。“我可不是文藝學家，我是哲學家”是巴赫金的開場白。1969年起定居於莫斯科。他的研究成果死後被編成論文集《美學和文學問題》和《語言創作美學》出版。

1895年11月17日生於奧勒爾市一沒落的貴族家族

1905-1913.6維爾諾第一中學

1913.8諾沃羅西斯克（今敖德薩大學）歷史語文系

1915年就學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

1916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旁聽

1918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文史系。畢業但未取得畢業證書。生活艱苦。

1918-1920 定居涅維爾，在當地任教

1920-1924 生活於維捷布斯克。1921.7.10結婚。

1923年因病辭職治療。

1924年夏-1930年 。遷居列寧格勒（原涅維爾）。在俄羅斯國立藝術史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後來在出版社任 編輯。

1929年因宣講康德哲學被捕，不經審訊被判5年並流放到北哈薩克斯坦的一個小鎮。

1933年刑滿。

1934年至1935年完成《長篇小説話語》。

1940年完成學位論文，話題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學位。

1961年退休。

1969年起定居於莫斯科。

1975年3月7日卒於莫斯科。

巴赫金的理論貢獻主要在兩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語言哲學”為基礎的歷史詩學，這種歷史詩學秉承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以來對語言中心的關注，同時根據語言實踐的社會基礎和歷史變化來解釋語言符號系統所確立的形式和意義統一的特殊性。二、在對具體藝術形式的分析和探討中巴赫金集中闡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論如對話理論、狂歡化、復調小説和話語雜多等，而且如在對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説的研究中，巴赫金並不侷限在對敍事形式和結構的微觀分析上，而用他的小説理論強化了他的語言實踐觀。

關注巴赫金我們必須看到本世紀初西方哲學所謂的“語言學轉向”，這個轉向挑戰了西方思想傳統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模式，而把哲學的關注中心放到了人類的語言結構，並以此解構了傳統的二元論和本質主義。巴赫金在對二元論和本質主義的獨語策略的輕蔑上和這個語言學思潮體現了同樣的哲學氣質，但巴赫金又和純粹的語言論者不同，他更關心語言背後的語義空間，在這一點上，他應用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把語言作為有具體語境和社會環境背景的一種實踐，在對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沒有把文學藝術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結構的共時體（如新批評、形式主義和前期的結構主義所做的那樣），而始終將他們納入歷史和社會詩學的範疇。

以上都決定了巴赫金的理論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也要求我們應該把巴赫金放到他所反對的庸俗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比較中，同時也要求我們把巴赫金放到和他有同樣背景但又被他所超越的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比較中去研究他的思想。巴赫金作為哲學家和文論家的地位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是同各種思想和理論交鋒和融合的結果，而且這種交鋒並不都是直接的，有時會以一種歷史迴響的方式發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諸問題》（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

《小説中的詞》（出版於1975年）

《弗洛伊德主義》（1927，以瓦·沃洛希諾夫的名字出版）

《文藝學的形式方法》（1928年，以帕·梅德未傑夫的名字出版）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

《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1929年，以瓦·沃洛希諾夫的名字出版 ）

《長篇小説的話語》，1934-1935年

《論行為哲學》、《道德主體與權力主體》 1918-1924年

《文學作品的內容、材料和形式問題》1924年未能如期發表，1975年發表

《小説理論》1939-1940年

《言語體裁問題》1952-1953年

《長篇小説話語的發端》1967

狂歡的笑文化有些什麼特徵呢？首先，狂歡節是沒有邊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參加，統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參與其中。狂歡節使人擺脱了一切等級關係，特權、禁令，它使人們不是從封建國家、官方世界看問題，而採取了非官方的、非教會的角度與立場，所有的人都暫時超越官方的思想觀念，置身於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同時，“狂歡節是平民按照笑的原則組織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節日生活。”是生活的實際存在，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在狂歡節上的表現，而表現暫時又成了生活”。這樣，它就創造了一個特殊的世界，“第二世界與第二生活”，類似乎遊戲方式，但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雙重世界的關係”。其次，由於它採取了超教會、超宗教的處世方式，由於它擺脱了特權、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現自身的同時，人們也就展現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人這時回到自身，解去了種種束縛，異化消失，烏托邦的理想與現實暫時融為一體，這就是人與人的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跡，自由來往，從而形成了一種人的存在形態，一種“狂歡節的世界感受”。再次，在街頭、廣場上的狂歡表現中所體現出來的“這種狂歡節的世界感受”，顯示了對人的生活、生存的一種複雜的觀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關係始終是節日世界感受的主導因素”。這種節日的感受，顯示着不斷的更新與更替，不斷的死亡與新生，衰頹與生成。在這裏，“慶節（任何慶節）是人類文化極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注：巴赫金《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巴赫金文集》第6卷。）， 它總是面向未來。而官方的節日，則是要人們慶祝它的制度的天長地久，萬世永恆，無例外地面向它的過去。巴赫金指出了狂歡節的笑本身的特徵，這是全民的笑，“普天同慶”的笑，是它包羅萬象，以萬事萬物取笑；它是正反同體的笑，是狂喜的，又是冷嘲熱諷的笑，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笑。在這種笑的裏面，“存在着遠古玩樂性儀式對神靈的嘲笑。在這裏，一切祭祀性的成分和限定性的成分都消失了，但全民性、包羅萬象性和烏托邦的成分卻保留下來”，它追求着一種“最高目標的精神”。

狂歡化這一理論，對於程式化、教條化的思維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熱解毒劑。這裏重要的是狂歡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種程度上，巴赫金嚮往着這種自由的感受、交往與對話。這時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獨立自主的思維，享受到一種自由的感覺。巴赫金説：“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種嚮往：接近人羣，打入羣眾，與之結合，融合於其間。不單是同人們，是同民眾人羣，同廣場上的人羣進入特別的親暱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離、等級和規範，這是進入巨大的軀體“。自然，狂歡式的交往與對話是不拘形跡的、任意的、一種自由的交往，一種理想的人生關係。但要看到，當狂歡化擺脱官方、教會的約束時，它實際上已改變了一般交往與對話的意義，變成了交往與對話的一種極端形式，一種變體。實際上，現實的境遇往往會促使人們嚮往烏托邦的理想，兩者註定是要結伴而行的。

在巴赫金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出一個全新的藝術思維類型……復調型”。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説藝術家，是復調小説的首創者。他的小説“不服從我們從文學史方面習慣加給歐洲小説各種現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説遠不止情節佈局心理描寫之類。“復調世界突破基本上屬於獨白型（單旋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説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來是個人的世界，這個世界的思想就是個人立場。陀氏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個性看作是別人的個性、他人的個性”，不把作者自己的聲音融合進去。“主人公具有相對的自由，並不損害整部作品嚴格的規定性。”巴赫金喜歡評論家格羅斯曼的稱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為詩學。在格羅斯曼眼裏，陀氏的詩學特點是打破了小説材料的有機統一，“使敍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從於統一的哲理構思，服從於旋風般的事變”。此外，他本人的風格又明顯地體現於作品中。巴赫金對格羅斯曼的評價並不滿意。在他眼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説的完整統一，高出於在他以前的小説的那種個人情調、個人風格。”陀氏的小説是多風格小説或稱無風格小説，假如以獨白的觀點來解釋風格的統一的話。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運》一書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對象。考斯説陀氏就像招待形形色色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於駕馭這幫混雜相處的賓客。”陀氏對彼德堡廣場的描寫、對專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現實主義”的讚賞。“篤信宗教的人們因看到這些小説中聖徒和罪人一起爭奪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認為陀氏的作品充滿力量和嚮往，這些東西又相互隔絕，因此斷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資本主義精神最純粹最真實的表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頌資本主義時期的人的“最鐵面無私的歌手”：“對於我們這個誕生於資本主義水火之中的現代世界來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搖籃曲。”巴赫金認為考斯的闡釋大抵是正確的，復調小説的確只能產生於資本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帶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裏而是在社會客觀現實中發現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階段的東西當同一進程的東西，並戲劇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強調陀氏小説的立體時空構造。

巴赫金把對話看是人類基本的生存方式，一個人的“言談”總是帶有某種觀點和價值觀的表達，但這種表達不是固定的立場而是一個過程，是在和潛在對象的對話中完成其功能的，並且和其他“言談”一起構建了話語的公共空間，各種差異和不同的聲音藉此匯成一個充滿張力的複合體。後結構主義的文本間性理論把主體對話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間，後結構主義的文本概念不再侷限於一個固定的文本及其結構之中而具有了一種歷時性的分析，闡釋對象也不再是一套固定不變的文本而是文本之間變化不定的功能和關係，文本之間也象言談主體一樣不斷對話，文本的意義從自足走向了開放的歷史維度。

從巴赫金復調小説理論中對作者決定權的逐漸削弱到結構主義的寫作主體的完全出場也存在着一條合理的邏輯線條。巴赫金和結構主義都反對把文本看成是作家經驗的表現或社會生活的簡單反映，在復調小説中，作品主人公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主體，他有自己自主的聲音而不會淪為作者意識的傳聲筒，在結構主義那裏，作家的地位和功能僅僅體現在為文本中的意識和聲音提供發言和交匯的場地。這種作者的消隱過程反映了巴赫金和結構主義一樣的反對話語獨白的立場，獨白話語在唯一的作者內心或社會生活中尋求文本的語義空間，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強調了意義的復調性，沒有誰獨自佔有意義，意義體現為對話的過程，而結構主義更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強調文本的自足意義，從而不為任何獨語策略留下餘地。

巴赫金的歷史詩學對語言背後的社會意識形態和歷史關係的注重也影響了後期的結構主義從文本的結構分析轉向了文化符碼的結構分析。在巴赫金深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一書中，修正了索緒爾的共時性的語言學，巴赫金認為要理解話語的含義不僅需要沿着話語之間的關係軸，而且應當放到話語產生的社會語境中。後期結構主義走出了純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把更多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現象納入了分析的範圍，或者説，後結構主義者把更多的社會歷史因素給文本化了，結構主義的語言中心沒有變，但把文化符碼平面和意識形態的平面結合了起來，開始關注文化符碼背後的社會學含義，這對前期的結構主義明顯是一種有意識的突破。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非常重視一個概念，那就是“未完成性”，這個概念深深地影響了結構主義關於“動態美學”的觀念。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強調對話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説，對話永遠是指向未來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區域的，在小説裏，作者和主人公的對話是不會完成的，而正因為不可完成，突出了審美活動的“事件性”特徵，作者不是創造文本而是參與文本這一事件，因此審美的意義是不斷生成的，沒有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壟斷。“未完成性”在後結構主義那裏成了文本的開放性，文學是一種設問活動，沒有誰包括作者能給予最後的解答，作家只能給予部分的解答，解答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文學就是這樣循環地自我實現的，它的意義的不是靜態的而具有了動力學和發生學的特徵，未完成性的和動力學性質的美學都給讀者留下了審美參與的地位。

以上幾條線索反映了巴赫金的思想和結構主義在理論觀念上某種程度的親近性，其實任何一種新理論的提出都有其複雜的原因，也必定帶有其發展的具體的階段性特徵，所以不能説是巴赫金的理論完全影響了後結構主義的這些變化和特徵，但我們應該看到，巴赫金和後結構主義在哲學和美學上很多時候面對了同一問題，並且呈現了相似的理論思路，還有不能忽視的也正如許多後結構主義者所承認的那樣，他們確確實實借鑑了巴赫金的許多思想資源，這都是以巴赫金的思想的廣博性和開放性為基礎的。理清巴赫金和後結構的關係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巴赫金的一個新的角度，而且也有助於我們認識結構主義的發展脈絡和後期的一些突出的變化。

同時，巴赫金的理論和後期結構主義的努力表明了一種把文學變化的內在機制和外在推動力結合起來的理論方向，任何一種理論形態都應該有它的中心視點，這是理論創新和獨立的需要，象巴赫金把語言問題作為關注的中心一樣，但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忽視中心視點以外的東西，文論應該在綜合的基礎上實現創新，這也就是巴赫金的理論和後結構主義後期一些有益的變化對現時期文藝理論研究一點重要的啓示。

1963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在蘇聯出版，被認為是“蘇聯和世界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並説這部專著“為巴赫金作為20世紀罕見的偉大學者和思想家之一的世界聲望奠定了基礎”。 法國文學理論家託多洛夫：“在20世紀中葉的歐洲文化中，米哈依爾·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這種誘惑力不難理解：他那豐富且獨具特色的作品，是蘇聯人文科學方面任何成果所無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餘，人們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的思想特點又是什麼？的確，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們有時甚至懷疑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個人的頭腦。”[1] 美國學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作為20世紀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在脱穎而出。他的著述涵蓋了語言學、精神分析、神學、社會理論、歷史詩學、價值論和人的哲學……在西方的人類學家、民俗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的圈子當中，他已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2] 上面的言論闡述了巴赫金作為思想家、哲學家、倫理學家、歷史文化學家、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文藝學家、文學批評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其思想的豐富性和多面性，以及他在20世紀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

第一，巴赫金詩學研究的豐富性和多面性是其他人難以比擬的。 巴赫金的詩學研究不侷限於某個方面，它廣泛涉及體裁詩學、社會學詩學、歷史詩學和文化詩學各個領域，同時各個領域的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干，它們之間有着深刻的內在聯繫，並形成一個詩學研究的整體，巴赫金的詩學研究是整體詩學研究。對巴赫金詩學研究要從整體上加以全面把握是有相當難度的，對此，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頗有感嘆：“巴赫金為各種派別所接納的沉重代價是犧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許多人借重於巴赫金，但窺其全豹者卻寥寥無幾。”[3] 第二，巴赫金的詩學研究具有很強的原創性和整合力，對詩學各個領域的發展都有重大的影響。 巴赫金的詩學研究不是無本之木，它繼承了俄羅斯哲學、詩學的傳統，也受到了西方哲學、詩學的影響，但又超越了俄羅斯的哲學、詩學和西方的哲學、詩學，他的詩學研究具有很強的整合力和原創性。巴赫金認為生活的本質是對話，思維的本質是對話，語言的本質是對話，藝術的本質是對話，這是對生活、思維、語言和藝術一種嶄新的理解，這也是巴赫金詩學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核心。以對話為基礎，他獨創地提出了復調理論、狂歡理論和超語言學理論，並建構了自己的體裁詩學、社會學詩學、歷史詩學和文化詩學。由於他的詩學思想具有很強的原創性和整合力，因此對詩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都有重大的影響。 第三，巴赫金的詩學研究體現了20世紀詩學發展的趨勢。 巴赫金的詩學研究是在20世紀蘇聯詩學研究和世界詩學研究的語境中形成和發展的,但它又是獨樹一幟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對蘇聯詩學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同時也出現了眾所周知的庸俗社會學傾向和形式主義的傾向，這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詩學研究的不成熟的表現，對此巴赫金有清醒的認識。從世界範圍看，世界詩學的發展也一度走向只重文本結構不重歷史文化語境的結構主義，出現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對此巴赫金已有清醒的認識，他高度評價結構主義，又反對結構主義“封閉於文本之中”。巴赫金的詩學研究正是在克服20世紀詩學發展的種種片面性中，體現了詩學研究的一種清醒的理性和成熟。他的詩學研究十分關注體裁、語言、結構、形式的研究，而這種研究又不脱離社會歷史語境，不脱離文化語境，而且二者的研究又是完全融為一體的。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來説，它既是體裁詩學研究，也是歷史詩學和文化詩學的研究。這種詩學研究體現了20世紀詩學發展的趨勢。

社會學詩學（或文藝社會學）的研究，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已有一段歷史，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斯達爾夫人、丹納和普列漢諾夫。巴赫金的社會學詩學研究是在蘇聯十月革命後一種特殊的文化語境中出現的，它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價值。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詩學研究中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庸俗社會學，它忽視文藝的特性和規律，直接用經濟因素和階級因素去解釋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把文學作品變成社會學的“形象圖解”，這可稱之為非詩學的社會學；一種是形式主義，它片面強調文藝的特性和規律，認為文學是完全獨立於社會生活的現象，文學作品是純粹的形式，巴赫金認為形式主義者堅持的是“藝術結構本身的非社會性”，他把形式主義的詩學稱為“非社會學的詩學”。顯然，巴赫金是在反對蘇聯詩學研究中的非詩學的社會學（庸俗社會學）和非社會學的詩學（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社會學詩學的，他認為文學是一種社會審美文化現象，應當從文學的內部結構、語言功能來揭示文學的社會審美特性，建立社會學詩學。在他看來，既“不能把詩學同社會歷史的分析割裂開來，但又不可將詩學溶化在這樣的分析之中”。

歷史詩學研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和《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這兩本專著中都涉及到歷史詩學研究問題。在前一本書中，巴赫金在闡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復調小説的體裁和情節佈局特點之後，明確提出：“現在我們該是從體裁發展史的角度來闡述這一個問題，也就是把問題轉到歷史詩學方面來。”[13] 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説看成是同獨白小説相對應的小説體裁的新形式。為了更深入地瞭解和把握復調小説的本質和特徵，巴赫金不滿足於對這種小説的新形式從體裁詩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他還力求對這種小説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做歷史的分析。如果説體裁詩學是從共時角度研究文學的體裁和形式，歷史詩學就是從歷時的角度研究文學的體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巴赫金在談到他從事歷史詩學研究的目的時明確指出：“我們所作的歷時性分析，印證了共時性分析的結果。確切地説，兩種結果相互檢驗，也相互得到印證。”

第一，學術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結合。

第二，源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原創精神。

第三，在對話中建立開放的詩學的恢宏氣度。

在和巴赫金的思想有關各種理論當中，最值得研究的恐怕就是他和結構主義的關係，這裏可以找到歷史的和邏輯的兩方面的依據，在史實上，因為巴赫金在西方的被發現實際上是由法國結構主義的一些人物來完成的，7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家託羅多夫和克里斯蒂娃首先把巴赫金的對話和小説理論作為與傳統結構主義的抗衡推向了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這兩位結構主義者和包括羅蘭·巴特在內的其他一些結構主義者都承認受到過巴赫金的影響。在邏輯上，如前所述，巴赫金和結構主義者都面對了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以來的同一問題——語言中心，更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超語言哲學”影響了結構主義的後期發展，後期的結構主義對巴赫金的思想進行了吸收和改造，呈現出和前期的結構主義的不同的理論面貌。

我國對巴赫金的研究起步比較晚，80年代後期以來才陸續把巴赫金的理論譯介到國內來 ，當然到2013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對巴赫金理論的介紹已經比較全面，也有很不錯的研究著作和論文出版和發表，但這些研究都基本上侷限於巴赫金的理論本身，沒有更多的顧及到巴赫金的理論背景和影響力量，因此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多空白和未定點尚待發掘。同時反過來看，對結構主義的研究也同樣沒有足夠的注意到它的理論資源和所受的影響，尤其是後期的結構主義，在關注重點和理論視野上和前期已有所不同，這種變化的原因和依據何在，是一個可以值得開掘的話題。

巴赫金和結構主義的關係比較複雜，文本間性是後結構主義一個非常突出的概念，據克里斯蒂娃自己所述， ^[1]  她這個概念是直接受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影響而得來的。當然巴赫金和後結構的關係不止在這個方面。

在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把時間作為一種價值觀念的鬥爭形式研究,並且結合空間的隱喻意義對文學時間形式進行系統研究的人,巴赫金是比較早的一個。巴赫金的時空體是一種價值觀念,在時空體的範疇體系中,時間與空間相互依存。時間是心靈體驗的形式化,而空間也是時間體驗的一種否定的形式,即時間形式的空間化。這種時間形式的空間化是與現代社會中個體的危機意識相關的時間體驗。而“門坎時空體”正是時間空間化的典型範例。一“門坎時空體”:時間形式的空間化“門坎時空體”是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説時間形式的總結性述語。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巴赫金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幾乎完全不用相對連續的歷史發展的和傳記生平的時間,亦即不用嚴格的敍述歷史的時間。他‘超越’這種時間,而把情節集中到危機、轉折、災禍諸點上。此時的一瞬間,就其內在的含義來説,相當於‘億萬年’。換言之,是不再受到時間的侷限,空間他實際上同樣也超越了過去,把情節集中在兩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