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巴赫金指出所謂“詩學問題”主要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藝術形式上的獨特性。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文學的主要貢獻在於他一反傳統小説的“獨白式”結構框架，創造出一種多聲部的、全面對話的“復調小説”。作者通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主人公與作者的關係，對思想內容的處理以及小説在體裁、結構、語言方面的特徵的分析闡明瞭這一觀點，論證了小説中主人公主體意識的加強、橫向藝術描寫和對話藝術的多種類型等一系列問題，並提出了自己關於“復調理論”“狂歡化詩學”的主要觀點。 ^[1] 

巴赫金的復調小説理論，是在他的192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一書中提出的。在此之前，他就曾與友人沃羅申諾夫合作，或用友人麥特維耶夫的姓名，出版過《弗洛伊德主義評述》（1927年）、《文藝學中的形式方法》（1928年）、《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1929年）。由於在這期間參加了友人自發組織的學術團體活動，於1929年被關進北方集中營，後又改為南方流放。到了20世紀30年代下半期，友朋已死亡過半，巴赫金自己也因骨髓炎而截去一足。第二次大戰前，巴赫金執教於中學，並在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講過文學理論。戰後，他提交的學位論文《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拉伯雷》，由於其觀點獨特而長期發生爭論，最後終於被授予副博士學位。其後，巴赫金長期執教於摩爾達維亞大學。20世紀50年代中期，巴赫金的復調小説理論在蘇聯文學理論界引起異議。19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經過修改，更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再版，進一步引起蘇聯文藝界的討論與爭論。 ^[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的第一章，巴赫金使用了諸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小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説”“無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哪部小説”“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全部小説”之類的論述，這無疑把復調小説的外延擴大化了。在第二章中，巴赫金總算第一次對外延做出了限定，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説”，這一限定在第四章和該書的結束語中又出現了兩次。不難看出，只有這些論述對象集合的交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説”，才完全符合巴赫金對復調對話小説的定義。

巴赫金列舉分析了當時評論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的幾種代表性觀點，通過對這些觀點的正反兩方面的評述，使復調對話理論的輪廓逐漸顯現出來。巴赫金認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説中，主人公的意識被當做一種“他人意識”，是“自身的、直接具有意義的話語之主體”，主人公相對作者是獨立的，同時各個主人公之間也是相對獨立不相混合的。各種獨立的不相混合的聲音與意識之多樣性、各種有充分價值的聲音之正的復調，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説的基本特徵。 ^[3] 

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説的“復調”定義，事實上是由兩組“相互獨立”構成的，即：主人公相對作者獨立、各個主人公之間相互獨立。巴赫金一方面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背景時代的分裂，也沒有否定矛盾分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身上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卻一直矢口否認分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與他的長篇復調小説存在任何聯繫。所謂“超出了作品的客觀實際”，似乎可以看做一個形式主義者理所當然地對作者問題的迴避，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在第三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中，巴赫金做了對他自己最不利的辯護：他試圖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呈現了一個多聲部的世界，但他只是在藝術思維上是復調的，在自身思想上則與任何一般作家一樣，是統一的、肯定的、獨白的。 ^[3] 

20世紀，俄國理論家巴赫金畢一生之功寫成《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以“對話性主體”“復調小説”等概念闡釋陀氏小説形式的哲學意義，説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哲學家卻勝過哲學家。巴赫金的理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獲得一個新的制高點。（澎湃新聞評） ^[4]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談的與其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不如説是巴赫金詩學，巴赫金通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來表達和闡明瞭自己的詩學觀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程正民評） ^[5] 

“米哈伊爾·巴赫金在踏踏實實地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一部作品上是失敗的，以及他固執於高層次的概括，這使我對他能夠作的其他研究也都感到不耐煩。 ”（文學批評家韋恩·布斯評） ^[3]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原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首次出版於1929年。19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經過修改，更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再版。19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三版發行。197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四版出版，此版印數為10萬冊。 ^[2] 

中譯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於1988年7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譯者白春仁、顧亞鈴。 ^[2] 

米哈伊爾·巴赫金（1895年11月17日—1975年3月7日） ，男，前蘇聯文藝學家、文藝理論家、批評家，蘇聯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論對文藝學、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都有較大影響。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