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維爾·米哈依洛維奇·特列恰科夫

1832年12月15日，巴維爾·特列恰科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個商人家庭中。從巴維爾的曾祖父開始，這個家庭就以經商為生。巴維爾的父親從經營一家小布匹店起家，在他兢兢業業的操持下，產業很快有了相當規模，當他49歲去世的時候，被評為俄羅斯二級商人；巴維爾的母親則來自專門從事向英國出口油製品生意的大商人家庭。這位精明能幹的女人在丈夫中年早逝之後，帶領兩個尚未成年的兒子把家族事業打理得井井有條。

1865年，巴維爾·特列恰科夫與薇拉·馬蒙託娃結婚，新娘的叔父是莫斯科著名的商人及文化贊助人薩瓦·馬蒙托夫，即19世紀末莫斯科著名的社交羣體、文藝沙龍阿布拉姆採沃的主人。巴維爾與薇拉一生相濡以沫，共育有六子：四個女兒與兩個兒子。但不幸的是，最為巴維爾疼愛的頗有藝術天分的小兒子瓦尼亞八歲時得急病去世；而另一個兒子則是天生的弱智。

19世紀中期，與一位大收藏家的相識及參觀了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後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巴維爾·特列恰科夫產生了進行繪畫收藏的想法。在這之前，他已經零星地購買了幾幅國內外畫家的油畫、版畫作品。1856年，他正式收藏了俄羅斯兩位畫家的作品，弗·戈·胡佳科夫的《與芬蘭走私者的衝突》與諾·戈·什德爾的《誘惑》，這一年因此被研究者們認為是特列恰科夫畫廊誕生的年代。

1860年，年輕的巴維爾·特列恰科夫在自己的遺囑中這樣寫道：“我要把我資產中的150，000盧布用於在莫斯科建一座藝術博物館或對公眾開放的畫廊。”正是基於這個願望，他繼續着自己的收藏活動。但逐漸地，他明確了收藏的方向：正如給列夫·托爾斯泰的信中所説：“我要收藏具有獨立發展進程的俄羅斯繪畫”，“我只收藏能夠展示俄羅斯繪畫面貌的作品”。

然而，在巴維爾·特列恰科夫進行收藏活動的初期，當時的社會意識還沒有達到那樣的高度：人們看不到其中的文化意義。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少數幾個朋友外，巴維爾·特列恰科夫幾乎得不到其他人的理解，無人善意地評價他的做法，他的親戚甚至想以“極度浪費”的罪名將他訴諸法律；當他為某幅畫與畫家討價還價時，更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他們認為他只是個“毫無品味的商人”和“沽名釣譽之徒”。

對肖像畫的定購與收藏是巴維爾·特列恰科夫所做的另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有感於自己所處的時代，巴維爾產生了為俄羅斯在各個社會領域做出貢獻的人物留下一幅肖像畫的想法，而這批肖像畫將由他來進行分類和收藏。

1868年及1870年，在莫斯科與彼得堡分別舉辦的“俄羅斯傑出活動家肖像畫展”和“俄羅斯16世紀·17世紀著名人物畫展”促使他加快了收集肖像畫的舉措。可以説，這不是一項艱難複雜的工作，但它需要收藏家一以貫之的執着和畫家與模特之間達成的默契；而其中最難的一個環節是説服那些業已成名的人同意自己的肖像被收入到這座尚不為人知的私人畫廊中。比如，巴維爾·特列恰科夫用了四年多的時間才説服藝術觀迥然不同的列夫·托爾斯泰同意為畫家做模特兒。無論如何，收藏肖像畫的工作在最初的5年中還是獲得了豐收，收藏家主要向別洛夫、伊萬·尼古拉耶維奇·克拉姆斯柯依與列賓等與他同時代的最享有盛名的畫家訂購肖像畫；另一方面，他又不間斷地收集19世紀之前各個時代的精品。最終，他成功地為奧斯特洛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瑪依科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留下了生動真實的形象，其中一些是這些人在人世留下的最後的畫像。肖像畫不斷地擴充着他的收藏，這項工作陸續進行到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年。

巴維爾·特列恰科夫關心表現時代重大事件的作品，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他不惜巨資購買了軍事畫家韋列夏金的《土耳其斯坦》系列組畫，這組系列畫由已完成的油畫、素描與速寫稿組成，反映了土耳其斯坦戰役的進程和畫家在中亞的見聞，其描畫的細緻與內容的新穎是在俄羅斯前所未見的。

然而，當巴維爾·特列恰科夫決定把這組系列畫贈送給莫斯科繪畫、雕塑、建築學校時，對方以沒有合適的場所也無力營建這樣的場所而拒絕了。社會藝術機構的無能使他更加認識到，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不僅必要，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只有他一人在俄羅斯可能完成此事。之後的若干年內，巴維爾·特列恰科夫又收藏了韋列夏金的《印度》組畫和列賓、瓦西里·伊凡諾維奇·蘇里科夫等人的大幅戰爭題材作品，併為這些不斷新購的畫作而幾次擴建畫廊。

1892年，他的弟弟謝爾蓋·特列恰科夫突然去世，遵其遺囑，他的不多的但極有價值的收藏品被轉到了巴維爾·特列恰科夫名下，根據美術史家、畫家格拉巴里的意見，這些收藏品中有19世紀中後期法國繪畫的最好作品。同年，巴維爾·特列恰科夫把35年來積聚的所有收藏一起贈給了莫斯科市。這批捐贈被莫斯科城市杜馬正式接收時，其中包括俄羅斯藝術家的1805幅繪畫（油畫、素描、水彩等），9座雕塑及83幅國外（主要是法國與德國）畫家的繪畫作品，這批捐贈被定價為1，429，000盧布。由於對人類文化所做的巨大貢獻，巴維爾被授予“莫斯科市榮譽市民”的稱號。此後，儘管畫廊有了莫斯科市的專項經費支持，巴維爾·特列恰科夫仍不斷地把資金投入到購買新作上，1894年，他就為此用去了37060盧布。在1893年—1897年間，由於他的努力，畫廊新購入了200多幅作品。從1893年開始， 他每年都出版自己收藏品的目錄，1898年的一期是最後也是最詳盡的一期，其中已登錄了1635幅藏於畫廊中的油畫作品。

由於他的慷慨捐贈及在國內外引起的強烈社會震動，莫斯科市於1894年召開了第一屆以特列恰科夫名字命名的藝術家與藝術愛好者大會，預備給他以應有的榮譽，但令巴維爾·特列恰科夫真正感到快樂並接受的只是“莫斯科市榮譽市民”的稱號，而派侄子去參加了大會的開幕式。

19世紀80年代·90年代，俄羅斯的藝術狀況令巴維爾·特列恰科夫感到很難為畫廊選擇“最必需的作品”。在學院派與先鋒派、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紛爭中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藝術流派，很明顯，老一代巡迴展覽派畫家此時已呈現出了題材、手法逐漸程式化的衰敗傾向，正如格拉巴里所寫：“我們只接受令我們惟一感到親切的列賓和蘇里科夫，我們想要更多的真理和對人性更多的理解，而少一些陳規戒律，我們從心底厭倦了被用濫了的色調，重複的手法··”而年輕一代的藝術傾向與美學思想還未最終形成。巴維爾·特列恰科夫此時時常流露出對巡迴展覽畫派陳舊畫風的不滿，但甚至他這位藝術圈的行家也不知道俄羅斯繪畫會走向哪裏。在看了佳吉列夫主辦的雜誌《藝術世界》後，他以自己一貫簡潔的方式評論道：“裝幀很好，但內容空洞無物。”

此時，步入老年的巴維爾·特列恰科夫對宗教越來越虔誠甚至痴迷，在某種個人的情感與愛好驅使下，他開始收集古俄羅斯聖像畫。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中，他共收集了62幅聖像畫，其中有極為珍貴的諾夫哥羅德畫派於15世紀創作的《眾王之王》，莫斯科畫派16世紀的《救贖》及16·17世紀莫斯科與斯特拉岡諾夫畫派的其它精品。由於當時畫廊正在擴建，這些聖像畫直到他去世時仍掛置在他的家裏，他在遺囑中告誡家人，一定要讓這些令他感到心靈寧靜的古俄羅斯繪畫對公眾開放。

畫廊的工作人員回憶，巴維爾·特列恰科夫在人生的最後幾年，常常一個人在畫廊的各個大廳裏踱步，時而停在某幅畫前靜靜地欣賞片刻，對他而言，畫廊是有生命的，它讓他回想起那些已然流逝的歲月，那些已不在世的或仍健在的老朋友們。他在最後階段購買並深深喜愛的一幅作品是列維坦的《永遠的安寧》，他把它掛在了自己的房間裏。巴維爾·特列恰科夫擔心自己去世後，在俄羅斯繪畫的現實主義繁榮階段所形成的收藏整體性遭到破壞，從而於1898年5月做出了修改遺囑的決定：他把以前預備用來擴充收藏的資金改用在了畫廊的內部維護與管理上。

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他一直是畫廊孜孜不倦的監護人。

1898年11月初，在完成了人生的最後一次旅行：參加了在聖彼得堡由佳吉列夫組織的展覽後，幾年來積聚的病痛終於使巴維爾·特列恰科夫一病不起。12月9日，收藏家巴維爾·特列恰科夫於家中辭世，他最後留下的話是：“珍惜畫廊，願所有人健康。”三個多月後，他的妻子薇拉也告別了人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