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治生

左治生，1905年8月生於四川三台縣，是著名的財政史學家，曾任中國財政史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税務學會副會長、《中國財政歷史資料選》編委會副主任等職。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解放後，任四川財經學院（今西南財經大學）教授，並任成都市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民革成都市委會顧問等職。

左治生教授自幼勤奮好學，成績優異。早年留學日本，193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明治大學經濟系。回國後，先後在北京中國大學、國立四川大學和成都尚志學院任教。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先後擔任成華大學教授(同時兼任四川大學、成都會計專科學校教授)、西南財經大學及其前身四川財經學院教授。改革開放以來，左治生教授主要致力於財政史學研究。

60多年來，左治生教授治學嚴謹，著述甚豐，主要著作有《今日之西北》(專著，俊華印書局1940年出版)、《西北經濟建設》(專著，俊華印書局1941年出版)、《政論叢稿》(專著，政論出版社1942年出版)、《中國糧食問題與糧食政策》(專著，俊華印書局1944年出版)、《中國近代財政史叢稿》(專著，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國財政史》(高等財經院校教材，中國財經出版社1987年出版，擔任總纂組組長)、《中國財政歷史資料選編—第10輯清代後期部分》(史料，中國財經出社1988年出版)、《中國財政歷史資料—第11輯北洋政府部分》(史料，中國財經出版社1987年出版)。此外，他還在國內各種報刊雜誌上先後發表許多學術論文，科研成果多次得到有關部門獎勵。

中國歷史悠久，史籍浩繁，編著《中國財政歷史資料選編》這樣貫穿古今、體系完整的財政史料其難度可想而知。編纂全國財經院校教材《中國財政史》更非易事。左治生教授學資深厚，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本着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經得起後人推敲的高度責任感，認真閲讀、仔細研究若干史籍與資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透過現象看本質，寫出了高質量的財政史料與財政史教材。

他在長期的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左治生教授關於歷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是:①在研究思想上，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不簡單地以今人的想法去猜測古人，而是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歷史人物與事件，這樣才能根據社會規律，勾勒出財政發展的歷史軌跡。②在研究方法上，是要先抓史料，史料是史論的基礎，財政史的編寫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史料是否齊備、充分可靠。③在史料蒐集上，堅持“四個結合、四個為主”:文書資料與採訪資料結合，以文書資料為主; 官方文件與圖書資料結合，以官方文件為主; 政治性資料與財政性資料結合，以財經資料為主; 全國性資料與地方性資料結合，以全國性資料為主。④在資料整理上，首先按資料性質分類，編出目錄或索引，然後鑑定資料的可信度和使用價值，彙總成《資料長篇》或《資料考異》，以備使用。⑤在資料的使用上，堅持明辨真偽，由博返約，據之立論，兼顧廣度與深度，求真與求精統一。既不以管窺天，也不誇小為大; 既不抹煞事實，也不向壁虛構; 既不張冠李戴，也不斷章取義。總之，從事歷史研究工作，旨在揭示歷史規律，總結歷史經驗，“以史為鑑”，服務現實。

左治生教授關於歷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得到了我國財政史學界的高度評價和肯定，為我國財政史學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資借鑑、學習的正確思想和科學方法。

左治生教授在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先後講授過《財政學》、《國家預算》、《蘇聯經濟建設》、《中國近代經濟史》、《財政與信用》等課程，以及若干專題講座，為高等財經院校的教學和學科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

左治生教授熱愛教學工作，其授課歷來深受學生歡迎和廣大教師的讚譽。他對所講授的各門課程，都認真備課，把握該門課程的全部內容和相關內容，寫出教案，做到厚積薄發。當年，其教案是大家公認整理得最認真的。每學期開課之前，他總要主動到有關部門瞭解授課對象的知識結構和水平，並根據大多數學生的狀況，調整授課的深度與廣度; 課堂上，他以深博的知識、嚴密的組織、細緻的推理，絲絲入扣，深入淺出，且聲音洪亮，抑揚頓挫，聲情並茂，引導學生的課堂學習和把握授課節奏，把課堂講課的知識性、趣味性、藝術性有機結合。左治生教授由於長期的認真細緻工作，加之頭腦清晰，思維敏捷，若一般的即席發言或作專門演講時，都不需任何講稿，若作較長時間的專題演講時，也只寫一個提綱。講授中能做到既無重複，又無口誤，而且精神貫注，語言的節奏感和邏輯性都很強，其紮實的基本功深為各界人士欽佩。在教學內容的組織上，凡屬重要內容均要詳加闡述，次要內容一般闡述，可講可不講的一般都不講，詳略得當，以保證教學質量，同時也做到了課堂講授與教學進度計劃完全合拍。

左治生教授是為人師表的楷模。在課堂上十分重視教師儀表，言談舉止，莊重嚴肅。他經常深入學生寢室輔導學生，解答各種疑難問題; 對個別成績較差的學生，進行單獨輔導，課前預授，課後專門問詢其理解、掌握情況; 有時學生下課提問，為了儘快為學生釋疑，他回家後立即寫成書面材料親自送到學生手中……如此敬業精神，常常令學生感動不已。左治生教授為人師表還主要表現為他把教書與育人有機結合起來。通過自己的敬業精神，向學生展示為師之道; 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講授、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灌輸，使學生樹立正確人生觀、價值觀; 通過深入學生生活，關心學生，掌握學生的思想與學習情況，及時盡力幫助學生解決問題與困難，與學生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得到學生的充分信任與愛戴; 最重要的是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展示其待人熱忱、工作極其負責、對教育事業無限忠誠的精神風貌和思想境界，為學生樹立了典範，被廣大中青年教師稱為楷模。左治生教授非常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重視青年教師的培養，為青年教師提供自己的資料，送自己的講稿，幫助青年教師解決疑難問題，傳授自己幾十年的教學經驗等等，甘做人梯，樂於助人，盡其所能。校內其他教師遇有學術問題求助，或請查找資料，每次他都十分樂意地耐心給予幫助。甚至自己蒐集整理資料時，發現對他人有參考價值的東西，也附帶蒐集整理，主動送上門去供他人使用。只要是對教學和科研有益的事，他都盡力去做，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左治生教授的人生經歷也是在不斷追求進步的。在過去的九十多年裏，努力尋求光明與進步，儘可能為人民做有益的事。他有強烈的進取心和事業心，哪怕歷經挫折，也百折不撓。

在他回首已走過的97年人生時，左老十分感慨地説: “我這一生可以説是最複雜而又最曲折的一生。説曲折，人間酸、甜、苦、辣、鹹這五味，樣樣都嘗過; 説複雜，黨、政、軍、學、商這五大部門，門門都幹過。”

1924年早在北京上大學時，他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改組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他作為當時的學生代表之一，親自為中山先生守靈。繼承中山先生遺志，為民族振興而奮鬥成為其一生之追求。1926年，他在北京親歷“三·一八”慘案。在遊行請願隊伍中，與其手挽手前進的左邊同學慘死於軍閥段祺瑞政府的反動軍警的亂槍射擊之下;右邊的同學身負重傷，自己以毫釐之差倖免於難。1927年，軍閥張作霖白色恐怖下的北京政府，對革命人士實行大搜集。左治生曾在當年4月9日被反動軍警包圍在集會中，幸好逃了出來，其餘被捕人士於4月28日全部為革命事業壯烈犧牲。在白色恐怖之下，左治生被迫到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明治大學。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在“中國共產黨東京特支”的策動和領導下，左治生參加了聲勢浩大的抗議、聲討大會，會後他又與一部分同志在東京最繁華的銀座街道舉行了示威遊行，從而引起了日本各界的強烈震動。左治生於當晚遊行時遭到逮捕，被關在東京的監獄裏達一年零四個月，後保釋出獄。類似事件，左治生在解放前還經歷了幾次，但從未因之而放棄自己的信念與追求。解放前夕，他又加入民革地下組織，為新中國的誕生而奮鬥。

1931年左治生學成歸國後，他先後在北京、成都、重慶教過書，辦過學。抗戰時期他還擔任過“蘭州長江銀行”的經理，經過商。他也曾就職過川、康、滇、黔四省税務局，從過政。抗日戰爭時期他還在抗戰第八戰區司令部工作過，參過軍。從上大學時開始，他就投身於社會活動，歷經新舊社會，閲盡人世滄桑。新中國成立後，左治生教授一直在成華大學及西南財經大學從事教育工作，過上了較為平靜的生活。回首往事，左治生教授真有先憂後樂、覺今是而昨非之感。他説: “在舊中國工作了19年，工作崗位變換達15次之多;新中國建立後長期穩定在成都光華村這所大學校園教書，生活安定，工作稱心，壯有所為，老有所養，充分感受到了新中國帶來的幸福。”

左老今年已97歲高齡，作為老壽星，他樂於把自己的養生之道總結介紹給他人。他寫成了一道通俗的《養生百字歌》，並進一步概括為十六字訣，即“心胸寬廣，知足不爭，勤於用腦，鍛鍊不停”。其中關鍵在於“心胸寬廣”。可以説這十六字訣，也是他人生的自我總結和高尚品德的概括。就“心胸寬廣”而言，要做到如海水之寬廣而無所不容，如泉水之清澈而一塵不染，如湖水之平靜而水波不興，如河水之流暢而毫不凝滯。在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繚亂的商品社會里，做到不為物慾所動，遇事沉着冷靜，若有不遂意，要排解得開。尤其重要的是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熱愛祖國，獻身於人民，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知足不爭”而言，要常記“知足常樂”的古訓，對個人得失不必計較，正常的慾望必須受到公認的社會準則和道德規範的約束，並支配自己的行為。對於一般性事務，只要不涉及原則性問題，就應儘量做到與世無爭，與人無爭。做到這一點，就能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係，從而在寬鬆的環境中，活得坦然、瀟灑。然而在工作中則要不斷嚴格要求自己，努力進取，開拓前進，敢於創造新生活，不斷向人生最高境界登攀。作為知識分子，“勤於用腦”，保持旺盛的智力能力，不僅對於人生進取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保持身心康健也大有裨益。左治生教授認為，一個勤於用腦的人，大腦經常受到外界信息的激發，腦血管隨時保持舒展狀態，腦細胞保持活力，可以抑制腦機能的衰老，進而延緩軀體的老化。因此，左老長期以來，經常吟詩作賦陶冶情操，以詩言志，以詩抒情，以詩會友，表達他對新中國、對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無限熱愛，成為西南財大有名的詩人。如香港迴歸時，他就賦詩一首。他在空閒時間也要讀書看報，甚至寫心得做筆記，有時候還靜下來寫蠅頭小楷，即便近來因年事太高，也要經常出門散步，瞭解社會，關心學校建設，運動腦子。“鍛鍊不停”也是左老長壽的關鍵，他除了每天二至三次在校內或校外固定地散步鍛鍊外，還根據自己的自身情況，自編 一套適合個人條件的體操，每天鍛鍊不停。通過體動與腦動的結合、動與靜的辯證統一、特別作為高齡人對生活的滿懷激情和同疾病不懈鬥爭的積極人生態度，正確認識與處理實際年齡、生理年齡、心理年齡的關係，以精神上的健康戰勝軀體疾病，從而達到長壽的境界。民革西南財大支部在左老85歲和90歲時，兩次為他祝壽，得到西南財大黨委、統戰部、民革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的大力支持，領導同志們親自到場為他賀壽，以茶代酒，以詩文表示祝賀和敬意，既弘揚了中華民族尊老敬賢的美德，又是對廣大民革成員的革命傳統教育和心靈的淨化。

時逢盛世，左治生教授心情舒暢，同時還關注着祖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期盼着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關心着我國高校體制改革及西南財經大學在新世紀的建設和發展，以及民革財大支部的工作和新一代財大民革成員的成長，並以飽滿的精神向百歲穩步邁進。古人云，大德必壽。我們衷心祝願左治生教授健康長壽，創造生命的輝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