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新常態

工業中速增長 發展路徑更加生態可持續

在工業新常態下，工業經濟步入速度更加穩健、結構更加合理、動力更加多元、路徑更加生態的狀態。

從國際經驗看，工業化進展到中後期的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後，無一例外地進入到增速放緩的階段。這表明，新常態的首要特點是增長速度的變化，其次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增長動力的轉換，如果進展順利則過渡到優的新常態，否則就會跌入劣的新常態。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必須依靠豐富的產業結構和多元的驅動力量，來實現不同狀態的平順轉換，邁入優的新常態。

工業新常態是宏觀新常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更高、對增長動力轉型的需求更加迫切。在當前向新常態的演變過程中，工業會持續面臨部分領域產能嚴重過剩、企業綜合素質不高、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等諸多問題。綜合來看，工業新常態是指當經濟規模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隨着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和內部要素結構出現重大調整，工業經濟步入速度更加穩健、結構更加合理、動力更加多元、路徑更加生態的符合新形勢下我國經濟發展內在需求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並不是處於持續上升或下降的變化趨勢，而是一種中長期相對穩定的狀態，即在相對合理的區間內呈現週期性波動。因此，當前我國工業正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階段，預計“十三五”中後期將步入新的常態。 ^[1] 

一是工業增速進入中速增長區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始終保持快速增長，年均增速達11.2%。多年的高速增長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慣性思維，即工業增速高於10%甚至是15%才是合理水平。然而，隨着總量規模的不斷擴大，國際環境的日趨複雜和要素資源的日益趨緊，工業增速下降已成必然趨勢。在步入新常態的過程中，考慮到資本、勞動供給的下降，規模以上工業潛在增速在“十三五”期間將降至8%左右的增長水平，若考慮到較強的能源和排放約束，工業增速將很可能降至7%。因此，工業從10%以上的高速增長降至7%左右的中速增長區間，是工業步入新常態的顯著特徵。

二是工業結構呈現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協調發展格局。我國工業主要以重化工業為支撐，依靠規模化投資取得快速增長。然而，隨着產能的快速擴張和市場需求的逐步飽和，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為應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中央提出了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以不斷優化產業結構，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高端裝備等產業進入發展快車道。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保持就業水平的穩定是任何時期的首要目標。因此，在工業步入新常態後，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仍將持續，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所具有的不同特徵和對各級各類人力資源的需求，要求我們在產業選擇上傳統與新興並重，不可偏廢其一。

三是工業增長動力轉向高投資效率和多元消費結構。改革開放之初，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成為驅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投資率和投資貢獻率長期保持在高位。自2000年至今，工業投資佔全部投資比重從24%左右逐漸上升至40%以上的水平。而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工業投資效果係數整體明顯走低，從2000年左右40%的水平下降至當前的10%左右。受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對經濟整體的貢獻力度始終難以提升。因此，在工業新常態中，投資規模的影響力度會明顯減弱，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投資效率的大幅提高和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來貢獻新的增長動力，包括信息消費、健康消費、文化消費等新增長點將層出不窮。

四是工業發展路徑更加生態可持續。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工業規模居全球首位，然而，代價卻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近3年覆蓋人口超過6億且範圍持續擴大的霧霾天氣就是對我們粗放型發展模式的集中表徵和嚴重警告。因此，在工業新常態中，我們的工業發展路徑必將朝着生態環保的可持續方向發展，不僅實現綠色發展，而且更加註重依靠人才和技術的貢獻，提高產業附加值，構築新的競爭優勢。 ^[1] 

在新常態下，中國工業面臨隱性風險逐漸顯露、產業面臨陣痛和企業經營壓力加劇等挑戰。

在新常態下，中國工業發展面臨以下幾方面的挑戰。

一是經濟減速大背景下各種隱性風險將逐漸顯露。金融領域發生風險概率加大。實體經濟下行將導致銀行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額雙雙高企；同時，金融風險又會影響實體經濟的資金鍊，一旦鏈條某一環節出現問題而斷裂，將直接衝擊實體經濟，導致進一步的下滑甚至衰退，極易引發連鎖反應。此外，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任務也愈發緊迫。鉅額地方債務已經進入集中償債期，如何逐步化解地方債務風險成為新常態下一個不容忽視的挑戰。

產能過剩風險進一步加劇。經濟處於下行區間時，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持續多年高速增長的投資近幾年進入下行通道，導致前期已經形成的大量產能短期內難以消化，行業企業虧損愈發嚴重，同時部分領域的惡性競爭加劇也將問題進一步放大。產能過剩的範圍已經從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造船等傳統產業擴展到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化解產能過剩的任務更加艱鉅。

國家整體戰略和地區訴求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雖然經濟整體上已經下降至中高速增長區間，但部分省市依然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在國家新常態背景下，區域間的不平衡性將導致地區個性化發展訴求更為強烈，如何在保證達成國家宏觀經濟整體戰略目標的同時，採取差異化政策，協調好先發地區和後發地區的不同發展需求和利益訴求，將越來越成為不可迴避的重大問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