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銀元

1927年10月下旬，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當地農民武裝王佐、袁文才幫助下在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創建了革命根據地。第二年4月底，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餘部也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兩支紅軍部隊會師後，人數達到六千餘人，於是部隊的物資供應問題給人口不滿兩千，產糧不過萬擔的井岡山地區造成巨大的困難。那時紅軍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靠打土豪籌款，並且十分有限，甚至因為現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錢都經常發不出來。同時，“工農武裝割據”的游擊戰爭方式使得紅軍不能常住一個地方，到達新地方又必須用現洋購買糧食，於是部隊缺少銀元成為限制紅色區域發展的嚴重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湘贛兩省敵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實行頻繁的軍事“會剿”和嚴密的經濟“封鎖”，使得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危機。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穩定金融，發展經濟，1928年5月下旬，當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以後，毛澤東、朱德等決定在革命根據地創辦造幣廠，利用紅軍在戰鬥中繳獲的銀質首飾、器皿製造銀元，用以解決軍需給養和現金困難，活躍邊界經濟。 ^[2] 

“工”字銀元開始流通到市場後，由於技術原因，銀元品相還是比較粗糙，商人和羣眾不敢使用。為了提高“工”字銀元的信譽，工農兵政府在根據地設有兑換處，承諾“工”字銀元可以兑換國民黨統治區流通的“袁大頭”，並且對用“工”字銀元到紅軍開辦的公賣處或商店購買的物品，價格上給予優惠。經過各級工農兵政府的大力宣傳，人們瞭解到“工”字銀元是由紅軍鑄造，純銀且成色足，便逐漸樂意用外邊的銀元來兑換。於是，“工”字銀元在井岡山地區廣泛使用起來。又過了一段時間，湖南桂東及江西萬安、泰和等地的商人得到消息以後，也紛紛衝破敵人的封鎖，運輸各種物資到根據地內進行交易，並且願意將國民黨統治區流通的銀元兑換成“工”字銀元，結果使得“工”字銀元的流通使用大大超出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地域範圍。 ^[2] 

1928年冬，毛澤東率主力紅軍轉戰贛南，彭德懷率紅五軍和赤衞隊堅守井岡山根據地。由於敵強我弱，1929年 1月下旬，在湘贛國民黨軍對井岡山發動的第三次“會剿”中，根據地失陷，上井村紅軍造幣廠廠房被敵焚燒，造幣設施被搗毀，工匠被衝散，鑄造師傅謝榮光在突圍時肩膀受傷，潛回老家龍川后因傷重而犧牲。中國紅色政權的第一個造幣廠被迫停止了生產。 ^[3] 

據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周新國先生的《武陵藏珍》考證：“工”字銀元這個特定名稱，是1975年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總行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調查組確定的，學者對其多有論述。劉鴻儒《社會主義貨幣與銀行問題》説得較詳細：“在鑄好的銀元上戳一個‘工’字，意思是‘工農蘇維埃’，以表示同各地軍閥遺留下來的銀元相區別。”1982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財政部科學研究所聯合編寫的《中國革命根據地貨幣》對“工”字銀元有類似的闡述，其不同點是：“在鑄好的銀元上打一個‘工’字，以示與原版區別，既防止現金外流，也含有工農蘇維埃的意思。”1986年6月，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幣史綱要》對“工”字銀元也有這樣的論述：“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開創了農村第一個根據地，次年（1928）5月，成立了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曾經發行過地方貨幣，如鑄造發行‘工字銀元’”。

井岡山上井造幣廠製造墨西哥鷹洋版“工”字銀元，可以從杜修經的回憶錄得到證明（《武陵藏珍》：圖302）。杜修經是1928年中共湖南省委派到井岡山視察的代表。他在《四上井岡山》一文中説，在聽取彙報後，由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陪同去視察了後方機關。“我們看望傷病員後，就來到另一個村子的小橋邊。那裏有一個鑄造銀洋的造幣廠，用的是墨西哥的模子，他們造出的銀洋，我還拿了兩個。毛澤東同志告訴我説，原來那裏是造假銀洋的地方，那時只有一個墨西哥的模子。他還告訴我，原來王佐也在這裏住過，造過銀洋。在這期間，我還在附近給水口山的工人同志傳達了省委的指示精神。”毛澤東告訴杜修經的話説得很明確，“原來那裏是造假銀洋的地方，那時只有一個墨西哥的模子”，不但説明了我們是利用現成技術，而且也説明了“工”字銀元為什麼是“墨西哥鷹洋版”的原因。前些年，上海印鈔廠廠史組張瀛、馮文華多次上井岡山，訪問井岡山地區尚健在的老人和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查閲當年在井岡山工作過的革命前輩所寫的回憶錄，參觀有關實物和井岡山造幣廠舊址，都證實杜修經的回憶是真實的。